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Yang Tianshi’s (杨天石) book on modern history《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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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有质、有识

马勇

来源:《北京日报》2015年12月28日第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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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015年学者案头书

特别推荐·近代史篇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七卷本文集汇集杨天石先生近六十年所写论文、札记,是杨先生近代史研究精华结集,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说杨先生的作品为“当代中国学术巅峰之作”,自思是否有过誉之嫌。经几天思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杨天石先生学术评估上并不为过,我愿从这样几个层面简单解释一下理由:

 

第一,有文。孔子在谈及文章境界时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管这里的“文”、“质”有多少解释,一般的理解,好的文章不仅要有内容,还要有点文采。特别是现在的历史作品,也应该注意一点文学性、可读性。杨先生为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年轻时志在文学”,写过文学史,能写古体诗,还有诗集出版,因而读杨师论著,无论多枯燥的故事,都有一种身临其境、栩栩如生之感。作者在文集“新序”开篇即引一首词以表明“评说近代史”的心迹:“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当今新派历史学人,已很少有人如此充满诗意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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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Li Ling (李零)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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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也有“思想史”

——李零评说唐晓峰

李零

来源:思想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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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汇编
■研究地理,从地上看大地,一直凑到眼跟前儿看,固然很重要,但思辨推理、宏观把握也绝对不可少。……我们要想真正读懂这篇“大地文章”,不能不借助思想的翅膀、理论的眼光……“地理”也有“思想史”吗?此书有很好的回答。■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值得反省,几乎所有学科都是照搬西方的学术范式,术语转换,体系转换,基本上是单向,我们只是强己就人……作者跟我说,他想反过来想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讲中国自己的地理思想,然后再看西方的概念和体系有什么不同,用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的话,就是“反向格义”。

■古人讲分野,是以地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二十八宿。这种套合,虽然有很多牵强之处,但想法很聪明,有古人的智慧。我们站在地上看大地,看不远,但天却视野开阔。古人想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点,和现代的大地测量和GPS,在思路上是相通的。

■作者的叙述方式,是用“混沌-秩序”作核心概念和贯穿全书的主线,略分早晚,讲地理观念的演变,从天人不分到天人分到以人为中心。每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反复变奏。

品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文 |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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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book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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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罗志田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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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汎森先生的新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关注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并通过将其与生活史相联系,广泛论述了“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第二部分则以文字狱、禁书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著名学者罗志田先生曾为本书撰写书评(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将全文转载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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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Dengmiao (沈登苗) on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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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不同看法

沈登苗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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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民科”vs“学院派”常常会成为网上论战的导火索。如果说上文张伟然老师对历史文化地理的思考是“学院派”的叙述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则是“民科”沈登苗先生对历史文化地理的不同看法。大家会站在哪一边呢?

葛剑雄、华林甫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以下简称《研究》,该文涉及的论著、论点不再另注出处),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历程,展示了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读后使人大开眼界,启发良多。然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研究》第二部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的第六节“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论述篇幅过于单薄、回顾时段过于简短、择取内容过于集中、推介研究人员过于专业,以致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笔者不揣冒昧,欲对此作一补充,并就20世纪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特征、成果评估、学术主张、发展趋向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行家。

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之景观

《研究》全文约4.5万字,除去首、尾,正文3.5万字,涉及研究人员200多人、论著400多篇(部)(以下“部”字省略)。介绍历史社会文化地理部分约0.24万字,提到作者27人、论著35篇,分别约占正文的1/15、研究人员的1/10和文章篇数的1/13,信息量在历史人文地理的七个分支中处于平均值。作者之所以作如此安排,基于该分支“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事实并非如此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scholar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from an elit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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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菁英眼光看晚清士人和社会

罗志田

来源:澎湃新闻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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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各种变化中,与人本身关联密切的一个基本变化,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而其中身份地位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原居四民之首、作为其他三民楷模的读书人。在中西的碰撞、冲突与竞争之中,读书人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对所谓的近代“转化”感受最强烈,可以说“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也因此,他们的社会变动及心路历程,处处折射出时代的激变。

 

上面一段里引号中的文字出自杨国强兄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书,该书以“士人”为对象,考察嬗变中的“世相”,确为上选。作者特别注意到,晚清朝野的改革呼吁和实际措施,本皆出于“取新卫旧的愿想”,但在“中西交冲的屡起屡挫”背景下,形成一种“在节节回应里生成的节节嬗蜕”,逐渐演化为一个“日趋日急的除旧布新”过程。在此进程之中,“士大夫群类在整体上由分化而分裂”。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再到后来出自学校的“知识阶级”,其间的前后相连和前后相异都非常明显。而正是他们中一些人,以士议的重锤粉碎了万千士人托身托命的科举制度,因而也“自己消灭了自己”。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向有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纪传体”传统,后被梁启超攻击为无数墓志铭“乱堆错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的史学仿效的是西来的章节体论著,略近于以前正统士人不屑为的章回小说。随着西方社会生活中人的一步步异化和物化,近几十年西方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进程中形成一股很强的潮流,即人的隐去。而西方史学恰是我们想要摹仿的榜样,结果是我们自身的史学论著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结构、功能、类别、角色、数据、甚或指数,而越来越少见具体单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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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by Wang Guo (王果) on Wang Fansen’s (王汎森) book on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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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状而无形”:清代士人的思想世界

王果

 

来源:北大博雅好书微信公众号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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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观念,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意指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会渗入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区域都会受其影响。王汎森教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借用这一观念,从零散的日常经验和微观叙事入手,探寻清代政治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隐匿面,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鲜活多姿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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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y historian Zhang Taiyuan (张太原) on Sang Bing’s (桑兵) book on the methods and paradigms of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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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张太原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2015年9月28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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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晚清民国,常常被称为近代中国,尽管边际有所不同,但大体相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此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重新寻找真实的晚清民国成为治近代史者一个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如何走进蕴含着多重世界的晚清民国,即使对于专业治史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化近代史研究,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桑兵教授的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提供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中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于知旧,不温故何以知新?这里说的“知”和“温”,不是简单的通晓,而是力求穷尽。

作者自己讲:“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或者“不必号称创新发现,而学问可以日益精进”。作者表示,“这些行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但是,如此之“旧”,对于一般的后学可能反而耳目一新。曾几何时,中国学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在史学方法上,又曾几何时,推崇一方,打倒一方,致使当下一般后学未必就懂得基础门径,更谈不上良法美意。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以平等开放的态度,把近代众多前贤的治学良方熔于一炉,实际上蕴含着对近代学术流变的反思,其本身所昭示的大概不仅仅是“旧”。况且,其中“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辙”,不乏作者自己的“治学所悟”,即个人治学经验的结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未来治史应世的期许。大而言之,该书着眼于学问的整体发展,总结既往,提升当下,启示未来;小而言之,该书展示了治学的一些基础门径与取法。这里仅就容易引起疑惑的两个问题谈一下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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