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Fansen

Tang Xiaobing (唐小兵)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awareness of Qing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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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谈清代知识人的道德意识

作者:唐小兵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0日201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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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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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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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访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招牌不能改

黄毅力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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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本文是约摸十年前,《笨港》杂志对王汎森教授的访谈。王汎森教授在台湾北港长大,生命历程自然与北港息息相关。此篇访谈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探讨并不是是专门的学术问题,而是王汎森教授的家庭、工作、学术、生活与成长经历面面观。虽是旧访谈,值得新读。

◎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我应该回答哪一个家庭?我习惯上是先回答我父亲的这个大家庭,然后再回答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父亲王文振是一位教育家,他是早期台中师范的毕业生,在他那个年代,能够读书的人不多,所以二十九岁就开始当国校校长,一直到退休。我也曾经读过父亲所办的学校-兴南国小,记得有一次上课驼着背趴着桌子,父亲巡堂经过,拿了一支扫把往我的椅背用力一打,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母亲四十几岁就因病逝世了,父亲后来续娶了洪夙姿女士─就是我们敬爱的阿姨,使得他这几十年生活有了相依的老伴。我的大姐王淑媺也是国小校长,她担任这个工作时好像比父亲稍晚几岁,那时我父亲还未退休,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开会,父亲当时最得意的事便是父女一起开校长会议。

我常常告诉别人,我的大姐才华高、能力强,如果不是投入国小教育行列,她的成就早该超越我们。大哥王汎荧,小时候是天才儿童,智商特高,小学一年级读完直接跳级三年级。他的高中生活大部份在篮球场上度过,但他还是考上台大。大哥从台大毕业之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取得博士后,曾在南加大担任助理教授,后来回台大兽医系任教,现在是该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我的二姐王淑女,是家庭主妇,在先生的牙医诊所工作。小弟王昱峰是台师大博士候选人,目前担任高中老师,同时在大学教授通识课程,他的学问之广,读书之多,恐怕少有人能及。在现实世界里,他是个能享受学问的幸福人。

至于我自己的小家庭:我太太也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她同我一起负笈美国时,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了一个硕士,也曾任教于美国颇负盛名的罗伦斯维尔高中(Lawrence ville High School),表现优异,备受校方肯定,目前在中研院担任秘书。她在罗伦斯维尔高中教书时,工作非常认真,美国同事很期待她留在团队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六年级,一个是小学三年级,他们的成长很均匀,也都非常喜欢广泛的阅读,心灵很纯净,非常难得。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尽责的先生,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太少花时间在家庭。有不少朋友警告我,“小孩很快就长大,你很快就要失去这段宝贵岁月了”──也许这就是学问的代价吧。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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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以章太炎为例

王汎森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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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全文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国粹运动与汉族历史记忆之复返——尤其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记忆。从道光、咸丰以来,这一段历史记忆便逐渐复苏了,在这篇文字中主要是以晚清最具领导性、而又与革命行动最为密切的章太炎及国粹运动为主。第二,在召唤历史记忆之时,原本已经成为潜流的一些汉族生活仪式,是否重新浮现,并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后则想谈谈在近代国家构成中,这一些记忆资源在现实行动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在现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清朝末年关于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过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最后是革命派胜利。这批革命志士已不再像清朝政权正式取得汉族士大夫的信仰之后的世世代代,把所谓“国”和满族政权视为一体。“国”与清廷这个两百多年无人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而在促使二者分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国家观念使得人们不再认为“国”就是朝廷,梁启超在晚清提倡的国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同时,清代后期逐步回返的历史记忆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此处必须强调,清朝政权在现实上的挫败是引起所有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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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近代史研究,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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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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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book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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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罗志田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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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汎森先生的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关注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并通过将其与生活史相联系,广泛论述了“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第二部分则以文字狱、禁书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著名学者罗志田先生曾为本书撰写书评(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将全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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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by Wang Guo (王果)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book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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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状而无形”:清代士人的思想世界

王果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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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观念,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意指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会渗入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区域都会受其影响。王汎森教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借用这一观念,从零散的日常经验和微观叙事入手,探寻清代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隐匿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活多姿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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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the notion of “future”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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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王汎森

2015-10-16

王汎森 | 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

 

“未来”是个包罗广大的问题,从1900年至1930年左右,短短二三十年间,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连带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计划呈现巨大变化,“未来”成为一个无以名之的巨大力量。近代中国,经过晚清以来的历史巨变,过去与现在变得愈来愈不相似,范例式史学也逐渐没落。

晚清民初流行的几种新史学,所带出来的新时间观与传统史学有所不同,也使得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性质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些史学带有寻找并建立公例、律则、规律的特色。它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认为历史中可以找到规律;另一种是以律则或类似律则的方式在写历史。

“未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包含的子题很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达到“未来”?是谁的“未来”?是谁决定“未来”应该怎样?是谁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未来”?在“现在”“过去”“未来”三际之中,“未来”的分量如何?它只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中共通的一际,还是压倒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时间?另外,“未来”究竟是邈远难知,因而可以置而不论,还是能知的甚至是“已知”的?以上问题不只牵涉到现实、政治、人生,也牵涉到学术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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