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ology

Liang Yi (梁怡) requesting to respect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current foreign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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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

梁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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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对海外相关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重视海外当代中国史研究话语权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内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所在。

  话语权是最近几年学界的流行词之一,它指的是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一种社会关系,具有潜在的现实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如果将话语权比作一个浇花的喷水壶,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其话语的影响力就到达哪里。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提升。海外中国学领域借助发达的网络平台评说中国,关注和参与的群体、领域、范围都发展很快,对当代中国的报道和评述铺天盖地而来。研究者对中国前景的看法基本分成乐观、中间和悲观三类,个别学者的研究观点转向比较快。外部正面、负面信息混杂也搅得国内的意识形态百态丛生。内外联系起来看,包括话语上的“围城现象”,讨论上的“非理性”与“不对称”,传播上的“蝴蝶效应”,价值判断上的“中性化”、“模糊化”等。鉴于此,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角度考虑,海外中国史研究不仅应被提上议程,更应考虑如何把海外中国史研究的话语权落在实处。

  掌握档案发布的话语权

  这主要指通过发布真实的历史档案,澄清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因外国人长期使用非权威数据进行研究而歪曲的历史事实,驳斥此前的错误结论。费正清、费维恺、齐慕实等人都提过,冷战时期,研究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手材料奇缺,只能以从港台转手的材料为主,由此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准确度。今天,我们要对外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应特别重视外国人研究中国时所用的档案、文献和数据的来源与研究结论之间的直接关系。特别是关于土地改革、“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些敏感历史话题,国外的著作很多,但中国人自己写的外文版著述在海外难以见到,一些真相就被掩盖了。因此,中方文献的权威发布十分重要。公布真实的解密档案,可以阻止长期以来外部的“以讹传讹”,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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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Huang Xingtao (黄兴涛) discussing in the Guangming ribao the question of why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voices critical of the enligthenment were so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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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启蒙批评何以如此“微弱”?

——回应艾恺先生提出的问题与解释

黄兴涛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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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Guy Alitto)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研读过他的两部著作,一部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性)的困境》(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一部是他用中文写就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台湾版更早,名为《文化守成主义论》)。他的这两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在中国学界都很有影响。艾恺先生把体现启蒙方案的现代化追求看作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认为它的进展总是以不断毁灭对人类仍然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启蒙和启蒙批判,不仅相伴而生,而且此种冲突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冲突实源于人性深处无法消弭的内在矛盾。这种哲理性思考,曾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正面价值,艾恺先生甚至还有意将“保守”译作“守成”(取孙中山“守成不易,创业维艰”中的用法),因为在中国,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保守”与顽固、落后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他的别具匠心。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Lo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Zhang Guangda (张广达) on 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and French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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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达专访:沙畹与法国现代汉学

记者:李丹婕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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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一再展现骄人的成就,巴黎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汉学中心。法国汉学在这一时期的领先优势,即便在欧洲,也得到当时英、德、荷、俄、匈、瑞典等国诸多有成就学者的首肯。鉴于这一形势,陈垣等中国学者多次表示,应当将汉学中心由巴黎夺回到中国来;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陈述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必要,揆其初衷,也未尝不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法国的汉学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在于当时的法国汉学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问题意识:若要使汉学研究富有成果,就不仅需要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东亚的传统旧学,也需要善于参照西方的古典旧学,借鉴近代西方日新月异的新知,促使汉学更加邃密深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断更新或转型,推陈出新。换言之,法国汉学之领先,在于既不忘记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学问的成就而加以继承,又在处理具体课题的方式方法上致力于在知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做出调整与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水准及其范式的要求。在这一治学程序的转变过程中,无疑,爱德华·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在承上启下、融会中西的旧学新知方面涉及的领域最广泛、最富首创性,可以说是在实践中带头的核心人物。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Interview with 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Sinolog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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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有人没喝醉,记得带大家回家

台湾三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

王汎森

王汎森,1958年生,台湾云林人。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4年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3-2009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10年至今任“中研院”副院长。

 

来源:新京报 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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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台湾学界中生代学者的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2012年,王汎森的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引进,颇受大陆学界关注并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如果把胡适、傅斯年、郭廷以等算作第一代,余英时、许倬云算作第二代,那么王汎森等学者可算作台湾第三代学者。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在2010年升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可算是台湾人文学科的领导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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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American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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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的走向

桑兵

 

2015-02-04

来源:北大博雅

作者:桑兵

摘要:随着美国汉学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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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hang Shaojun (张昭军) on how the notion of studying the “national past” (国故) was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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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

张昭军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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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关键词】国学;文化史;整理国故;范式;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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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Li Xiaoqian’s (李孝迁) monograph on how sinology influenc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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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学如何影响中国史学?——读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毛志辉

(《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 李孝迁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报》201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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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ok, please see our former post :

Historian Li Xiaoqian’s (李孝迁) new monograph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Sinology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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