Yang Guoqiang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whether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salvage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Posted on

晚清“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

来源:澎湃新闻 2015-10-15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编者按】7月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的办公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12月版),算是一次小型的读书会。小扣小鸣,大叩大鸣,我们整理了部分对话,杨国强先生又对初稿从头捋了一遍,几乎等于重写。因篇幅较长,兹分两次发布。本文是上篇。

晚清“残局”能否走活

戴海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晚清中国从庚申的“变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相应的,新旧交战和更替愈演愈烈。从中外角力、权势格局转换的角度,中国到了20世纪初,无疑是“残局”的景象,但从趋新共识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积累和发展走势看,却仍有把残局“下活”的可能。那么,如何看待“残局不残”?“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其实从庚申的变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都是战争的结果,先是英法联军之役,后是甲午战争,再后是八国联军。所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国家面对的世局的认识和判断,以及这种认识判断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都与民族战争相因果。这里的变局、危局和残局,主要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国运和国势一路跌落的直观感受和总体统括。由此构成的是一种主观表述,但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的。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scholar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from an elite perspective

Posted on

以菁英眼光看晚清士人和社会

罗志田

来源:澎湃新闻2015年10月29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里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Qian Mu’s (钱穆) historiography as centered on culture

Posted on

杨国强说钱穆:以文化贯通历史

杨国强

来源:澎湃新闻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我读钱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钱穆的书大陆还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来读的,他家学渊源,有一部分书是我们想读而找不到的。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向别人借书,陈先生(按:指陈旭麓)曾说,读书人借书,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我借出去的书,也曾收不回来,将心比心,便不大向人借书。因为这本书是借来的,印象就深一点。到了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处理馆藏复本书,我就买了一本《国史大纲》,与借来的那一本版本略同。
当时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的是钱穆以文化说历史。后人好说史观,如果要说钱穆先生持什么史观的话,在我看来他是典型的文化史观。他用文化来贯通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非常独特,非常真实,也非常有解释力,说通了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对我们今天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在他那里是更本色地贯通为中国文化而融为一体。他实际上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用中国文化的演变来解释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国经济史》,读到最后,很容易感到他讲经济背后在意的其实还是文化,与之相类似的,他讲政治背后有文化,讲社会背后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说他用文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已经很全面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是就他触及的部分来说,其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有很强的思想贯透力。从钱穆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读史者汇融悟解之后所能达到的通达的历史视野。古人讲史学史识,我想读史既需要历史的视野,也需要真实的史料,但有时候视野比史料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Qing scholarship and the errors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

Posted on

清学和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

杨国强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03-20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比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里“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中国人与新思想结缘之容易不能不算是异乎寻常。但究其底里,则太过容易实际上便是非常轻易。

中国文化重道、学、政相绾连,从而相信学术会最终地和内在地影响政治。因此王夫之论宋代政事而不满于王安石,曾直谓之“以学术杀天下”。若由晚清以来的近代 思想走向,以及这种思想走向牵引下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嬗蜕着眼,上溯清代二百六十年间的学术取向和流变,则其两头关联的厘然可见,正说明古人留下的老生常谈里常常会有真知灼见。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the imperial exam system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Posted on

科举制度与历史思考

杨国强

来源:信息雷达2015年6月8日微信公众号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and here.

 

自封建变为郡县,则帝王治理天下不得不选官。

与世路里的这种社会变迁相比,作为早生的观念,《春秋》讥世卿,已表达了儒学以“尚贤”为义所固然和理之应有的政治理想。孔子说“选贤与能”,孟子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要义都在于放开贤路和“立贤无方”。因此,由世卿变为选官,引此以为理路,便是由世及变为尚贤。汉代始行察举取士,而多以“贤良方正”为名目,正可以看到理想政治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和规范。顾炎武说其时的“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则察举之能够成为一种制度而用来选贤选官,皆本乎以名荐人而又循名责实。以名荐人,说明了名常常走得比实更远;循名责实,又说明了名实之间会有不能贴合和不相对称。两者都反照了名实的异同,从而两者都反照了存在于察举制度里的无法密封的空隙。因此,当“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至“好为苛难,遂成风俗”之日,常常是“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演为积久而成的时趋。虽说“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都属名实不能相印,但前一面犹能砥砺风节,后一面则淆乱真假,并因淆乱真假而淆乱了旨在举贤的选法。之后是世风与选法交相变迁之下的名实相悖和循名不能责实。迨魏晋之后,“荐举征辟”与“九品官人法”相嬗递,以名荐人已骎骎乎日趋而日归于以族选人,随之是“好为苛难”和“刻情修容”皆穷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势)族”的两头截然界分之中。世家多上品,其初始的渊源应当来自于世家更重子弟的养和教,因此世家子弟大半更加可观。但当选官与家族的依连一路固化而深度板结,致“州郡大吏,但取门资”成为一种长期性和普遍性之后,儒学以“立贤无方”为贤人政治题中应有之义的道理,便在南朝与北朝的选官过程里都由奄奄一息而荡然无存了。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始于“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自身在两头界分的固化板结里内外俱困而四面支绌。而后隋代继起,“罢九品中正,选举不本乡曲”,并因此而使行之已经数百年的察举制度不得不变。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Confucianism, scholars and modern China

Posted on

儒学、士人与近代中国

——杨国强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2月22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西方人的到来既是不可回避的,又是不可摆脱的。而由此概括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万国梯航成创局”,则都非常明白地说明,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本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外。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然后深深的创痛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力行。因此,这一代人对西人冲击的回应,实际上显示的正是儒学对西人冲击的回应。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ange in thought triggered by it

Posted on

变法的非自然性与破坏、建设的不对称性

杨国强

演讲人: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题:国耻激生的思想丕变——甲午战争120年再思

时间:2014年8月18日
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记者: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来源:澎湃新闻2014-09-04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