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ian Lü Wenhao (吕文浩) discussing sociologist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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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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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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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Xiaobing (唐小兵)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awareness of Qing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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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谈清代知识人的道德意识

作者:唐小兵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0日201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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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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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er Qian Yongxiang (钱永祥) on history and the moral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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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历史,重建道德

钱永祥

来源:《读书》2014年第8期, 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6-02-11

作者: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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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的政治哲学课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斯蒂芬·平克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带给我直接又深远的冲击与启发,回响所及,对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路调整很有助益。

这本书为什么引发我如此大的共鸣与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全面挑战现代人对“历史”与“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从而使人类的道德感性与社会实践都有了新的含义、新的方向。我认为,它值得所有关切历史与道德之现世意义的思想者重视。有鉴于今天的中国正面对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战,这本书特别值得译成中文,供中文读者参考。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Philosopher Cao Feng (曹峰) on the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view of excavated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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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曹峰

来源:文献学与思想史2016-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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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君按:今天是大年初五,俗称“破五”,从今天起,各行各业的人们又开始新一年的忙碌,我们节后第一篇一起来读曹峰教授关于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欢迎大家交流讨论。另外还有一则4月10日截稿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学术文化研究新境”研讨会资讯。

内容提要:出土文献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研究方法中存在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证”就能解决。无论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证”或反对使用“默证”,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都和20世纪进化主义立场和实证主义研究法有关。出土文献给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我们反思过去进化主义加实证主义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学史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归结为古典学。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心、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心。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New Issue (90) of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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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

来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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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集刊
ISBN:1029-4740
出版年: 2015-1
平裝本:250元
頁數:194
開本: 16 開

Book review by Li Ling (李零)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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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也有“思想史”

——李零评说唐晓峰

李零

来源:思想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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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汇编
■研究地理,从地上看大地,一直凑到眼跟前儿看,固然很重要,但思辨推理、宏观把握也绝对不可少。……我们要想真正读懂这篇“大地文章”,不能不借助思想的翅膀、理论的眼光……“地理”也有“思想史”吗?此书有很好的回答。■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值得反省,几乎所有学科都是照搬西方的学术范式,术语转换,体系转换,基本上是单向,我们只是强己就人……作者跟我说,他想反过来想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讲中国自己的地理思想,然后再看西方的概念和体系有什么不同,用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的话,就是“反向格义”。

■古人讲分野,是以地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二十八宿。这种套合,虽然有很多牵强之处,但想法很聪明,有古人的智慧。我们站在地上看大地,看不远,但天却视野开阔。古人想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点,和现代的大地测量和GPS,在思路上是相通的。

■作者的叙述方式,是用“混沌-秩序”作核心概念和贯穿全书的主线,略分早晚,讲地理观念的演变,从天人不分到天人分到以人为中心。每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反复变奏。

品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文 |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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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hang Hongbin (张洪彬) on the crisis of the theodicy of the belief in the Heavenl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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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德,人道自立

——从《天演论》看天道信仰的神正论危机

张洪彬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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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信息】《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0期。

【摘要】 作为天道信仰中的终极存在,天既是万物之所以然,又是万物之所当然,融事实与价值为一体。透过严复《天演论》可以看到,经历近代科学的淘洗,天大体丧失了价值意涵,不足以成为世俗道德秩序的效法对象。严复借助社会契约论和经济学等思想资源,重新为世俗道德秩序确立了根基——人的自利本能。从而把价值源头由天转换为人,证成了人的自我立法。【关键词】天道 天演论 德性 神正论 天人之变

【作者简介】张洪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说明】此文为完整版,公开发表时有删节。

《天演论》这部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十字架上的中心位置上的巨著,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的现代性时刻,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和实践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非常精彩地体现出严复对古今之变的核心问题——“天人之变”的理解和回应,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本土思想传统的现代嬗变。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