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iodization

Historian Zhang Haipeng (张海鹏)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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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张海鹏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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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定义不能说是完整的、准确的。

 

胡绳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界

 

1949年以前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是否区分、如何区分,并不十分在意。这也许跟那个年代里,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在进行中,不无关系。换句话说,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完整学科,还在形成过程中。

 

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此文的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胡绳非常明确地把中国近代历史本身的时限范围,限制在1840年至1919年之间,这次讨论也基本遵循了这一分期。于是,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此后,学术界往往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范文澜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这个说明明确指出了“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这个事实。范著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几乎就定在1840年至1919年。可以这样说,1999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其时限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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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Jie Peimin (焦培民)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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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分期新论

  【摘 要】五形态说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大陆史学指导思想长达60多年,至今其问题逐渐显现:一是分期标准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二是集中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对历史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和全面系统的概括,其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与现代社会观念相差较远,不符合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不利于史学研究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不利于史学向社会提供广泛有益的借鉴。中国历史可从政治角度划分为游群、部落、封建、郡县、共和五个时代。后三个时代,国家出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阶级之间关系,是国家公共性和阶级性的体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历史分期,五种形态,游群、部落、封建、郡县、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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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iu Linhai (刘林海) on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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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

刘林海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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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也是在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关键。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中国史学界在中国历史分期的研究上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由传统朝代史编纂模式转向线性进步分段论, 近代西方的历史三分理论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其中, 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和实践对转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西方的分期理论为基础, 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主要线索, 出现了不同的分期理论和实践, 也有批判性的反思。第二次转型发端于20世纪20-30 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到50年代末正式完成。在这次向马克思主义史观转变的过程中, 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分期依据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最终确立, 其中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五种生产方式分期体系的确立, 研究的重点也由分期理论选择之争转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如何分期的讨论。历史分期的转型切合了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需要,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学科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提供了一些值得认真反思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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