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ctuals

Historian Lü Wenhao (吕文浩) discussing sociologist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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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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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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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hao Jianyong (赵建永) on the background of Qian Mu (钱穆) writing his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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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写作前后的学术交往

赵建永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7日第868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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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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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modern local history — commoners and rural society in times of the dysfunctionality of the old Junxia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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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近世史

——“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罗志田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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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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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Qinghua (柯华庆) on Chen Yinque’s (陈寅恪) attitude towards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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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之思想 自主之精神

柯华庆

 

发布时间: 201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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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陈寅恪在其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赞颂王国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本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颂扬,然而,现在被人们普遍看作是陈寅恪对自身的总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广泛,似乎已经或将要替代张载对儒家弟子的期望,可能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然而这一更为知识分子推崇的座右铭经不起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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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Qian Mu’s (钱穆) historiography as centered 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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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说钱穆:以文化贯通历史

杨国强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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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钱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钱穆的书大陆还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来读的,他家学渊源,有一部分书是我们想读而找不到的。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向别人借书,陈先生(按:指陈旭麓)曾说,读书人借书,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我借出去的书,也曾收不回来,将心比心,便不大向人借书。因为这本书是借来的,印象就深一点。到了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处理馆藏复本书,我就买了一本《国史大纲》,与借来的那一本版本略同。
当时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的是钱穆以文化说历史。后人好说史观,如果要说钱穆先生持什么史观的话,在我看来他是典型的文化史观。他用文化来贯通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非常独特,非常真实,也非常有解释力,说通了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对我们今天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在他那里是更本色地贯通为中国文化而融为一体。他实际上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用中国文化的演变来解释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国经济史》,读到最后,很容易感到他讲经济背后在意的其实还是文化,与之相类似的,他讲政治背后有文化,讲社会背后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说他用文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已经很全面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是就他触及的部分来说,其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有很强的思想贯透力。从钱穆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读史者汇融悟解之后所能达到的通达的历史视野。古人讲史学史识,我想读史既需要历史的视野,也需要真实的史料,但有时候视野比史料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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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Qu Ning (屈宁)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historians during the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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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

屈宁

来源:史学研究20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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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教授分级问题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不过,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以某一学科为具体切入点的成果,尚不多见。①本文拟以历史学教授为视角,对上世纪50年代教授分级制的实施背景、过程及影响概作一梳理,在体察那个时代学者学术情怀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反思时代变迁、政策变动与学术演进、学者荣辱之间紧密而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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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 of the latest issu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No.149) incl. an article on the history of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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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第一四九期(2015年6月號)目錄

 

来源:《二十一世纪》微博201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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