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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ssue on “History and Memory” (volume no. 8 of New Historiography 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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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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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定价:68.00元

本卷主编:孙江

本丛刊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资助项目

内容简介

本卷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共收录了11篇论文,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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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 Qiu Chengtong (丘成桐) on 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 (from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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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究竟从何而来?

丘成桐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7月30日,赛先生微信公众号201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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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文明

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 丘成桐(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从一个学者的视角看,大学的创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创新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生产文化的场所,理应是创新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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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Yang Tianshi (杨天石)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accusing him of being a representativ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of Jun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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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

杨天石

来源: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4-06-21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杨天石,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以对蒋介石的深入研究著称,曾出版多部著作“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思想潮6月14日曾推荐了杨天石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蒋介石》,回复“蒋介石”或“0614”可查看。)近日北京大学梁柱教授对杨先生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杨天石先生是“当前‘翻案’、‘重评’之风”的典型,因而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本文是杨先生就此所做的回应,摘自2014年6月21日《经济观察报》,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Wang Huilin (王桧林) on the relevance of problem awarenes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four central questions in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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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王桧林

来源:鸣沙微信公众号201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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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否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每一位学者身上表现是不同的,而这关系到一位学者学术成就的大小。” 作者王桧林在文中概述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涉及的“四大问题”。本文为王桧林先生为《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撰写的序言,有删节。
由于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惊人话语引起了我的无限感慨和深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在小科学时代出现过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大科学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对于“大科学时代”、“小科学时代”他没有具体说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专搞技术的人是很少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是“小科学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至今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和搞技术工作的人比过去增加得太多太多了,国家投入的经费更是不知多了多少倍,可以说是“大科学时代”。可是,在前一个时代却出了不少大科学家,而在后一个时代“却尽出小科学家”,没有或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这种状况对我们史学界来说是否相合呢?我认为完全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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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Yang Kuisong (杨奎松) on criteria for historic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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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历史评价的尺度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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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有个别也就有一般,研究、归纳、总结、讨论历史中这样或那样的带有规律性的或具有一般特质的现象,当然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做的工作。但是,研究历史,先要求真。求真的唯一捷径,就是要抱定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态度。经过“神游冥想”,设法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尽力体验当事各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非如此则无法贴近历史的真实,也就谈不上探求规律和讨论一般。

无论我们能够对过去的历史还原或重建到什么程度,也无论我们能够发现怎样的规律和一般,研究历史的人都需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尊重的态度。基于后见之明来评判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事实上换了我们未必能做得更好。所谓尊重历史,就是不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不要站在今人的价值观的高度,去对当年的历史,无论是人,还是事,做简单武断的是非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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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Lei Yi (雷颐)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behi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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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雷颐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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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已整整一百周年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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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Yingtai (龙应台) on historic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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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记忆,所以我在

龙应台

来源:理想国微信公众号201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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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倾听,是建立新的文明价值的第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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