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material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Zheng Zhenman (郑振满) on new historiography an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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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与新史学

——郑振满教授访谈

郑 莉;梁 勇 ●郑振满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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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您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与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都是在傅衣凌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的。我们很想知道傅先生是怎样引导您的研究方向,而您又是如何研究上述课题的。

●傅先生在日本学过社会学,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社会科学化的,也可以说是走向民间的新史学。早在1944年,傅先生在他的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序言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学术理念,就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要有社会科学的概念,要找民间的资料,要做社会调查。我刚入学的时候,傅先生要我读鲁滨逊的《新史学》,那是美国20世纪初期的史学理论名著,主要讨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还要我多读民国时期的经典著作,因为那时候的学者比较有社会科学的概念。

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傅先生要我们去做福建民间文献的普查。当时傅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就是“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说我们的学问不能只在图书馆做,你们要出去找民间的资料。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我们几位同学和年轻老师跑遍了福建各地,主要是到各级公藏机构搜集资料,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县志办、地名办,等等。我们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分家文书、契约文书、账本、唱本、剧本,还有看风水的书、看病的书、算命的书、做仪式的书,等等。我们还在各地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从一次读书报告来的。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轮流做读书报告,我报告在闽北收集的一些分家文书,傅先生听了很高兴,要我写成论文去发表。后来我就写成了《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分析——关于地主的家族与经济关系》,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做硕士论文的起点。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Meng Xiangcai (孟祥才) on historian Qi Benyu’s (戚本禹) ro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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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幕后推手

孟祥才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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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兰高兴而又神秘地告诉我:“戚本禹让我们今天下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指名要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他们不给,我们就说他们窝藏刘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刘少奇,同他们大吵一气。然后就在今天晚上到他们门前贴大字报。搞成一个让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时候请戚本禹出来讲话支持我们,他们就得乖乖地将材料交出来。

                                                        “文革”中的戚本禹丶王力丶关锋丶穆欣(自左至右)。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原标题为“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开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酣畅淋漓,使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凡见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细认真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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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Zhang Taiyuan (张太原) on Sang Bing’s (桑兵) book on the methods and paradigms of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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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张太原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9月28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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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晚清民国,常常被称为近代中国,尽管边际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此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重新寻找真实的晚清民国成为治近代史者一个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如何走进蕴含着多重世界的晚清民国,即使对于专业治史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化近代史研究,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桑兵教授的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于知旧,不温故何以知新?这里说的“知”和“温”,不是简单的通晓,而是力求穷尽。

作者自己讲:“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或者“不必号称创新发现,而学问可以日益精进”。作者表示,“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但是,如此之“旧”,对于一般的后学可能反而耳目一新。曾几何时,中国学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在史学方法上,又曾几何时,推崇一方,打倒一方,致使当下一般后学未必就懂得基础门径,更谈不上良法美意。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以平等开放的态度,把近代众多前贤的治学良方熔于一炉,实际上蕴含着对近代学术流变的反思,其本身所昭示的大概不仅仅是“旧”。况且,其中“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不乏作者自己的“治学所悟”,即个人治学经验的结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治史应世的期许。大而言之,该书着眼于学问的整体发展,总结既往,提升当下,启示未来;小而言之,该书展示了治学的一些基础门径与取法。这里仅就容易引起疑惑的两个问题谈一下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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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engchi (胡鹏池) arguing that historical knowledg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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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胡鹏池

 

来源:共识网2015-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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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正是从“史实最重要”的观念出发,很顺理成章地主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经历的事写下来。这种主张虽然承担了“书写记忆”的责任,却放弃了反思与批判的责任。

  ——“思想方法”随笔(05)

 

我有一位校友说: “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

有很多人认同他的观点。

史实(真实)重要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呢,这就是一个相当片面的观点。

如果不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的史识,你连什么是“真相”都不知道。“假相”摆在你面前,你不一定能去辨识;“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接受。

有些人正是从“史实最重要”的观念出发,很顺理成章地主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经历的事写下来。这种主张虽然承担了“书写记忆”的责任,却放弃了反思与批判的责任。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仅仅“书写记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将我们的故事讲出来,而且要用尽可能正确的观点加以阐述。所谓“捍卫记忆”、“拒绝遗忘”不仅仅是“记忆”本身,而且包括“记忆”中所昭示的正确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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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Chen Hongmin (陈红民)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Hu Shi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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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的新史料

陈红民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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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史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可以通过不断地发掘新史料来修正既有研究的结论,或发现新的课题。”本文选辑了作者在研究蒋介石与胡适交往过程中新发现的史料。
                                               陈红民教授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既有课题的深化,新课题的开拓,均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学术界对于胡适的研究,成果颇多、史料发掘也较为充分。笔者在研究蒋介石与胡适关系的过程中,发现若干相关的新史料,且数量不在少数,在此披露补充,以期对同仁有所启发,对胡适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1
蒋介石日记
  现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其史料价值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蒋介石日记中有许多与他人交往的记录,或是其对人对事的观察与思考,胡适是蒋日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人物之一。透过蒋的日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胡适与蒋介石交往的细节,及蒋对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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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Song Guangbo (宋广波) on Xia Nai’s (夏鼐) role in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Hu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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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

宋广波

                                                              夏鼐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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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绝傅斯年请其押运古物赴台的要求后,离南京返温州故家——他对现政权已没有丝毫信心。与夏鼐相反,胡适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受蒋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开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蒋介石的时期。从此,胡适与夏鼐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1949年以后,在大陆已变成批判对象的胡适,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泽东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又亲自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次运动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机构来具体实施。正是这场运动,使夏鼐与胡适又有了一点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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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eng Yeying (曾业英) arguing that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facts is of primary importance for research 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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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

曾业英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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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重要性和方法。
蔡锷与小凤仙
各方皆在自觉不自觉中,或多或少地抛弃史学界长期形成和尊奉的实证原则,忽视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优良传统,而这恰恰是“后现代”理论所极力倡导的。“后现代”理论虽派系林立,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根本无法以实证方法重现客观历史。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选用修辞来编制史实”,史书的叙事“无所谓虚实”。其代表人物怀特(Hayden White)就曾说过:“所有历史著作的内容,发明出来的不亚于发现出来的,直言史书与小说并无多大区别。”在他看来,“文本不可能反映真实的过去,任何史书,既无所谓真相,自毋须辨证文本真伪,无庸客观史事佐证,但求论述之一致、连贯与明白而已。”“后现代”理论所以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认为史料本身就不客观、不真实,不但包含着记述者的偏见、局限和误解,还是一种与客观实际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形式。依据这样的史料撰写的历史,自然不会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类似文学“想象”的产物。一位荷兰籍学者在谈到“后现代”历史学家与“现代”历史学家对待史料证据的不同态度时指出:“放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并就我们最初都接受的历史观而言,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证据,在根本上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可以推导出隐藏在资料后面的历史实际来。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在“后现代”论者看来,这种史料证据并不“一定包含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史家运用这样的史料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