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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Haizong (雷海宗), Wu Yujin (吴于廑)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s view of history 文化形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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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与吴于廑

——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承往事

思想史研究

来源:2015-12-28 思想史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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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小编想同大家分享吴于廑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的一些往事。

众所周知,近几年坊间流行着文明比较史学,而先秦部分的讨论又注重封建制等问题。

小编观察,这类缺乏史料分析的科普性读物,基本仍旧沿袭着老一辈学者分析的套路,其中最著名的便数雷海宗、林同济二先生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及吴于廑先生的《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等著作。由于论者缺乏对近年来出土简帛的关注,因此不仅并未超越老一辈的成果,更陷于以封建制、宗法制、贵族制套用的弊端。

然而,这种现象至少引起我们的两种反思:

其一,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前盛行的观点突然消寂,以致如今被转手贩卖,反而大家以为新奇。究竟是当下史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丧失了统观分析的能力?抑或是如今两大传统学科隔膜太深互相拒斥使然?

其二,文明比较史观,其吸引人的地方便在于宏观论述以及某种预测的情结。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弊端,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早已指出。然而为何如今仍能蛊惑不少青年。我想,这不仅仅是外部的问题,更主要是哲学的史学内部陷入细节的思辨与考订,陷入功利性的撰述使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历史语境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学生难以分辨古人与今人撰述的意图。而这,恰恰是我们公共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 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一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西南联大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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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Yang Tianshi’s (杨天石) book on modern history《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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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有质、有识

马勇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2月28日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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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015年学者案头书

特别推荐·近代史篇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七卷本文集汇集杨天石先生近六十年所写论文、札记,是杨先生近代史研究精华结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说杨先生的作品为“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自思是否有过誉之嫌。经几天思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杨天石先生学术评估上并不为过,我愿从这样几个层面简单解释一下理由:

 

第一,有文。孔子在谈及文章境界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管这里的“文”、“质”有多少解释,一般的理解,好的文章不仅要有内容,还要有点文采。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作品,也应该注意一点文学性、可读性。杨先生为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年轻时志在文学”,写过文学史,能写古体诗,还有诗集出版,因而读杨师论著,无论多枯燥的故事,都有一种身临其境、栩栩如生之感。作者在文集“新序”开篇即引一首词以表明“评说近代史”的心迹:“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当今新派历史学人,已很少有人如此充满诗意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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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Qian Chengdan (钱乘旦) on Ranke’s historiography criticizing it as un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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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史学有三根支柱,可惜都不可靠

钱乘旦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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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Zhang Deming (张德明) on the hot spots in 2015 of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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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张德明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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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团结报》2015年1月7日,史学版。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201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张德明

2015年,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著,关注了诸多新问题,推动提升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水平。因篇幅所限,本文拟分专题简要回顾大陆学界在2015年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梳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抗战史研究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更有大量相关成果问世。在抗战史料方面,有《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汇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国战区受降档案》、《中华抗战期刊丛编》、《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证据:日本侵华暴行调查档案全编》、《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抗日战争战时报告》、《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选编》、《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南京大屠杀辞典》、《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宜昌抗战史料汇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伯力城审判》、《日本侵华战犯口供实录》等资料,极大便利了学者的抗战史的研究。

在抗战研究著作上,本年有多部出版,如杨天石、傅高义:《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左双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及《华南抗战史》、卞修跃:《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张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李学通:《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工业建设研究》、曾代伟:《抗战大后方司法改革与实践研究》、胡德坤等:《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进程》、《东北抗日联军史》、韩文绮:《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变迁》、解学诗等:《中国“特殊工人”:日军奴役战俘劳工实态》及《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李娜:《满铁对中国东北的文化侵略》、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王晓峰:《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研究》、孙春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朝鲜族的统治研究》、曹嘉涵:《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徐辉主编:《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曹必宏等著:《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研究》、苏朝纲等:《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叶成林:《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的斗争》、李丹阳主编:《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口述实录》、陈峥:《青年学生与社会动员:抗战相持阶段广西学生军研究》、文天行:《抗战文化运动史》、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等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大陆学界抗战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也为两岸共同撰写抗战史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各出版社还推出了抗战的专题丛书,如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丛书、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等。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Zhao Jianyong (赵建永) on the background of Qian Mu (钱穆) writing his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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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国史大纲》写作前后的学术交往

赵建永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7日第868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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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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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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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以章太炎为例

王汎森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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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讨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全文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国粹运动与汉族历史记忆之复返——尤其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记忆。从道光、咸丰以来,这一段历史记忆便逐渐复苏了,在这篇文字中主要是以晚清最具领导性、而又与革命行动最为密切的章太炎及国粹运动为主。第二,在召唤历史记忆之时,原本已经成为潜流的一些汉族生活仪式,是否重新浮现,并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后则想谈谈在近代国家构成中,这一些记忆资源在现实行动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在现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清朝末年关于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过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最后是革命派胜利。这批革命志士已不再像清朝政权正式取得汉族士大夫的信仰之后的世世代代,把所谓“国”和满族政权视为一体。“国”与清廷这个两百多年无人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而在促使二者分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国家观念使得人们不再认为“国”就是朝廷,梁启超在晚清提倡的国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同时,清代后期逐步回返的历史记忆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此处必须强调,清朝政权在现实上的挫败是引起所有变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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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Guangying (闫广英)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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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的通俗化写作

闫广英
来源:法治周末20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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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丛书中,涉及到的历史读物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但与国内教科书式的历史不同,“甲骨文”系列中的历史基本都是历史大家写的通俗史,而且写作的话题也是各式各样,有我们最常见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比如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写的《冷战》;还有朝代为主题的人物史,比如清史专家欧立德撰写的《乾隆帝》,传记历史作家艾莉森·威尔的《伊丽莎白女王》;更有趣的是那些以一个不起眼的话题为切入点的专题史,比如英国作家迈克·达什的《郁金香热》和外交政策专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以英国史学家丹·琼斯的《金雀花王朝》为例,如果说它与以上的历史读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跨度更大、密度更紧、历史之间的人物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要知道,能够把这几百年的人物关系理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能抓住提要,将这么长阶段的历史描慕得如此精彩纷呈,而又不失重点。这样的史书想不好看都难。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