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emic Analysis

Historian Zuo Yuhe (左玉河) on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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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2016-01-06
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左玉河, 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口述史。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21页。(选用时未保留注释,请以刊物发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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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Gao Yi (高毅) on the violent gen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its French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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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师”,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暴力基因

高毅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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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二十一世纪》

革命总是暴烈的,必然要诉诸血腥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很野蛮很残酷,事实上也会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革命者看来却是为实现更好的生活所必须承受的一种牺牲。所以,革命者一般都会毫不犹疑地认可革命的暴烈性。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革命,尽管都很暴烈,却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比英国或美国革命暴烈得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于言之”惨烈”都不为过。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烈”,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引人注目的经典性,同时也是其世界性影响远远强于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尽管后者在推动现代世界的成长方面也有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政治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在受到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影响的案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肯定是非常突出的2,尤其是中国革命非同寻常的暴烈性和长期性,使其带有一种和法国革命极为相似的政治风格。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一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这情况和法国大革命十年期间(1789-1799)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革命者看来,”反革命”不仅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中国革命者已经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后,这个观念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并还将长期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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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Jie (吕杰) on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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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考

吕杰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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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一批从事中国清史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像往常一样从自己的信箱中收取美国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Qing Studies)主办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杂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杂志居然改名了,“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这个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然而,为什么要改名呢?是学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外部环境变迁的不可逆转?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编者们的回答。

在这一期杂志的前言页中,新任主编李中清(James Lee)和费侠莉(又译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合写了一封“新主编的信”。在信中,他们指出,采用新的名字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读者群,把一些非清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包括进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采用一种更为有机的分期,要比在王朝框架下探讨清代更为可行。此外,两位编者希望以此为契机,来促进学者对清代社会和文化进行一种长时段的研究。

由此可见,在李中清和费侠莉的眼中,杂志更名主要是考虑到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期望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把清史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为了扩大杂志的受众面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策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更名看成是一起学术事件的话,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更名事件的表层原因上,而应该将其置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虑,充分发掘事件背后所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


▲李中清教授(James Lee)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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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民族国家重构

马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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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场战争不论怎样计算,其规模、牺牲均为中国历史之最。即便从人类历史说,单纯的国对国的战争,其规模、牺牲超过这场中日战争的,也不是很多。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也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转变,战争前后的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有些变化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不断扩大其内涵的族群,是一个包容无限的文明体,周边族群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文明差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主流文明熏染,中国文明的边疆在周边族群相继加盟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边长。所谓“中国”,自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一隅发展到今天的四至,表明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力。中国文明一方面以主流文明深刻影响周边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大度接纳周边文明的进入。从历史的观点看,今天的中国文明早已没有什么纯粹,不要说早期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后来与中国文明对接的所谓“胡人”,他们不仅接纳了中国文明的有益成分,而且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今天所有带有“胡”字的词组,诸如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胡床等,都是胡人奉献给中国文明的。

 

在近代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文明对周边的扩展,主要依靠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落差,以主流文明吸纳周边文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夏化夷”。

 

当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不都是“以夏化夷”,并不都是中心主流文明同化非主流的周边文明。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情况刚好相反,是周边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心主流文明,而中心主流文明坦然接纳了这些非主流的非中心文明,才使中国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历史才有可能绵延久长。一个不能接纳异样文明的文明肯定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文明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具有很不一样的包容心胸。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Zhang Hongbin (张洪彬) on the crisis of the theodicy of the belief in the Heavenly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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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德,人道自立

——从《天演论》看天道信仰的神正论危机

张洪彬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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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信息】《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0期。

【摘要】 作为天道信仰中的终极存在,天既是万物之所以然,又是万物之所当然,融事实与价值为一体。透过严复《天演论》可以看到,经历近代科学的淘洗,天大体丧失了价值意涵,不足以成为世俗道德秩序的效法对象。严复借助社会契约论和经济学等思想资源,重新为世俗道德秩序确立了根基——人的自利本能。从而把价值源头由天转换为人,证成了人的自我立法。【关键词】天道 天演论 德性 神正论 天人之变

【作者简介】张洪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说明】此文为完整版,公开发表时有删节。

《天演论》这部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十字架上的中心位置上的巨著,开启了中国思想史的现代性时刻,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和实践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非常精彩地体现出严复对古今之变的核心问题——“天人之变”的理解和回应,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本土思想传统的现代嬗变。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Xiang Yannan (向燕南)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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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

——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

向燕南

来源:经学文献微信公众号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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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史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论题之一。但是宋以前并未见“荣经陋史”的观点。宋代以后,理学形成并发展,其中,以二程和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吸收佛教华严宗尤其是华严禅的理事说的理论,逐渐系统了其以抽象超验之“理”为本体的二元世界观的理学体系,并以“理一分殊”的观点来解释外在之普遍天理与具体之芸芸事物的关系,从而形成其“荣经陋史”、“经精史粗”的经史关系观。入元,在和会朱陆、调和心理之学术倾向的影响下,对经史关系的看法中,开始出现一些抬高史学的言论。明代中叶是经史关系观转捩的重要时期。王阳明以心说理,将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统一于具有道德渊薮和本体意义的“心”中,提出“事即道,道即事”,特殊体现普遍,普遍内在于特殊的观点,并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五经亦史”、“六经吾心之记籍也”的经史关系思想,对后来“六经皆史”说的普及,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一、促进了史学的自主意识;二、促进了对经学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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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7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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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1978-2014

程霖 张申 何业嘉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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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演变、学科体系建设、代表性成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历经奠基、创建和发展三个阶段,在通史性著作、人物思想研究、分支学科专门史研究和各种专题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然而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尚不够成熟,在历史分期、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体例与线索及研究方法等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这些也构成了学界今后应着重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 研究 发展演变 学科体系 代表性成果

【作者简介】 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何业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0BJL010)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阶段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

【说明】本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如需引用,请查阅原文。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和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各种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的学科。与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相比,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出现较晚、同时又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学科。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将有助于推进其进一步的发展。但目前该类研究十分薄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述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总体发展状况的论文有所涉及,却十分简洁且不成体系[1],专题性研究尚付阙如,这为本文提供了置喙的余地。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