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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scholar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from an elit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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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菁英眼光看晚清士人和社会

罗志田

来源:澎湃新闻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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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里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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