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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 Gong Pengcheng (龚鹏程) on new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an-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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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處講論,殊覺游轡無歸,意亦倦之。講記蕪雜,難以整理,尤為煩惱。今且附錄一篇以就教於師友。其餘游上饒、過鉛山、在寧波開國學院、赴濟南辦國際古琴研討會等,另詳微博微信等,不復贅及。

禅宗史新研

龚鹏程

時間:2015年4月10日   地點:江西宜春寶峰寺寶峰講壇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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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德、各位菩萨:

我只是想稍微介绍一下目前禅宗史研究的进展。而且,这也不是整个学术界的情況,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研究。

各位都知道,禅宗大量的祖庭和早期传播都在江西、湖南,因此我们很少关注西北地区的佛教,所以我今天特別想从西北佛教谈起。这是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各位不见得熟悉。

一、

新疆、中亚、西亚一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9世纪到15世纪),广泛流通的文字是回鹘文。回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维吾尔民族,他们当时的回鹘帝国,跟唐朝、宋朝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安史之乱”時,中原混乱,在维系唐朝政权时,回鹘出了很大的力量。而且,回鹘当时的国教是佛教,所以,它也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区。后来,他们也编了回鹘文大藏经,跟我们的汉传大藏经相当,规模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的西北地区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新疆、特别是维吾尔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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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 Liang (司马亮) on the New Qing History debate between Wang Rongzu (汪荣祖) and Yao Dali (姚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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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古代与近代夹缝中的历史书写

司马亮

2015-05-21

来源:十五言

作者:司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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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汪荣祖、姚大力之争

   本文原载《十五言》,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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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an Fang Zhiyuan’s (方志远) opinion on Huang Pumin’s (黄朴民) article on “The Four Error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published in the Guangming ri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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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的几点想法

方志远

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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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读了黄朴民教授《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光明日报》2013年3月20日史学版)一文,颇受启发,又感到言犹未尽,一直想谈点感想,草成此文后数次因杂事搁置,现直陈几点意见,以求教于学界同道。

 

  选择了“学术”就选择了“冷”

  时下确实存在这种比较极端的现象。一方面,历史成为大众读物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充斥银幕的热播剧、摆满书摊的畅销书,许多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另一方面,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有人问津。冷静一想,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大陆,即便在今日之美国、日本,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在世界的华人社会里,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发行量大?同是“三国”,读《三国志》的有几人,《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即以“二司马”为例,司马迁尽管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抱负,但在世的时候,有几个人关注他在写《史记》?司马光尽管有政府的支持,生前也没有看到《资治通鉴》的辉煌。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小说《三国演义》《鹿鼎记》乃至电视《三国演义》《鹿鼎记》等对培养青少年历史兴趣的功能。回想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喜欢上历史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是捧读《史记》《资治通鉴》的?显然是前者。

 

因此,不要鄙视大众读物,不要轻视大众读物乃至影视作品对于唤起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的作用。这一现象背后其实是作品的功能问题,而并非是因为史学研究出现了误区。因为,学术著作本来就是“藏之名山”,让人“吸收营养”的;文学艺术作品则是直接提供给大众(包括学者在内)消遣的。受众群体的不一样,决定作品的“热度”不一样。或者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个基本事实,使不少朋友产生了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的感慨。其实,除了个别特殊的时代,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受过热捧,这是学科特点所造成的。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可以说,选择学术就选择了“冷”,选择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就选择了“特冷”。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些学者被人瞧不起。但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在做“冷门”学术,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放下了学术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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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by Qu Qingshan (曲青山) on how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par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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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学习和认识党的历史

 ——曲青山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浦讲坛”上的演讲 ——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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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把握自己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我们正确的未来走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要回到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Blog discussion of historian Yang Kuisong’s (杨奎松) view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questioning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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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卢布”(上)——读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時間: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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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自己所受的官方教育多有微词,但有一个观点我是至今赞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但近来读书的经验又告诉我,千万不要夸大“人民革命”在改朝换代中的作用——即使他们为生存而战士气高昂,官军因政治腐败而士气低落,但由于双方在训练、装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如统治阶层的分裂、外敌入侵、外部干预等介入的话,这些“人民革命”往往难逃悲剧命运,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历史上多如牛毛的中小规模的农民反抗。项羽刘邦起义的胜利得益于六国旧贵族势力的趁机复辟(项羽叔侄本身楚国旧贵族之后),隋末农民起义埋葬隋王朝的关键是李渊、王世充、宇文化及等故隋地方势力的割据,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把宣统赶下台,袁世凯的“投机革命”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明朝与其说亡于李自成张献忠之手,毋宁说亡于满清之手。唯一推翻旧王朝的是元末红巾军及朱元璋的起义,但其中民族矛盾的因素不可忽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李渊、袁世凯之流“投机革命”是民意压迫的结果,但这不正好也说明,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人民群众,在改朝换代中所起的间接作用也许更大,效果更好?因此,在很多时候,人民起义只是敲响了独裁者的丧钟,从独裁者阵营里分化出来的“投机者”,或者说“顺应时势者”,才是独裁者的直接埋葬者。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更清楚,当时北洋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中的汉口和汉阳,武昌也是指日可下,革命形势一时风雨飘摇,但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却带来了清帝退位的戏剧性结局。笔者无意贬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也无意诋毁革命的伟大作用,而是厘清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人民群众一盘散沙的特点,注定在高度精密的国家机器面前是无力的。近现代社会,民间和官府在装备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民众在专制国家机器面前的无力感更加明显。想单纯靠暴力革命颠覆一个现代国家机器,根本不可能——面对独裁者的坦克、飞机、大炮、机关枪,手无寸铁的群众除了血流成河恐怕再没有好的结局。正是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印度圣雄甘地才号召民众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不是人民起义。反过来,作为现代条件下的农民战争,1949年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国民党的现代国家,必有其特殊的内外部因素起了作用。

Article on the socio-historical function of the notion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en”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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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的社会历史作用

莲花伯

来源:共识网201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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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发展观”就是继承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而确定的今后发展的道路。

“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人的世界观,传统文化的核心,继承其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部分,对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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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ous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on if I had the chance to be a graduate student onc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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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王汎森

来源:学术月刊微信公众号2015-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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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一次对学生的演讲。该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使许多研究生受益良多,小编也是其中之一。经王汎森先生惠允,本刊微信号特意推送此文,以惠泽更多文史哲方面的青年学人。

 

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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