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hodology

Discussion on how research on history can return to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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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

记者 张君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1日第8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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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Philosopher Cao Feng (曹峰) on the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view of excavate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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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曹峰

来源:文献学与思想史201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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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君按:今天是大年初五,俗称“破五”,从今天起,各行各业的人们又开始新一年的忙碌,我们节后第一篇一起来读曹峰教授关于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欢迎大家交流讨论。另外还有一则4月10日截稿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新境”研讨会资讯。

内容提要: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Wang Jiafan (王家范) reflecting on 100 years of historiograph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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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学回顾之二——科学实证与人文诠释

王家范

2015-12-11
文献学与思想史

 


王家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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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by historian Sang Bing (桑兵) on Chen Yinque’s (陈寅恪) historical methodology of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fro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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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2015-11-28
文献学与思想史

 

时间:2008年11月12日

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国学与汉学》、《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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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unling (李俊领) on the state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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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written, very informative and thoughtful book review!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李俊领

 

文章来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12日

 

摘要: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该领域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其实证研究部分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别致的好故事;二是在范式上缺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识,仍未自觉走出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三是学术史回顾的功课有待深入。该书的理论探索富有前瞻性,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当前的瓶颈确有启发意义。沿着该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将“日常生活”建构为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历史诠释体系,或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史 现代中国 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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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eng Yeying (曾业英) arguing that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fact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for research 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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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

曾业英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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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重要性和方法。
蔡锷与小凤仙
各方皆在自觉不自觉中,或多或少地抛弃史学界长期形成和尊奉的实证原则,忽视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优良传统,而这恰恰是“后现代”理论所极力倡导的。“后现代”理论虽派系林立,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根本无法以实证方法重现客观历史。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选用修辞来编制史实”,史书的叙事“无所谓虚实”。其代表人物怀特(Hayden White)就曾说过:“所有历史著作的内容,发明出来的不亚于发现出来的,直言史书与小说并无多大区别。”在他看来,“文本不可能反映真实的过去,任何史书,既无所谓真相,自毋须辨证文本真伪,无庸客观史事佐证,但求论述之一致、连贯与明白而已。”“后现代”理论所以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认为史料本身就不客观、不真实,不但包含着记述者的偏见、局限和误解,还是一种与客观实际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形式。依据这样的史料撰写的历史,自然不会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类似文学“想象”的产物。一位荷兰籍学者在谈到“后现代”历史学家与“现代”历史学家对待史料证据的不同态度时指出:“放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并就我们最初都接受的历史观而言,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证据,在根本上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可以推导出隐藏在资料后面的历史实际来。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在“后现代”论者看来,这种史料证据并不“一定包含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史家运用这样的史料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criteria for historic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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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历史评价的尺度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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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有个别也就有一般,研究、归纳、总结、讨论历史中这样或那样的带有规律性的或具有一般特质的现象,当然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做的工作。但是,研究历史,先要求真。求真的唯一捷径,就是要抱定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态度。经过“神游冥想”,设法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尽力体验当事各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非如此则无法贴近历史的真实,也就谈不上探求规律和讨论一般。

无论我们能够对过去的历史还原或重建到什么程度,也无论我们能够发现怎样的规律和一般,研究历史的人都需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尊重的态度。基于后见之明来评判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事实上换了我们未必能做得更好。所谓尊重历史,就是不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不要站在今人的价值观的高度,去对当年的历史,无论是人,还是事,做简单武断的是非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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