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history

New publication: History of Social Life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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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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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作者: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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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Haizong (雷海宗), Wu Yujin (吴于廑)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s view of history 文化形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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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吴于廑

——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承往事

思想史研究

来源:2015-12-28 思想史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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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编想同大家分享吴于廑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的一些往事。

众所周知,近几年坊间流行着文明比较史学,而先秦部分的讨论又注重封建制等问题。

小编观察,这类缺乏史料分析的科普性读物,基本仍旧沿袭着老一辈学者分析的套路,其中最著名的便数雷海宗、林同济二先生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及吴于廑先生的《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等著作。由于论者缺乏对近年来出土简帛的关注,因此不仅并未超越老一辈的成果,更陷于以封建制、宗法制、贵族制套用的弊端。

然而,这种现象至少引起我们的两种反思:

其一,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前盛行的观点突然消寂,以致如今被转手贩卖,反而大家以为新奇。究竟是当下史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丧失了统观分析的能力?抑或是如今两大传统学科隔膜太深互相拒斥使然?

其二,文明比较史观,其吸引人的地方便在于宏观论述以及某种预测的情结。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弊端,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早已指出。然而为何如今仍能蛊惑不少青年。我想,这不仅仅是外部的问题,更主要是哲学的史学内部陷入细节的思辨与考订,陷入功利性的撰述使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历史语境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学生难以分辨古人与今人撰述的意图。而这,恰恰是我们公共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 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一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西南联大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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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uo Jianqiu (罗检秋) analyzing the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discourse on “civilization”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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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罗检秋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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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代意义上的“文明”一词在晚清流播于中国,不仅是学术概念,而且本质上是在西方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近代话语。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文明风尚,还是文明观念,均夹杂着偏颇、异化情形。“文明”话语不仅偏重于形质而忽略了精神,而且本身内容泥沙俱下,带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化特征。
  “文明”一词一般指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态相对高级的水平。但这一定义显然属于通俗说法,尚不能揭示该词的历史和思想蕴涵。作为带有社会属性的概念,“文明”的历史情形比较复杂。近代文明概念在其发源地欧洲也几经变化,它从18世纪中期侧重于上流社会生活的礼仪和教养,到19世纪早期用来概称与野蛮相对立的社会状态,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色彩。
  在中国,“文明”和“文化”也是古老的词汇,而在近代被赋予了新义。近代意义上的“文明”和“文化”均在晚清流播开来。比较起来,20世纪初年“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这种差异显示了两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重要性,蕴涵了一定的思想史意义。近代西潮骎骎东来,19世纪前中期还以“夷”、“洋”标识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而风行于世。“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是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它不仅是学术概念,而且本质上是在西方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近代话语。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文明风尚,还是文明观念,均夹杂着偏颇、异化情形。文明话语不仅偏重于形质而忽略了精神,而且本身内容泥沙俱下,带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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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Junling (李俊领) on the state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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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written, very informative and thoughtful book review!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

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李俊领

 

文章来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更新时间:2015年10月12日

 

摘要: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该领域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其实证研究部分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别致的好故事;二是在范式上缺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识,仍未自觉走出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三是学术史回顾的功课有待深入。该书的理论探索富有前瞻性,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当前的瓶颈确有启发意义。沿着该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将“日常生活”建构为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历史诠释体系,或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史 现代中国 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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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research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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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现状与趋势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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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

【作者简介】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 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这些研究结合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对于世纪之交传入国内的西方新文化史,国内学者除一部分青年学者热情接受以外,绝大多数学者对其采取了选择性吸收的态度,即排斥其后现代意识而接受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完善自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表述,促进了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 新文化史; 选择性吸收;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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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Huang Xingtao (黄兴涛 ) on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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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的追寻

黄兴涛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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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踏入历史学门槛以来,我一直都在追寻所谓“文化史”。1998年,我应邀编辑第一本学术自选集时,便欣然题名为“文化史的视野”。就个人而言,我从未经历过什么“文化转向”,文化史之于我,始终只是一个专门方向、一种研究视角而已,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来没有超过“社会史”,也丝毫不优越于“经济史”和“政治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性之所近,“文化史”好像更为有趣,对我更有吸引力罢了。但有一种转向——所谓“语言学转向”,我则似乎有所经历。

大约是受到郭沫若、陈旭麓和龚书铎先生的影响,我较早就对研究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发生兴趣,并试图去揭示其整体的思想文化史蕴涵。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陆续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1997年,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出版,使我深受触动。我一方面根据积累的资料对其成果进行评介,同时也正式展开了自己的专题研讨。2000年,我所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得到批准,从此,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语言的社会文化史意义究竟如何认知与把握?历史学者为何要研究新名词、又如何才能使其研究体现出有别于语言学的历史学学科特色和认知优势,也随之成为了困扰自己十余年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不得不进而去思考“文化史”和“思想史”本身,于是又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话语分析”、“概念史”等等“新”事物。可以说,我这方面的理论兴趣逐渐增强,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起初,它与哲学意义的“语言学转换”,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偶合。

2003年至2004年,我有机会到美国访学,仍带着上述问题去进一步找寻理论资源和研究参照。在那里,我强烈感受到“文化史”的热度,尤其是“新文化史”的时髦情形,这与当时国内史学界“社会史”一头独大的绝对强势,构成明显的反差。尽管“文化史”或“社会史”都只不过是一种名义,在这些名义下所从事的研究各不相同、且相互交叉,但对于我这个多少有些“文化史”情结的人来说,目睹西方在“文化史”名义下的有关研究正如火如荼的开展,还是激发出自己一点上进的信心,并因此增进了追寻文化史的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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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i Jianming (李剑鸣) on how to differentiate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New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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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辨析

李剑鸣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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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罗•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作者在文中澄清了作为研究方法的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本文出自《隔岸观景》。
说到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关系,我们自然要有一点历史的眼光,要从形成和变化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知道,新文化史的名目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它的学术身份确立以后,人们开始追溯它的形成历程,发现从6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史家在做这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于是这些学者被奉为新文化史的先驱。可是,他们当初是不是有这样的学术自觉呢?彼得•伯克谈到,勒华拉杜里、丹尼尔•罗什、纳塔莉•戴维斯、林•亨特、卡罗•金兹堡、汉斯•梅迪克等文化史名家,当初都声称自己是社会史家。可以跟这一点相互印证的是,今天被说成是新文化史典范之作的论著,最初是寄身在社会史的躯体上的,或者说是在社会史的园圃中长成的学术奇葩。例如,《蒙塔尤》刚问世时,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把它看作社会史著作,并没有给它贴上文化史的标签。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史的强势感到不满,反对把各种问题都归入社会的范畴。在他(她)们看来,社会史所自诩的强势,并不能掩盖它的那些致命的弱点,因为社会认同(身份)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述”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史在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时,确实带有反社会史的冲动。同时,社会史家对于新文化史的挑战也难以接受,两派学者之间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