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D dissertation

Recent Ph.D. dissertation by Xie Jindong (谢进东) on the encoun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ith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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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解释模式

谢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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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观念置于“现代性”意识的视角下加以深入剖析,从中探寻20世纪中国的主要历史学解释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思想共性。 现代性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其内涵就与历史思维直接相关的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进化史观、民族—国家史学观以及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这些史学观念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的始终,以进化或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或将历史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之下,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解释的三种主要模式。由这些历史学解释模式促成的20世纪中国史学实践,推动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范式转换。这是现代性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同时,一些体现现代性意识的理论所带有的缺陷,在某些方面也制约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深入探讨现代性意识影响下的历史学解释模式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分析其局限,是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 本文选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家及其史学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分五章来探讨现代性思维是如何影响史学研究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内在关联。 第一章“现代性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范式”。梁启超在现代性意识影响下倡导“史界革命”,形成了以提倡进化史观、寻求历史因果律或因果关系、强调以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倡导民族—国家史学观、主张历史一元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历史理解还是史学方法上都明显有别于中国旧史学,因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史学界促成了一个史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年代前后,梁启超开始对其先前形成的现代性史学思维进行反思,但并不彻底,如他对进化史观的反思,只是对历史进化的内容做了重新界定,而未对历史进化观念本身的合理性做出更深层面的讨论;他对科学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局限也较忽略。 第二章“现代性与‘古史辨’”。顾颉刚“古史辨”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标准,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使得“古史辨”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蕴含现代性意识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第三章“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建树”。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怀有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而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第四章“现代性与郭沫若的社会历史观”。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也受到了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影响,其突出之处在于持守单线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即认为中、外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沿着同一条道路向前发展。他依据西方思想家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的各阶段社会特征,从中国史料中找寻与之相似的证据来判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并对其进行历史分期。其古史研究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验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经历与其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一致。他得出的中国古代社会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结论,为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意义重大。不过,他因受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过于强调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致性,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致使其结论常与实际难符。 第五章“现代性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研究”。50年代以后的30余年间,在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下,国内史学界展开了后来称之为“五朵金花”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尽管都受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将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与中国历史相印证时,彼此之间的认识却产生了分歧。此分歧的产生主要源于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的理论局限。80年代初,一些学者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理论革新史学方法,将中国历史阐释进一步纳入自然科学的思维轨道,但过度陷入历史机械论的泥潭。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打破此前束缚史学研究的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强调不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突破了由单线进化历史发展观带来的困境,但仍带有进化观引导的“宏大叙事”的痕迹。 结论部分。首先对全文所阐述的20世纪中国史学的现代性思维之主要表现做一总结,并阐明:伴随着中国自19、20世纪之交开始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而形成的现代性话语,是中国现代性史学思维产生的思想基础。现代性史学思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于建构新型的历史认知框架、建立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扩大历史研究对象、形成中国“整体史”的研究范式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局限主要表现为:在看待历史发展模式问题上显示出单线进化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以及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来看待和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以文明作为历史认识范畴的文明史研究方法,对于克服现代性史学思维影响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及从“单一因素”视角来考察历史演变的局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现代性 历史学解释 中国史学

【学位授予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K092

【目录】:

中文摘要4-7
英文摘要7-13
绪论13-34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13-22
(一)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历史观的批判与反思13-16
(二) “后现代”观念的传入与当下中国史学研究16-22
二、概念理解与研究思路22-34
(一) 现代性的生成及其内涵22-25
(二) 现代性在历史观中的体现25-27
(三) 20 世纪中国史学观念中的现代性体现27-33
(四) 本文柜架33-34
第一章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范式34-53
一、“史界革命”与梁启超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形成34-42
二、关于梁启超史学思想变化的诸家说42-44
三、梁启超现代性史学思维在20 年代的延展44-49
四、延展中的邅变:梁启超对现代性史学思维的反思49-52
五、小结52-53
第二章 现代性与“古史辨”53-72
一、进化史观:顾颉刚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54-56
二、科学理性的认知观:顾颉刚疑信古史的基本标准56-59
三、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59-61
四、假设与求证:顾颉刚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61-63
五、顾颉刚现代性史学观念、方法运用中的失当63-70
六、小结70-72
第三章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建树72-89
一、傅斯年的进化观及历史演化论73-77
二、傅斯年民族视角下的史学意识77-79
三、“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79-84
四、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84-88
五、小结88-89
第四章 现代性与郭沫若的社会历史观89-108
一、进化史观与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说的倡导90-93
二、郭沫若早期社会历史观的形成93-101
三、郭沫若对其早期社会历史观的修正101-107
四、小结107-108
第五章 现代性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研究108-129
一、“五朵金花”史学讨论中的现代性诉求109-119
二、史学方法革新中的科学化取向119-124
三、现代性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124-128
四、小结128-129
结论129-141
参考文献141-153
后记153-155
附录: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155

PhD by Li Bo (李波) on “Lü Simian and the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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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摘要】: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发表了很多时论文章,为后人留下了总计一千二百万余言的煌煌著述,为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卓著。本文以“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为题,一方面,冀图从学术渊源、治史方法、史学观念、著述特色等角度对吕思勉史学作一整体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则将吕氏史著置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术背景之中作比较、归纳的纵深考察,从而衡量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第一章“吕思勉的学术渊源与为人为学”,从求学经历、时代环境、个人品性三个方面讨论吕思勉其人与其学,藉此阐明吕思勉的旧学新知与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探讨吕思勉的治学方法与思想观念,概述吕思勉在治史方法与经世思想上的具体见解与做法,并说明:作为二十世纪新史学家的吕思勉,其新史学成就,既得益于他对新观念与新方法的积极领受,也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第四章与第五章主要考察吕思勉编著或主编的史学著作。第四章“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编撰”,主要结合二十世纪前半期史书编著与通史研究的整体情况,阐述吕思勉编撰史书的理念与方法,讨论吕氏史著所具有的风格与价值。第五章“吕思勉与《古史辨》”,考察了吕思勉参与编著《古史辨》的过程,并探析了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 第六章“吕思勉的治学历程与新史学贡献”,从治学历程、治史取向、学术地位等方面总结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新史学的关系,考察他由博返约、自专趋通的学术历程,剖析他的治史宗旨与治学取向,最后则分析他的学术地位及其所倡导的“绝去名利之念”的多层意涵。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Liang Xin)
【关键词】:吕思勉 新史学 二十世纪前半期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K092
【目录】:

  • 附件  6-8
  • 论文摘要  8-9
  • Abstract  9-13
  • 绪论  13-21
  • 一、选题意义  13-14
  • 二、研究现状  14-18
  • 三、研究思路  18-19
  • 四、文献资料  19-21
  • 第一章 吕思勉的学术渊源与为人为学  21-35
  • 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21-23
  • 二、时代变迁与身份转换 23-29
  • 三、为人与为学 29-35
  • 第二章 清代历史考据学与吕思勉的治学方法  35-62
  • 一、学术精神与方法的传承  35-41
  • 二、以《日知录》与《廿二史札记》为治史模范  41-54
  • 三、治学成绩的新发展  54-62
  • 第三章 今文经学、康梁学说与吕思勉的经世思想  62-92
  • 一、清代今文经学与学术研究  62-70
  • 二、大同三世说与社会理想  70-79
  • 三、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79-92
  • 第四章 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编撰  92-132
  • 第一节 二十世纪初的通史编撰与《白话本国史》  93-116
  • 一、二十世纪初的新式通史编撰  93-98
  • 二、《白话本国史》的作史宗旨  98-106
  • 三、《白话本国史》的作史方法  106-116
  • 第二节 吕氏史著的风格与价值  116-132
  • 一、通史编撰与专精研究  116-120
  • 二、撰述的观念与风格  120-125
  • 三、研撰方法与新旧之学  125-132
  • 第五章 吕思勉与《古史辨》  132-145
  • 一、与顾颉刚、童书业的学术交往  132-135
  • 二、古史辨与“古书辨”  135-138
  • 三、古史理论上的分歧  138-145
  • 第六章 吕思勉的治学历程与新史学贡献  145-163
  • 一、由博返约、自专趋通  145-151
  • 二、“再造已往”与“下学上达”  151-157
  • 三、学界声光与“绝去名利之念”  157-163
  • 结语  163-166
  • 吕思勉论著  166-169
  • 吕思勉史学研究论著  169-174
  • 其他参考文献  174-178
  • 后记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