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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how research on history can return to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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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

记者 张君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1日第8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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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Lü Wenhao (吕文浩) discussing sociologist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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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0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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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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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Xiaobing (唐小兵)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awareness of Qing intellectu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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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谈清代知识人的道德意识

作者:唐小兵

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1月10日2016年0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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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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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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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访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招牌不能改

黄毅力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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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本文是约摸十年前,《笨港》杂志对王汎森教授的访谈。王汎森教授在台湾北港长大,生命历程自然与北港息息相关。此篇访谈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探讨并不是是专门的学术问题,而是王汎森教授的家庭、工作、学术、生活与成长经历面面观。虽是旧访谈,值得新读。

◎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我应该回答哪一个家庭?我习惯上是先回答我父亲的这个大家庭,然后再回答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父亲王文振是一位教育家,他是早期台中师范的毕业生,在他那个年代,能够读书的人不多,所以二十九岁就开始当国校校长,一直到退休。我也曾经读过父亲所办的学校-兴南国小,记得有一次上课驼着背趴着桌子,父亲巡堂经过,拿了一支扫把往我的椅背用力一打,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母亲四十几岁就因病逝世了,父亲后来续娶了洪夙姿女士─就是我们敬爱的阿姨,使得他这几十年生活有了相依的老伴。我的大姐王淑媺也是国小校长,她担任这个工作时好像比父亲稍晚几岁,那时我父亲还未退休,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开会,父亲当时最得意的事便是父女一起开校长会议。

我常常告诉别人,我的大姐才华高、能力强,如果不是投入国小教育行列,她的成就早该超越我们。大哥王汎荧,小时候是天才儿童,智商特高,小学一年级读完直接跳级三年级。他的高中生活大部份在篮球场上度过,但他还是考上台大。大哥从台大毕业之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取得博士后,曾在南加大担任助理教授,后来回台大兽医系任教,现在是该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我的二姐王淑女,是家庭主妇,在先生的牙医诊所工作。小弟王昱峰是台师大博士候选人,目前担任高中老师,同时在大学教授通识课程,他的学问之广,读书之多,恐怕少有人能及。在现实世界里,他是个能享受学问的幸福人。

至于我自己的小家庭:我太太也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她同我一起负笈美国时,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了一个硕士,也曾任教于美国颇负盛名的罗伦斯维尔高中(Lawrence ville High School),表现优异,备受校方肯定,目前在中研院担任秘书。她在罗伦斯维尔高中教书时,工作非常认真,美国同事很期待她留在团队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六年级,一个是小学三年级,他们的成长很均匀,也都非常喜欢广泛的阅读,心灵很纯净,非常难得。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尽责的先生,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太少花时间在家庭。有不少朋友警告我,“小孩很快就长大,你很快就要失去这段宝贵岁月了”──也许这就是学问的代价吧。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Article arguing that denying class struggle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are identical t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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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与历史虚无主义是孪生兄弟

向东方盼天明

来源:乌有之乡网微信公众号201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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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物质利益的对立是阶 级斗 争的根源。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里,剥削阶 级利 用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占有被剥削阶 级的剩余劳动,使被剥削阶 级处于被剥削、被压 迫的地位,甚至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同时剥削阶 级为了维持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必然要在zhèng 治上占统 治地位,对被剥削阶 级实行zhèng 治压 迫。被剥削阶 级只有进行斗 争,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zhèng 治地位,qiú得自身的解 放。阶 级斗 争推动社 会发展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社 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qiú的规律,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不能自发地实现,只有通 过人的活动,在阶 级社 会里只有通 过阶 级斗 争,才能实现。就是说,在阶 级社 会里,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变革时,必然引起革 命阶 级和反 动统 治阶 级之间的阶 级斗 争尖锐化,直接bào发以推 翻旧zhèng 泉、建立新zhèng 泉为目标的zhèng 治革 命,而zhèng 治革 命一旦成功,就实现了社 会形态的更替,把人类社 会从一个较低的社 会形态推进到一个较高的社 会形态。其次,阶 级斗 争推动社 会发展的作用,还表现在同一社 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 级社 会里,剥削阶 级出于它的本性,总是残酷地剥削和压 迫劳动群众,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有时甚至侵tūn他们的必要劳动,使劳动群众无fǎ生活下去,社 会再生产无fǎ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削阶 级只有起来反 抗,才能迫使剥削阶 级节制一下它的剥削欲,保证社 会再生产正常进行,从而推动社 会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向前发展。

共 产dǎng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领 导工 人阶 级对资产阶 级进行斗 争。在革 命胜利之前,领 导工 人阶 级进行夺取zhèng 泉的斗 争。在夺取zhèng 泉之后,继续领 导工 人阶 级进行反 对资产阶 级,防止资本主 义复 辟,建设社 会主 义的斗 争,直至共 产主 义的实现。只有到共 产主 义实现的时候,阶 级斗 争才会熄miè。而一旦阶 级斗 争熄miè,共 产dǎng也就不需要继续存在了。所以,阶 级斗 争也是共 产dǎng存在的客观依据。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Wang Xuedian (王学典) on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return to and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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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王学典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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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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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Zhang Jinghua (张京华): where should an axial age in China com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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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来轴心时代?

张京华
来源:文献学与思想史微信公众号2015-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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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君按:后台君近日在朋友圈看到某学神兄吐槽“轴心时代”论被用得如符箓一样,觉得这一现象也颇有意思。读到张先生这篇文章反思轴心时代的文章,分享给各位学友,欢迎各位先进讨论吐槽。

注:本文为作者观点简编版,可见主要观点,如欲阅读全文,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跳转共识网阅读。

摘要: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80年代介绍到中国,正值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如学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源头。“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源与流的颠倒、正题与反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中国学术界早有共识:西方之“轴心”与东方之“运会”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