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rative

Li Junling (李俊领) on the state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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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written, very informative and thoughtful book review!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李俊领

 

文章来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12日

 

摘要: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该领域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其实证研究部分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别致的好故事;二是在范式上缺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识,仍未自觉走出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三是学术史回顾的功课有待深入。该书的理论探索富有前瞻性,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当前的瓶颈确有启发意义。沿着该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将“日常生活”建构为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历史诠释体系,或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史 现代中国 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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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Chen Hongmin (陈红民) on the three faces of Jiang Jieshi (蒋介石)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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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三张面孔”

陈红民

来源:澎湃新闻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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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蒋介石”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语境下的蒋介石,学术研究中的蒋介石与网络公众层面的蒋介石。他们分别对应政治宣传的史学、史学研究与公众史学。

在1978年之前,这三者是基本统一的,“革命史观”一统天下,“蒋介石”是作为革命对象的象征存在着。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1948年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成为1976年前中国大陆具有压倒性影响的著作,时间长达近三十年。1949年4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人民公敌蒋介石》,此后多次重印,至1965年11月共印刷14次,发行总量达61.4万册。“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成为一个招牌,以此命名衍生的资料,如漫画集、宣传材料等层出不穷。《人民公敌蒋介石》并非历史学家所著,但却成了持续近30多年引导政治宣传与史学研究的“经典”。不仅社会大众完全被其引导,就是史学界的“研究”,也无非是对这样的结论进行注解。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方面,有着诸多的“禁区”。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三张面孔”  左为陈伯达著《人民公敌蒋介石》,南开大学印刷厂,1953年。右为同题连环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印,1962年。

从学术史上讲,1978年之前的“蒋介石研究”是否属于学术范畴,值得探讨。有学者认为那是宣传,不是学术研究。但笔者倾向于肯定其学术研究的性质,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其局限性。如果否定那30年的“蒋介石研究”,则1949-1978年间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在“革命史观”主导下进行,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差不多也要被排斥在学术范畴之外,这对前辈的史学工作者很不公正。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以“革命史观”来评断蒋介石言行的研究成果,仍层出不穷。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运动,两岸关系的解冻及新史料的出现,关于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渐趋活跃,至今已成为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学术成果很多,全球各地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原来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险学”,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的“显学”。这种基于新的史观、新的史料的学术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构了原先那个作为政治符号的蒋介石,正在重构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因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新媒体的出现等,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人们可以更多元地考虑问题与表达意志。部分民众反感此前对蒋介石的片面评价与认识,强烈地要求重新认识与评价中国近代史的史事与人物。在互联网上,“怀念民国”,尊称蒋介石为“蒋公”,列出其“历史功绩”的人不少。他们的言论比较感性,基本上采取“当局肯定的我就否定,当局否定的我就肯定”的立场,有选择性地罗列史实,缺乏全面客观与理性分析。

如此,则现时的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三个层面不同的蒋介石研究,或者蒋介石形象。这个三个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对立的,如果要问什么是“最好的蒋介石研究”,真还没有统一标准,只能从不同的层面去评说。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三张面孔”                                            蒋介石肖像

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蒋介石

列入“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全国统一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虽不是专论蒋介石的,但对蒋介石有一些定性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前“革命史观”之下的“蒋介石形象”,试举二例:

1、蒋介石为大革命时期的“投机者”:

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震惊。它们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周恩来说过,蒋介石“虽曾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

……

1927年英美制造的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2、蒋介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妥协者”: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的国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

在此,可以将60多年前《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对此二时期蒋介石的评论叙谈对照:

1、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篡党篡军篡政”:

(蒋介石利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窃取了国民党党权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历史的过程是:经过篡军(第一军)以篡党篡政,现在又再经过篡党以进一步地篡军篡政。蒋介石企图在这个“总司令”的名义下,形成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这一切军事独裁的规模,实际上乃是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蒋介石准备最后背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事业的一种布置。

2、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的动机“是从四大家族的财产与统治出发”,他“不打日本人”:

(蒋介石的抗战路线,是压迫人民的、不断企图与日寇妥协的、片面的消极的应战)蒋介石的抗战(他本来叫做应战)既然不是出于真心,不是从保卫民族出发,而是从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出发,不是从中国民族、中国人民出发,而是从国际的政治投机、观看英美帝国主义的风色出发,因此,他的所谓“抗战”就命定是失败主义,而且也就随时准备相机把抗战结束。

蒋介石不打日本人,专门从事反共的工作,已是天下皆知的事。

两相对照,与《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论断相比,虽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蒋介石仍是作为“人民公敌”、“反动政权头目”出现的,但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且少了谩骂性的定语。然而,其蒋介石早年“投机革命”与“对日妥协”的结论,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有些差距。

  学术研究层面的蒋介石

学术研究层面的“蒋介石”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蒋介石”演化而来,而1978年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已有分立之势。原因有二:1、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以“革命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评断所有历史人物、事件的标准是看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而学术研究不可能只依一种史观研究,当下的中国史学界,不少学者运用“民族主义史观”、“民众史观”、“现代化史观”(包括“后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进行研究。有些学者正是学习新史观过程中,发现既有蒋介石研究中的偏差而以从事新研究以纠偏的。2、学术研究更遵循“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实事求是。最近20年蒋介石相关资料层出不穷,是学术进步的源与动力之一。

冷静地分析,在过了一阵子热闹与繁荣之后,近10多年来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的弱点也有所显现:多数的研究是集中于具体事件的个案,过于精致琐碎,缺少对蒋介石整体研究,也缺少对蒋介石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杨天石教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学术界公认研究蒋介石的代表作,由近20篇优秀论文构成,每篇就一个相关问题进行考证或纠偏。杨天石对从整体研究与评价蒋介石的难度有清醒的认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此一状况,当然和研究的环境严苛与起步不久有关,然而,如果未来的研究仍陷在“碎片化”的泥沼中,学术进步就不会太大。

因此,未来学术层面的蒋介石研究,要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发掘新史料,要走“学术化”与“国际化”的路子。不能单纯地意气用事,迎合大众,“做翻案文章”。要蒋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蒋的经历,也是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不要孤立地研究与评论他。这样的研究,会更有启发意义。

笔者最近研究的两个课题是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的关系、蒋介石与陈诚的关系,在前一个研究中,笔者试着将蒋、胡关系置于近代威权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考察,在后一个研究中,试着将蒋、陈的关系置于近代中国权力继承的模式中考察。这样的研究,虽达不到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至少也超出了就蒋介石论蒋介石的层次。

有位大学就读于历史专业的成功企业家说,“对学历史的人来讲,我们认为枝节末梢可以非常传神,但花絮就是花絮,我们要描述它主要的东西和基本的框架,它的内因和作用机制方方面面。”一个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尚有此觉悟,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更应该跳出“碎片化”的泥沼,在蒋介石的总体研究多着力。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三张面孔”                                         近年涌现的部分蒋介石研究著作

  公众网络层面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民众自然各自有看法,套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应该是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蒋介石。原本缺乏表达工具的普通民众,受益于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便利,有了表达的“自由”与阵地。蒋介石是一些历史类、政论类论坛的重要议题,各种评价纷呈,争辩激烈。有的“拥蒋”的言论十分偏激,却也引来“粉丝”的好评。

有位历史系的教授说过一段经历,他有次看到网络上一些赞誉蒋介石的言论“十分过分”,与史实相去甚远,就登录上去传播些“正确的知识”,结果遭到“围攻”,被指为“毛左”、“五毛”。

克罗齐在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论断时,怎么都不会想到日后会有一个所有网民都能充当“历史学家”的网络时代,对历史的感悟与书写已不再是“学者”的专利。网民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与现实处境来从历史中找资源,臧否历史事件与人物,正体现了克罗齐论断的精髓与对历史解释的“现代性”。网民眼中的“蒋介石”就是他们认为真实的“蒋介石”,历史学者似乎也无权横加指摘。

对于以网络为代表正在兴起的社会公众对蒋介石的“热情”,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与引导。社会公众毕竟缺少正规的史学训练,很少接触到基础史料,他们感性、从众,甚至冲动,但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故学者不能再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应该在坚守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如为报纸写通俗文章,在文史类杂志上开专栏,帮助广播、电视制作专题类节目,到各地图书馆公开演讲等,引导社会大众,使他们得到正确的资讯,形成较正确的历史思维。这是公众史学所追求的目标。

(本文节选自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Discussion between historian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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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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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德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穆 欣(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何铭生(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院公关部专员)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开科(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系副教授)

  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充分认识的原因何在?

  胡德坤: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世界大国尤其是二战战胜国,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关二战的资料,出版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堪称汗牛充栋。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很多国家的二战史著作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有关中国战场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美国附属国地位的基础上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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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how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and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ctually do not contradict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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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不悖

马勇

来源:《团结报》2015年10月1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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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史学界来说,“现代化叙事”既旧且新。旧,是说这个模式发生很早,与“革命叙事”几乎同时;新,是说这个模式在过去二十几年对近代史研究形成很大冲击。近代中国许多主题,都在现代化模式冲击下重新思索表达方式。原先的革命叙事面临挑战。

 

民族主义叙事的发生

 

就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而言,如果从学术史层面讨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是对立的两极,更不会视若仇雠。近代中国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西方因素,而在诸多西方因素中,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早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叙事当然有其正当性。

 

革命叙事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近代史叙事模式,如果不是后来改革开放,与外部接触交流,我们在内部用革命叙事自说自话,毫无问题。但是,当国门重开,当我们知道外部世界关于近代中国的讨论后,革命叙事就显出其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用革命叙事与境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更不要说来自西方的学者了。革命叙事强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无论我们怎样用力解释,西方学者都很难理解我们的意思。原本用来交流的工具(话语体系),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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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Sima Liang (司马亮) on the writing of Qing history as situated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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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在古代与近代夹缝中的历史书写

司马亮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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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研究,由于学术史源流、科研体制分工等原因,被人为划分成了很多“块儿”。每个“块儿”里可能对历史的认识基础千差万别,不同的“块儿”之间只能对话,互相了解,求同存异,而一旦产生了具体问题的争论,则往往鸡同鸭讲,只能让自己一方的人赞叹,无法说服对方。——这是个学术大环境的背景,如果你曾经试图跨领域学历史,大概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而清史恰恰是这种碰撞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过去这类事情较少,是因为“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领域,几乎只研究到元代为止,明史、清史两个“块儿”几乎和“中国古代史”这个“块儿”完全不打交道。因而很少见“中国古代史”里面的议题被拿到清代来讨论。只不过这一次姚大力先生跳过来了而已。

那么为什么清史会有这么麻烦的问题?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Chu Meng (楚梦) criticizing the blurred and confused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lipped Aug. 7, has been deleted b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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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ext is to be se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high-tide of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victory over Japan and CCP attempts of the past two years to reinstall control over academe, especially over the historical mainstream, which has been and still is — to be sure — not in line with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The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criticizing historical nihilism appearing over the past 1,5 years has to be seen in this context too.

模糊混乱的抗战叙述

楚梦

来源:共识网

No longer available, originally posted under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806127669.html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了,可是中国史学界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不堪的,尤其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甚。

作为战胜国,作为遭受日本侵略和破坏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漫长的八年抗战是谁在主导、经历过哪些重大的战役和事件、胜利究竟是如何取得的?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根本没有讲清楚,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我是在改革开放前接受中学教育的,我所读的历史课本中根本没有正面战场的记述,除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之外,便只有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几百万无辜百姓、下令将千年古城长沙一把火烧掉、围剿新四军、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记录。到目前,45岁以上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抗战记忆,而且在不少人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现在的历史书籍上有了正面战场的记录,但大多是零散的、碎片似的,没法让后人看到中国抗战的整体框架和壮烈画卷。人们看到的大都是些空洞无物的口号和夸大其词的成果。很少出现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中国与世界正义力量的协作互动、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的斗争全景、敌我双方的伤亡统计……

我们的抗战叙述几乎是没有细节的,可能也是“宜粗不宜细”吧。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是如何展开的,重要关头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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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er Chen Jiaqi (陈家琪) on how to narrate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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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讲述过去?

陈家琪

来源:《读书》201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0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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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有自己的“过去”,在日常生活中也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或他人的“过去”;按照现象学的说法,对时间、历史的意识就与对“过去”的记忆密不可分。

  当这种讲述成为“讲授”,有了确定的内容与方式, 而且要通过考试等方式来强化为人们比较固定的记忆时,就有了各门学科的“史”,以及可以被统称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作为常识,我们都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即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消除或改说过去的历史,并力图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这两位思想家在这本书中用一个括号里的话告诉我们:“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没有普遍的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

  当然,“阶级的利益”也可能只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于是,真实的利益其实就只是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于是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就会对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进行干涉和约束。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无产阶级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使自己的“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能够以“国家姿态”出现,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他们说,在“初期”,这是不得不做的,而且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制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8—39 页)。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