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g Yihua

Historian Jiang Yihua (姜义华) on enlightenment and the “New Youth” (新青年)

Posted on Updated on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以后的《新青年》

姜义华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10-24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
 启蒙者的自我启蒙是决定性因素

研究《新青年》,许多人关注的重点多在前几卷。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月刊从8卷1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月刊上发表《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可视为《新青年》变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的政治宣言。第8卷以后因此便常常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研究视野之外。这样做,对于《新青年》杂志本身,对于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过于主观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或需求隔断一段完整的历史。

《新青年》从创刊到第8卷全面转型,经历了从高扬西方理想走向直面中国实际、从激扬文字走向社会运动、从个人奋斗走向组织起来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转变过程。该过程固然有外界影响,决定性因素则是新文化运动中启蒙者在运动前行中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启蒙。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Jiang Yihua (姜义华) on big data generating changes in historiography

Posted on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

姜义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5月03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当代史学与史家,要名副其实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善于运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世界性知识和世界性视野,真正跨越学科藩篱,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通过综合研究,使史学与史家的能力获得提升,使公众史学水准获得提高,使种种背弃、轻侮历史真实的错误行径得到摒弃。

我们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信息革命,非常突兀地一下子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也不例外。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

  众所周知,大数据具有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四大特征。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尤其突出的是,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人们在大规模数据基础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以往小规模的局部数据基础上是无法完成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Jiang Yihua (姜义华)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s on history

Posted on

构建我们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姜义华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04日 07 版)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史学界曾经激烈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最终几乎都以无解而搁置。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00多年来我们对中国历史作出的解释,一些基本根据、基本前提、基本框架起初大多是从西方来的,是经过日本阐发转输而来的;后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好多也是经苏联诠释转输而来的。仔细想一想,近代西方构建解读中国历史框架的有些思想巨匠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其实很有限。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历史的根本原则,从中国历史出发,构建我们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科学解释中国历史。

  今天,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确立一个大历史观,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作全方位深入了解,同时对世界历史包括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发展状况作通盘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大视野里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中国历史出发,从文明史的角度,围绕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文明成长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构建起我们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强调从中国历史出发构建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体系,是因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在审视中华文明时,不能不首先注意到统一国家长期存在延续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最初是在广大农耕地区形成稳定的统一国家,随后又与广大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形成彼此优势互补、包容性很强的统一国家,创造了郡县制、科举制、科层制、权力制约与监督等一系列使统一国家长期有效运行的制度。一旦出现动乱与分裂,人们依然将重建统一国家及相关制度作为首要诉求。

  再如,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个人、家庭、乡里、地方、国家、天下相互连接为一体的家国共同体,是中国统一国家得以存在和延续最为广泛最为强固的社会基础。历史上,中国统一国家的国家治理通常只到县一级,其下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具有地缘关系的邻里、村社,具有职缘关系的同学会、同乡会、行会,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民间宗教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类帮会在实际运作。家长、族长、地方士绅、地方能人,乃至所谓地方枭雄,经常是其领袖人物。这些草根社群团体,能够借助家训、家规、家范、族规、族约、族训、村规、乡约等对其成员进行有效动员、控制与管理,通过共同信仰、共同习俗以及共有财产、公共事业、共同活动化解众多矛盾、协调各种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稳定基层秩序,从而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柱,成为动乱与分裂后重建统一国家的重要力量。

  还如,中华文明不像其他诸多文明那样有一个统一宗教、统一教会。中华文明在精神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直面现实的责任伦理。几千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社会伦理,“道义相交,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一直是人们衡量与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华文明包容众多宗教,但知识、情感、意志、审美等都不离不弃这些社会责任伦理。而这可能正是中华文明的长处。

  中华文明发展史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研究这些问题,不是一味去肯定,也不是一味去否定,而是要发现历史、还原历史,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并实事求是地给以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体系,不随着西方话语人云亦云。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