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philosophy

Philosopher Peng Guoxiang (彭国翔)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situated between “ideas”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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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中国思想史”

彭国翔

2015-11-06

【核心提示】“思想史”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从事的领域,好的思想史研究是既有“思想”也有“史”。而坏的思想史则是既无“思想”也无“史”。因此, “思想史”这一领域应该成为“哲学”和“历史”这两门学术甚至更多学科交集的风云际会之所,而不是流于那些缺乏专长而又总想“不平则鸣”的“自以为无所不知者”(其实是“学术无家可归者”)假以托庇其下的收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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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Song Zhiming (宋志明) on Feng Youlan’s (冯友兰)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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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

——重读冯友兰著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宋志明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4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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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胡适的突出贡献在于开风气。他只留下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残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并未搭建起中国古代哲学史大厦。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希望有人沿着他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他坚信:“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者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步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1]冯友兰继胡适之余绪,运用自己摸索到的方法,率先完成了全部中国古代哲学的书写。

冯友兰从1927年9月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大约用了7年时间,写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从1923到1926这几年间,冯友兰的主观意向是想向中国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客观的机缘竟使他在做了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埋头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个机缘就是1927年他初到燕京大学,受领了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为要讲中国哲学史,所以就得研究中国哲学史。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只能研究一章,在课堂上讲一章。这样,他的研究便按照着历史的顺序,逐渐进展。1928年,冯友兰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仍然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仍然用逐步延伸的办法,进行下去。1929年写成《中国哲学史》上卷,分赠师友征求意见。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即上古哲学)》作为清华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2年同神州国光社再版。经过不懈的勤奋努力,1933年6月,冯友兰写成《中国哲学史》下卷。1934年9月,《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作为“大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再版,1941年出长沙版,1944年出赣县版,1946年1月出重庆版,1947年10月增补后,出第8版。1961年4月,在北京由中华书局出新1版,并多次印刷。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Philosopher Wu Genyou (吴根友) on the notion of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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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书写中的运用与发展

——以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哲学研究为例

吴根友
2015年01月19日 09:55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 2014年4期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作者简介】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启蒙”观念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过程中,侯外庐、萧萐父二人继承梁启超、胡适的明清思想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将晚明至清道光年间的三百多年的历史称之为“明清之际”,并认定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萧萐父还进一步论定,与欧洲启蒙思想反对“宗教异化”的历史任务不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反对“伦理异化”。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西方“启蒙”观念的理解、运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启蒙”观念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多义性与差异性。

  【关 键 词】侯外庐/萧萐父/明清之际/启蒙/伦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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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诸层面,有广泛、深入而又持久的影响力。在近三十五年的前二十年里,伴随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新启蒙”的思想运动一度在思想界颇为活跃。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文化的自觉,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蓬勃展开,有关“启蒙”的声音逐渐消沉。而与此同时,对“启蒙”的反思已经开始。①但“启蒙”观念中所包含的现代性的价值谱系,如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理性、博爱、正义、公平、人权、个性等政治、社会、道德的思想观念,仍然在潜流涌动,并通过现代发达的信息化系统越来越深入到下层民众的心灵之中,进而对政府、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诉求。而网络问政、网络监督是民主政治理念在网络化的技术时代的最新体现。就学术层面来看,有关“启蒙”的讨论虽然大大减少,但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不时有一些文章、会议讨论“启蒙”问题。②本文并不想对“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作一全幅式的描述性研究,只想就“启蒙”观念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作一微观的探索,以侯外庐、萧萐父二位先生的明清哲学史书写为例,展现“启蒙”观念在现代中国被理解、接受与改造的某一个侧面,进而显示比较文化视野中“启蒙”观念理解的差异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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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historian of ideas Ge Zhaoguang (葛兆光) discussing the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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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葛兆光

网站编辑:薛强

来源:《文史哲》

日期:2013-03-19

See http://www.bjqx.org.cn/qxweb/n76614c77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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