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Discussion on how research on history can return to a longue duré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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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

记者 张君荣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1日第8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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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Yang Guoqiang (杨国强) on whether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salvage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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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

来源:澎湃新闻 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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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的办公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12月版),算是一次小型的读书会。小扣小鸣,大叩大鸣,我们整理了部分对话,杨国强先生又对初稿从头捋了一遍,几乎等于重写。因篇幅较长,兹分两次发布。本文是上篇。

晚清“残局”能否走活

戴海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晚清中国从庚申的“变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相应的,新旧交战和更替愈演愈烈。从中外角力、权势格局转换的角度,中国到了20世纪初,无疑是“残局”的景象,但从趋新共识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积累和发展走势看,却仍有把残局“下活”的可能。那么,如何看待“残局不残”?“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其实从庚申的变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都是战争的结果,先是英法联军之役,后是甲午战争,再后是八国联军。所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国家面对的世局的认识和判断,以及这种认识判断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都与民族战争相因果。这里的变局、危局和残局,主要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国运和国势一路跌落的直观感受和总体统括。由此构成的是一种主观表述,但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的。

Historian Yang Nianqun (杨念群) on Yi Zhongtian (易中天) and Long Yingtai (龙应台) as hipster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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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龙应台是“历史小清新”

杨念群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壹读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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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杨念群自诩是大陆历史学者里长得最帅的一个。
“难道这还有疑问?”他狡黠地眨了眨眼。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

在北京一个深秋的中午,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圈椅里,东扯西拉,有时候甚至有点贫嘴。作为当代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知道“百合”、“腐女”,喜欢京剧皮黄跟帕慕克的小说,顺便还能扯一段葛优的电影台词,总之,完全不像个沉浸书斋,只跟古人打交道的人。

他刚出了一本谈古论今的随笔集,一开始准备叫《盛世的郁闷》,杨念群一琢磨,觉得不行,这个名字犯忌讳,搞不好出不来。于是他挑了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做书名,叫《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好像专讲古代的事,“更安全更保险”。

结果这个题目还是太让人想入非非,于是他的一次新书沙龙被取消了。提起这件事,杨念群大笑三声,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Zheng Zhenman (郑振满) on new historiography an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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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与新史学

——郑振满教授访谈

郑 莉;梁 勇 ●郑振满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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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您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与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都是在傅衣凌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的。我们很想知道傅先生是怎样引导您的研究方向,而您又是如何研究上述课题的。

●傅先生在日本学过社会学,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社会科学化的,也可以说是走向民间的新史学。早在1944年,傅先生在他的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的序言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学术理念,就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要有社会科学的概念,要找民间的资料,要做社会调查。我刚入学的时候,傅先生要我读鲁滨逊的《新史学》,那是美国20世纪初期的史学理论名著,主要讨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还要我多读民国时期的经典著作,因为那时候的学者比较有社会科学的概念。

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傅先生要我们去做福建民间文献的普查。当时傅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就是“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说我们的学问不能只在图书馆做,你们要出去找民间的资料。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我们几位同学和年轻老师跑遍了福建各地,主要是到各级公藏机构搜集资料,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县志办、地名办,等等。我们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分家文书、契约文书、账本、唱本、剧本,还有看风水的书、看病的书、算命的书、做仪式的书,等等。我们还在各地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从一次读书报告来的。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轮流做读书报告,我报告在闽北收集的一些分家文书,傅先生听了很高兴,要我写成论文去发表。后来我就写成了《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分析——关于地主的家族与经济关系》,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做硕士论文的起点。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Xu Hong (徐泓) on the New Qing history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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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結語〉

徐泓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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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完成《“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約二萬七千字,經過約十位好友看過,改了又改,至今始是稿。感謝好友們從結構、内容、論据和文字都不吝惜地提建議,使這篇文章與初稿完善太多。謹錄〈結語〉,請大家指正:

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鑿不合。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歷史研究發展多元視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確的,但繼去歐洲中心論和去中國中心論之後,“新清史”強調滿族中心論;豈不是跳出一個陷阱之後,又跳進另一個陷阱嗎?[1]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其實西方學者也多強調「自主性」(subjectivity),他們絕不不會輕易地舍己從人。

學術討論如何擺脫當代政治思潮的影響,讓討論回到學術的範圍內,似乎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如劉小萌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我們更希望能夠根據史實修正西方理論,甚至自創理論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Wang Qisheng (王奇生) who is arguing that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CCP did not fight agains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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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完全不抗日?显然不是事实

王奇生

 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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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君按·真伪
在抗战的讨论中,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就是纠结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代就举行过讨论,到了今天,在专业史学看来,这就是一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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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between historian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nmin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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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10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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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德坤(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穆 欣(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海鹏(中国史学会会长)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

  何铭生(丹麦奥胡斯大学社会科学院公关部专员)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开科(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系副教授)

  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充分认识的原因何在?

  胡德坤: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世界大国尤其是二战战胜国,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有关二战的资料,出版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大堪称汗牛充栋。

  这些研究成果往往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很多国家的二战史著作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有关中国战场的有限篇幅中,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美国附属国地位的基础上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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