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ography

Guangming articl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iography to the innovation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from Nov.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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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史学研究助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2015-11-11 00:00

作者: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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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从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精辟阐释了历史科学和史学研究的价值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辩证地指出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科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重要性,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及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面对历史所秉持的郑重态度,并对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及与会的各国专家提出了真诚而殷切的期望。这为我们深化对历史科学的认识,深入推进历史学科建设,推动史学研究传承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和行动指南。

历史是人类探知世界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史学研究通过探究人类社会过往,总结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练具体的普遍性规范,为人们提供镜鉴。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伴随着伟大的经济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研究异彩纷呈,流派迭出。观古今,察中外,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注入了活力,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之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时代的战略高度强调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加强史学研究,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史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发展、提炼中国经验、观察世界变化,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意义重大。

坚持正确方向,筑牢中国史学研究之“本”。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之魂。一要坚持正确史观。史学工作者要保持浓厚的历史纵深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深刻认识历史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本真,丰富历史智慧,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服务。二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要保持清醒头脑,勇担正本清源的重任,把握正确导向,加强正面研究宣传,辩证、求实、科学地做出评判。

联系实际,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问题意识,推动方法论创新,是推动史学思想理论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意涵。一要立足中国实践。当前,史学研究要深化对中国制度选择、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的探索与认知,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科学、全面、准确地阐释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为发展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二要回应重大关切。史学研究要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好中长期规划,明确主攻方向,强化战略思维,开展前瞻性研究,培育原创性理论成果,参与高水平史学智库建设,不断挖掘、总结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三要注重方法创新。要整合资源,深化协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注重传播,增强中国史学研究话语权。坚持大众化方向,增进互鉴互信,丰富传播路径,是构建史学学术话语创新体系的内在要求。一是向大众“细说”历史。要以真实可信与通俗易懂为标准,大力开展普及性史学创作。要加强和媒体更有效的合作,提升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感召力。二是推动交流互鉴。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前沿的有机统一,加强对国际史学领域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的及时追踪与深入研究,以我为主,消化吸收有益成果,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是拓展优化对外学术传播网络与载体。积极组建和参与相关国际史学研究机构,打造享誉中外的史学出版机构和出版品牌,构筑以我为主、开放包容的国际史学对话平台,着力涵养和增强引领国际史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责任编辑:李贝]

Historian Hu Baoguo (胡宝国) on the depth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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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解的深度

胡宝国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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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问题’。”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最早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小书还会有再版的机会,再加上研究领域也有改变,所以出版后的若干年基本没有再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北大出版社要出修订本,我只能是把一些明显错误的部分删掉,难有大的提高。补写了一篇关于《南史》的文章,虽然自认为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的水平却不能满意,毕竟是年岁大了,身体多病,力不从心。

人生总有很多的“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书会再版,甚至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因为上中学学的是俄语,自己又喜欢俄国文学,所以最大的理想是学俄语,但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还有政审一项,按我所在的河北省的规定,考外语类要按“绝密专业”的要求政审。我当然通不过了。当时政审在地区一级,录取在省会。我的卷子以及政审材料在地区一级就扣下了,没有任何学校见过我的材料。录取刚刚结束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父亲所在的河北师院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们家了,这才把我扩招进来。他们让我选择,学英语也可以(俄语那年不招生),学历史也可以。父亲想了想说,你还是跟我学历史吧。就这样,“完全没想到”就学了历史。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s Chen Hongmin (陈红民) and He Yangming (何扬鸣) on 60 years of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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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2016-01-06
陈红民、何扬鸣
学术月刊

【摘 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O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关键词】蒋介石研究 学术史 回顾 展望

【作者简介】陈红民(1958一),男,山东省泰安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何扬鸣(1957一),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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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y through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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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史学参与历史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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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20世纪40年代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问父亲的问题。布洛赫竟一时语塞。而这一萦绕不去的追问,直接导致其名著《为历史学辩护》的问世。时至今日,这一追问依然是摆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面前的重大课题。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在不久前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对历史重要性的强调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热议和深思。大家纷纷表示,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指明了方向,也将给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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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Xiang Yannan (向燕南)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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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

——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

向燕南

来源:经学文献微信公众号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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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论题之一。但是宋以前并未见“荣经陋史”的观点。宋代以后,理学形成并发展,其中,以二程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吸收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的理事说的理论,逐渐系统了其以抽象超验之“理”为本体的二元世界观的理学体系,并以“理一分殊”的观点来解释外在之普遍天理与具体之芸芸事物的关系,从而形成其“荣经陋史”、“经精史粗”的经史关系观。入元,在和会朱陆、调和心理之学术倾向的影响下,对经史关系的看法中,开始出现一些抬高史学的言论。明代中叶是经史关系观转捩的重要时期。王阳明以心说理,将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统一于具有道德渊薮和本体意义的“心”中,提出“事即道,道即事”,特殊体现普遍,普遍内在于特殊的观点,并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五经亦史”、“六经吾心之记籍也”的经史关系思想,对后来“六经皆史”说的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一、促进了史学的自主意识;二、促进了对经学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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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historian Qu Lindong (瞿林东) on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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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2015-11-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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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做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其恢宏的思考空间,促使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此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而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做出改进是必要的。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

[责任编辑:康慧珍]

Philosopher Zhang Rulun (张汝伦) on historiography and modernity discussing Li Dazhao’s (李大钊) historiographical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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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史学与中国现代性——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为例

2015-12-04 张汝伦
学术月刊

【刊《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史学与中国现代性——以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为例


【摘要】中国现代史学通过给中国人提供一种进化史观,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史有重要的影响。李大钊是一个调和论者,主张保守和进步、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不可偏废。但最终还是进化论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主张以革命来解决问题的革命者。尽管如此,他还是社会进化论思想的批判者。他从社会和文化上来理解时间,使得他能以释义学的态度来理解历史事实。李大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关键词】史学现代性 李大钊 进化论 现代化 历史观

【作者】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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