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min ribao

Historian Wang Xuedian (王学典) on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return to and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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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王学典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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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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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between historian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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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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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德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穆 欣(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何铭生(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院公关部专员)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开科(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系副教授)

  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充分认识的原因何在?

  胡德坤: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世界大国尤其是二战战胜国,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关二战的资料,出版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堪称汗牛充栋。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很多国家的二战史著作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有关中国战场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美国附属国地位的基础上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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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An Zuozhang (安作璋) 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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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的传承与创新

安作璋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9月21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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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走过一些弯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历史学如何继承悠久传统和丰厚遗产并不断创新,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20世纪初,率先打破两千年史学旧传统、举起“新史学”大旗的是梁启超。之后,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代史并作出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用于指导历史研究,使中国历史学呈现新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研究的最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师,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老一辈的史学家都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历史。例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作续篇。侯外庐在自传《韧的追求》里特别讲到,他1943年获得一篇马克思遗稿的俄译本,请一位同志译为中文,读后“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和勇气”。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之处。比如,存在公式化、简单化和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有非历史主义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有的人往往把精力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语句上,忽视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实际上,这些做法恰恰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随着时代发展,历史研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论,但我们始终不能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立场观点方法,并将其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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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Yang Xiangyin (杨祥银)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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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的数字化转型

杨祥银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9月21日第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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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实践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直接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发展。美国现代口述史学代表人物阿兰·内文斯就曾直言:“口述史学诞生于现代发明与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人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改变着我们记录、保存、编目、索引、检索、解释、分享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式。这既给口述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以书写抄本为基础的口述历史传统模式带来严重挑战,甚至在最基本的术语使用问题上,“数字化讲故事”也开始逐渐代替“口述历史”。从数字化记录、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传播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口述史学的数字化转型轨迹。

数字化记录使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作为核心环节,口述历史访谈过程的适当记录是实现口述历史资料后续处理和有效应用的基础。因此,在过去60多年间,口述历史研究者总是紧随记录(录音与录影)技术的发展潮流。自第一套记录设备问世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所使用的记录设备与技术经历了相当显著的变化,从最初的蜡筒式留声机一直发展到今日的网络应用程序。美国民间口述历史推动机构——故事团(StoryCorps)于2015年3月发布了免费移动应用程序“StoryCorps”,试图真正实现“自己动手做口述历史”。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口述历史研究者也开始通过网络摄像机和远程网络视频会议系统等进行突破地理障碍的“跨空间访谈”,这不仅严重挑战传统的“面对面访谈”模式,同时也对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定义、方法与理论等产生重大冲击。记录技术的发展不仅为研究者与未来的潜在用户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口述历史资源,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普通人参与到这场“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学术与社会运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化记录技术为实现口述历史的“民主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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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uo Yuhe (左玉河) on the validity of oral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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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探寻记忆之真到逼近历史之真

口述历史视域中的真实性

左玉河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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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方式发掘、采集、整理与保存口述者的历史记忆,呈现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基础,发掘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但受口述者生理、心理及社会环境因素等影响,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经常遭到质疑。口述者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历史真实?历史记忆呈现为口述历史要经过哪些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对历史记忆及其呈现起了怎样的过滤和阻隔作用?这些都是口述史学必须深入探究的关键问题。只有对口述历史视域中的真实性有深刻认识,才能不断从探寻记忆之真到逼近历史之真。

  历史记忆呈现方式制约口述历史的真实

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探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口述历史是以挖掘历史记忆的方式追求客观的历史真实,其特点是以口述者的历史记忆为凭据再现历史真实。历史记忆是指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它是呈现口述历史真实的一种主要方式。因此,口述历史的真实性来自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口述历史真实与否,取决于口述者叙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取决于口述者能否将记忆之真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出来。既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主要取决于历史记忆的真实性,那么,历史记忆储存及其呈现方式的局限必然制约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s Xu Zhena (许哲娜) and Ren Jidong (任吉东) on how to transform research on urban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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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

以口述史学推动城市史研究模式转变(学科走向)

许哲娜、任吉东

来源:人民日报2015-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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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历史研究开始了“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在城市史研究中,这种学术转向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学者认为,城市中市民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理应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眼光向下”之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日常生活世界”、被有意无意遮掩在城市霓虹灯下的“隐痛”、与城市发展“主流”格格不入的“边缘”现象等逐渐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关注。城市史的这种研究模式转变,是与口述史学的推动紧密相关的。

口述史学近年来同样经历了“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最初的口述历史以社会名流、各界精英为主要访谈对象,以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内幕细节为主要访谈内容。近年来,受“眼光向下”学术潮流的影响,口述历史访谈对象也开始转向普通民众。具体到城市史研究中,访谈内容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行为模式与文化适应策略、情感流动方向与心灵变化轨迹。这类访谈弥补了书面文献多限于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缺陷,为城市史研究以普通民众为对象、以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基础。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的口述,打破了城市史过去“一元”“单向”的研究模式,引起城市史研究模式的转变。所谓“一元”,主要指史料来源的单一导致认识模式的单一。如果研究者习惯于从官方文献与精英话语中爬梳资料,就很难摆脱精英主义的思维窠臼。所谓“单向”,主要是指研究者从先验化、概念化的“现代化”“城镇化”出发去裁度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一元”“单向”的研究模式导致城市史研究出现了诸多偏差。比如,某些历史细节一旦不能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话语体系内得以解释,就会被视为“历史的碎屑或支流”“茶余饭后的闲谈”而遭到冷落;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宏大叙事中,普通民众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常常被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的对立面。口述史学被引入之后,城市史研究模式开始有了自觉转变。通过口述史学实践,被采访者作为历史实际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富有感染力的叙述很容易对采访者的历史意识产生一定影响,从而有助于“民众思维”的形成,并与城市史研究的传统方法进行对话、碰撞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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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2nd ICHS in the Chinese media: on the rise of popular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hanges in historical knowledge — from the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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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性历史认识的缺位和非规范性历史认识的流行,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历史学者要会向公众讲历史(治学者)

本报记者 卞民德 潘俊强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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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又将留下新的历史,认清来路才能眺望未来。然而,在当下,却有着不少对于历史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有人解构崇高,矮化甚至丑化英雄,有人罔顾史实,用支流否定主流……种种现象,反映出历史普及和历史教育的缺失。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如何将专业的学术成果,转化为乐见、易懂的形式向公众传播?对于历史教育者而言,又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学会理性客观地认识历史?本版今起推出连续报道,关注历史普及和教育中的困难与问题,探寻解决之道。

——编  者

“我们时代的历史,将由影视制作人来书写吗?”

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坦言,今天的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流行文化发达、传播渠道多元的当下,如何传递自己的声音?

台下,来自山东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学典教授感同身受。数年前,他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与同行们一起尝试向公众普及更严谨真实的历史。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