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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ation: History of Social Life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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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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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作者: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左玉河、马勇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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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uequn (汪学群) on new approach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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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学群: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进路

2016-01-06
汪学群
文献学与思想史

 

黄进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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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黄进兴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2012年6月1日黄先生以“对儒教的反思”为题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做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为了更好地把握这次讲演的精义,首先回顾一下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进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特色在于从社会文化(他称之为人类学)角度切入,我称之为社会文化的思想史。主要涉及以下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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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s Chen Hongmin (陈红民) and He Yangming (何扬鸣) on 60 years of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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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2016-01-06
陈红民、何扬鸣
学术月刊

【摘 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O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关键词】蒋介石研究 学术史 回顾 展望

【作者简介】陈红民(1958一),男,山东省泰安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何扬鸣(1957一),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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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uo Yuhe (左玉河) on historical memory,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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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2016-01-06
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左玉河, 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口述史。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21页。(选用时未保留注释,请以刊物发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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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Gao Yi (高毅) on the violent gen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its French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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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师”,中国革命传统中的暴力基因

高毅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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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二十一世纪》

革命总是暴烈的,必然要诉诸血腥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很野蛮很残酷,事实上也会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革命者看来却是为实现更好的生活所必须承受的一种牺牲。所以,革命者一般都会毫不犹疑地认可革命的暴烈性。如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革命,尽管都很暴烈,却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比英国或美国革命暴烈得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于言之”惨烈”都不为过。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烈”,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引人注目的经典性,同时也是其世界性影响远远强于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尽管后者在推动现代世界的成长方面也有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政治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在受到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影响的案例中,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肯定是非常突出的2,尤其是中国革命非同寻常的暴烈性和长期性,使其带有一种和法国革命极为相似的政治风格。我们都知道,在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一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这情况和法国大革命十年期间(1789-1799)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在中国革命者看来,”反革命”不仅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中国革命者已经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后,这个观念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并还将长期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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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Jie (吕杰) on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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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考

吕杰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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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一批从事中国清史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们像往常一样从自己的信箱中收取美国清史研究会(Society for Qing Studies)主办的《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杂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杂志居然改名了,“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这个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然而,为什么要改名呢?是学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外部环境变迁的不可逆转?让我们首先看一看编者们的回答。

在这一期杂志的前言页中,新任主编李中清(James Lee)和费侠莉(又译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合写了一封“新主编的信”。在信中,他们指出,采用新的名字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读者群,把一些非清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包括进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采用一种更为有机的分期,要比在王朝框架下探讨清代更为可行。此外,两位编者希望以此为契机,来促进学者对清代社会和文化进行一种长时段的研究。

由此可见,在李中清和费侠莉的眼中,杂志更名主要是考虑到学术自身的发展趋势,期望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把清史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为了扩大杂志的受众面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策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更名看成是一起学术事件的话,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更名事件的表层原因上,而应该将其置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脉络中进行考虑,充分发掘事件背后所包含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


▲李中清教授(James Lee)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Qian Chengdan (钱乘旦) on Ranke’s historiography criticizing it as un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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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史学有三根支柱,可惜都不可靠

钱乘旦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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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