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g Bing

Lecture by 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Chen Yinque’s (陈寅恪) historical methodology of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fro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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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2015-11-28
文献学与思想史

 

时间:2008年11月12日

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国学与汉学》、《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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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Zhang Taiyuan (张太原) on Sang Bing’s (桑兵) book on the methods and paradigms of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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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张太原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9月28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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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晚清民国,常常被称为近代中国,尽管边际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此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重新寻找真实的晚清民国成为治近代史者一个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如何走进蕴含着多重世界的晚清民国,即使对于专业治史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化近代史研究,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桑兵教授的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于知旧,不温故何以知新?这里说的“知”和“温”,不是简单的通晓,而是力求穷尽。

作者自己讲:“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或者“不必号称创新发现,而学问可以日益精进”。作者表示,“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但是,如此之“旧”,对于一般的后学可能反而耳目一新。曾几何时,中国学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在史学方法上,又曾几何时,推崇一方,打倒一方,致使当下一般后学未必就懂得基础门径,更谈不上良法美意。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以平等开放的态度,把近代众多前贤的治学良方熔于一炉,实际上蕴含着对近代学术流变的反思,其本身所昭示的大概不仅仅是“旧”。况且,其中“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不乏作者自己的“治学所悟”,即个人治学经验的结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治史应世的期许。大而言之,该书着眼于学问的整体发展,总结既往,提升当下,启示未来;小而言之,该书展示了治学的一些基础门径与取法。这里仅就容易引起疑惑的两个问题谈一下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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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and abstracts of the latest issu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近代史研究, 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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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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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how to approach the issue of “nation” and “borderland” in new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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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边疆”问题研究如何另辟蹊径

桑兵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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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中,“民族”与“边疆”可谓关键视点。桑兵先生在本文中就如何“摆脱目前在民族及边疆问题上的纠结与尴尬”、如何另辟蹊径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别开生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出自《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清末的《皇朝一统图》
          以今日的观念论,中国现在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大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惯常使用的缩略语“老少边穷”,即是人们印象中二者存在紧密关系的显例。不过,认真追究,这样的观念看似有着历史文化的凭借,也在先验地接受了相关概念的前提下描述了现状,实际上却大有可议。要想重新考究和恰当理解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来龙去脉,至少应当遵循下列准则:其一,回到“无”的境界,理解没有后来集合概念,或是虽有却形同实异之时的思维及行事。其二,把握“有”的发生及其衍化,寻绎相关集合概念的渊源流变,以及与所指事物是否契合。其三,不以中、东、西学的概念做翻译对应式解读,尤其不要用后来形成的概念作为关键词去上溯,找寻典籍中似曾相识、实则意涵各异的词汇,而要回到各自的语境理解各自的概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由格义附会导致的变异。其四,随时随地充分自觉作为方便名词的不得不用和作为关键概念的慎用之间的联系与分别。缺少这些认识和意识,很难讨论相关问题,或是勉强讨论,却只能各说各话,无法交集。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且始终保持高度自觉,看似轻而易举,其实是对学人智慧见识的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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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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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

桑兵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爱思想2015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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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为一整体的学问,应在全面关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治学的必由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研究的起步较晚,结论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偏狭,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1]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货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曰旧而追求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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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on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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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桑兵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爱思想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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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学人沿袭清中叶以来的风气转换,对于赵宋一代的学术文化渐趋推崇,同时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中古历史开始受到重视。两相作用,关于宋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层面日益扩展深入,意见分歧也逐渐多点展开。不无蹊跷的是,对于宋代越是推崇备至的学人,如陈寅恪、傅斯年等,反而很少直接下手撰写关于宋代的论著。而其提出的各种问题,却陆续引起宋代研究专家以及关注这一时期的各科学人的回应讨论。其间玄奥,颇为耐人寻味。对于陈寅恪重视宋代而无直接著述一事,学人已经有所注意,并且概括陈的宋代观或宋学理念。①可是陈寅恪等人关于宋代研究的种种议论引起近代学人广泛讨论的渊源流变,却鲜有通盘爬梳解读,因而论及相关史事文本,误读错解不少。梳理相关史事,将思想学术还原为历史,可以进一步把握陈寅恪及其他学人对于宋代看法的异同,探寻其何以无宋代专著的缘由。而以陈寅恪等人所主张的办法,寻绎当时学人重视宋代的前因后果和各自侧重,及其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宋代史学、新宋学的讨论争议②,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学人关于宋代言说的本意,而且对于今日研治宋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都有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治学须取法乎上,以免等而下之。有鉴于此,不揣冒昧,就近代学人关于重修宋史、宋学渊源以及新史学和新宋学等事,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③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New publication by 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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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桑兵

 

2015-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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