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s

Philosopher Qian Yongxiang (钱永祥) on history and the moral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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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历史,重建道德

钱永祥

来源:《读书》2014年第8期, 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6-02-11

作者: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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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的政治哲学课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斯蒂芬·平克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带给我直接又深远的冲击与启发,回响所及,对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路调整很有助益。

这本书为什么引发我如此大的共鸣与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全面挑战现代人对“历史”与“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从而使人类的道德感性与社会实践都有了新的含义、新的方向。我认为,它值得所有关切历史与道德之现世意义的思想者重视。有鉴于今天的中国正面对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战,这本书特别值得译成中文,供中文读者参考。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Sociologist Guo Yuhua (郭于华) on how power emasculates our histor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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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郭于华

来源:现代大学周刊微信公众号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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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发表的关于普通人记忆的历史,透过宏达叙事的历史、英雄的历史,作者调查访谈了大量普通人,他们是怎么口述历史的。在记忆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主导,让我们选择性记忆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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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Huang Kewu (黄克武) on Jiang Jieshi (蒋介石), self-cultivation and rulership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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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国:蒋介石的省克生活

黄克武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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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蒋中正总统五记》中的《省克记》收录了蒋氏日记之中关于自我反省的记载,这一部分史料可让我们了解蒋介石如何修身以及修身与治国间的关系。作者在文中以“省克记”为基础,分析蒋介石的省克思想及其生活实践。蒋氏的公私生活与内心世界由此可见一斑。本文摘选自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作者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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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historian Qu Lindong (瞿林东) on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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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2015-11-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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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做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其恢宏的思考空间,促使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此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而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做出改进是必要的。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

[责任编辑:康慧珍]

Why did Qin Hui’s (秦晖) new book “Lea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ehind” disappear from the shelves?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Liu Yu’s (刘瑜)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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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ldom comment on the texts posted, but this is a must-read indicative of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to Chinese academia in general and 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particular!

秦晖新书《走出帝制》为什么全面下架?刘瑜的这篇书评里有答案

 

2015-11-29

刘瑜:《走出帝制》,走不出的底子


今年10月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出版新著《走出帝制》,出版社为群言出版社。最近两天,《走出帝制》被勒令下架,一夜之间从当当、亚马逊、京东消失,出版社方面也被约谈。眼前所见,正是对“走出帝制”这一命题的当下意义的最好注解。

《走出帝制》究竟在讲什么?知名学者刘瑜通过“观察中国”与读者分享她为《走出帝制》所作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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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Song Guangbo (宋广波) on Xia Nai’s (夏鼐) role in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Hu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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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

宋广波

                                                              夏鼐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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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绝傅斯年请其押运古物赴台的要求后,离南京返温州故家——他对现政权已没有丝毫信心。与夏鼐相反,胡适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受蒋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开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蒋介石的时期。从此,胡适与夏鼐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1949年以后,在大陆已变成批判对象的胡适,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泽东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又亲自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次运动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机构来具体实施。正是这场运动,使夏鼐与胡适又有了一点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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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 Hou Yangxiang (侯样祥) on 2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need to overcome tab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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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研究20年:正视缺憾,突破禁区

侯样祥
時間: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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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学者。从事新闻出版工作20余年,曾任中国文化报编委,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编审;为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研究方向涉及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学、艺术学、文化发展战略等。
《抗日战争史》丛书(政治系列9本,人物系列5本,军事系列11本,外交系列8本,综合系列7本,经济系列3本,文化系列1本),王桧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1年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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