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er Qian Yongxiang (钱永祥) on history and the moral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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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历史,重建道德

钱永祥

来源:《读书》2014年第8期, 思想潮微信公众号2016-02-11

作者:钱永祥,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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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比较关注的政治哲学课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公共文化需要包含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斯蒂芬·平克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部人类新史》带给我直接又深远的冲击与启发,回响所及,对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路调整很有助益。

这本书为什么引发我如此大的共鸣与重视?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全面挑战现代人对“历史”与“道德”的理解及想象方式,从而使人类的道德感性与社会实践都有了新的含义、新的方向。我认为,它值得所有关切历史与道德之现世意义的思想者重视。有鉴于今天的中国正面对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道德的沉重挑战,这本书特别值得译成中文,供中文读者参考。

本书开题的第一句话就大胆宣称,它“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这件事就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暴力呈现下降趋势”。作者进一步质问心存怀疑的人:“如果这不叫进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算是进步?”的确,《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之所以引人瞩目,出版之后引起广泛争议,正是因为作者敢于直言人类的历史的确有进步可言,进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为度量这种“历史进步”的尺度。这两项主张都具有高度的挑衅性。

承认人类在进步,就意味着正面挑战了近百年来主流思潮不愿也不敢再谈“进步”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倾向,并强调人类不仅在“改善”之中,而且这种改善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足以构成一部相连贯的人类进步史;如果接受以“暴力下降”作为进步的量尺,就等于是在挑战习见的高调道德观,把道德关注的核心议题从“追求德行”下移到了“减少苦痛”,所谓“改善”并非指人类已进入某种崇高的道德境界,而只是减少使用暴力,减少个人所承受的苦难而已。

从这两方面出发,本书以浩瀚数十万言提供了丰富的论据与材料作为佐证,读来目不暇接(115张图表、近2000个引注、上千项参考材料),堪称一场知识盛宴。而读完之后,读者或许不会完全接受书中所表述的这两项主张,不过,经此论辩的洗礼,你的历史观与道德观都会与此前大为不同。

面对这样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读者在开始阅读之前会需要一幅简明的地图。在“前言”里,作者对全书的主要结论提供了一个“预览”,读者可以参考。在此,我想简要地综述全书的论证架构,对阅读或许也有一些帮助。

本书的主旨在于证明,人类历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历史。这个主旨涵盖了两件工作:一是设法显示历史上暴力的确在降低,二是设法说明这种“降低”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针对第一件工作,作者举出了五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六大“趋势”,每个趋势都显示了暴力在降低。这六项趋势我们稍做简化,大致如下:

首先他指出,考古学家检视远古掩埋场挖掘出来的遗骸残骨,发现在国家组织尚未出现的漫长时代里,因暴力冲突而导致死亡的比例约为15%,可是到了烽火连天的20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只达全世界人口的3%;在尚未形成国家的原始部落社会中,每10万人有500多人死于暴力冲突,但即使在20世纪遭战火严重蹂躏过的德国、俄国,这个数字也只有130人。平克称这个演变为“平靖进程”,他将其归功于中央政治权威,也就是某种“国家”的建立。

第二个趋势是个人之间暴力相向的情况在降低。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10万人每年超过100件(这是14世纪的英国牛津,也是美国西部在开发时期的情况),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每10万人0.8件。这种转变,平克借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术语,称之为“文明的进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基础从农业(土地)转向贸易。

第三方面的趋势,平克称之为“人道主义革命”,主要涉及各种残暴酷刑,特别是法定的酷刑与死刑,都有显著的减少。人类殚精竭虑设计的各种刑求方法与刑具(书中有惊悚的附图)、各种以人献祭的习俗、猎杀女巫、残杀宗教异端、宗教战争等等,它们曾经盛行长达几个世纪,如今都已不复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与死刑不仅频繁,而且往往公开举行,人们扶老携幼以看热闹的心情围观评论,并不以为不讳不忍。18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大体上不再见到。

人道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平克归功于印刷技术发达、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阅读帮助人们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了残酷虐杀的意愿。

接下来,平克整理人类历史上战争、内战以及种族屠杀的演变。从他所举出的数字来看,一个大致稳定的趋势是:战争的数目在减少,战争直接、间接致死的人数相对于世界人口的比例在减少,种族屠杀的发生次数也急遽减少。平克认为,这些趋势的外因正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贸易以及国际组织。

平克特别在意一般视20世纪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的成见。他强调,20世纪死于战火的绝对人数的确是历史上最高,可是考虑到世界人口的总数,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纪吗?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造成400万人死亡,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2000万人死亡,稍后的美国内战造成65万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鲁王国的沙卡王之治造成200万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国联盟之战,消灭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猎捕奴隶并贩售到美洲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纳粹大屠杀。至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殖民战争就不用提了。平克无意美化20世纪,但是他强调,20世纪后半叶的长期和平,也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部分,不应忽视。(平克没有忽视50、60年代的中国,60、70年代的中南半岛,但并没有讨论其含义。)

说到种族屠杀,20世纪的记录历历在目,包括晚近的波斯尼亚、卢旺达、达尔富尔。可是打开《圣经·旧约》,几乎每一页都在鼓吹或者记录某个种族的灭绝。雅典人消灭掉美洛斯,罗马人消灭迦太基,蒙古人西征,十字军东征,欧洲宗教战争,欧洲人在美洲、非洲与大洋洲都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平克也提到了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分割,以及60年代的印尼。)

最后,平克关注到“权利革命”的整个趋势。在这个范畴里,平克举出民权(少数种族权利)、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他用具体数字显示,各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法律与言行在20世纪大幅度改善;强暴、家庭暴力都显著减少;对儿童的体罚、虐待、校园的霸凌、打架逐渐遭禁止;同性恋获得除罪化,受到的敌视与攻击也大为减少;即使在动物保护这个领域,狩猎活动不再流行,素食人口快速增加,保护动物的立法也越来越普遍。今天的人,对这些领域格外关注,固然是因为这些议题特别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争、凶杀、各种集体迫害、酷刑等形式的暴力,已经不再是铺天盖地的眼前威胁,让人类稍有余裕去关注并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权利议题。

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趋势之后,平克的第二项工作就是设法说明这些趋势的原因。在这方面, 他特别强调,他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 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

所以,平克在解释几千年来暴力减少的原因时,完全不诉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几种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举出五项外在于人性之善恶的因素: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都市化以及运用理性。)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着重制度,少谈心性”的现代想法。

如今本书的中译本问世,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正好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对照检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暴力与苦痛的态度,检讨社会、人心中或隐或显的价值观。中国的历史不见得比别人血腥,中国文化也并不特别崇尚武力与残暴,更鲜见宗教迫害与殖民侵略。不过,传统中国绝对不是传说中的“礼仪之邦”。面对四邻异族,面对争夺权位的对手,面对社会上属于“卑”的等级,面对异端邪说、违法乱纪之徒,华夏体制不见得心慈手软。而每当体制崩溃,草民反抗,“万家墨面没蒿莱”,则往往带来血流成河的报复与镇压之循环。中国历史应该也有它的进步故事,只是这一页还有待史家的抽丝剥茧(而且里头总有一只被煮死的蚕蛹)。

平克在书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初期,某种“国家”形式的政治掌权者坐镇大局,加上一般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这是促成暴力降低的两项主要历史动力。他没有特别注意中国的历史,不过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可能远比世界其他地区都更为先进与发达,故此应该也有相应的降低暴力的效应。但到了近代与现代的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触发了一场“人道主义革命”,把人道、人权以及对于他者的包容,对于弱者的同情关注,逐渐摆放到人们道德意识的核心位置,由此开启了至今仍然以各种“权利”为名进行的思想革命与社会改革。

但是在中国,“启蒙”的诉求虽不断有人提出,却好像并不容易看到类似的道德意识大变动。近代中国人饱受暴力欺凌、家国苦难、社会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现实生活的种种折磨,却始终不曾有意识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减少当作独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价值看待。中国的文化与人心也强调恻隐与怜悯,不过在我们的道德观中,它们基本上属于个人修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视为道德思考的根本原则,更不曾成为社会伦理与公共规范的基础性价值。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忧虑于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在日常生活中,为己的私利与对人的权力似乎变成了驱动整个社会运作的关键性力量,淡漠与冷酷则构成了个人自我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在政府与民间举办的不少“道德状况调查”中,频繁见到“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规范崩溃”之类的字眼。不过,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中国近代的“道德危机”由来已久,从19世纪末叶开始即接连不断,至少包括了清季民初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溃,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热潮,将此前甫告萌芽的人文主义道德秧苗冲刷殆尽。

百余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失望,难免滋生犬儒心态和虚无主义。面对这样残破贫瘠的历史遗产,加上生活经验早已教导我们不能信任制度,更不可以信任他人,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必然只会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实的生命。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所熟悉的各种“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不容易产生具体的结果。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培育出一种比较丰富的道德意识,一方面为大家日常惯用且常用的道德概念、道德评价字眼填充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生活与个人言行提供可信、有效的道德准则,为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增加一些道德面向?

这类问题几乎不可能有现成的具体答案。不过平克在这本书里所发展的观点,多少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向。一方面,对于“道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应该务求踏实,不必陈义过高,设想道德乃是某种需要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克成就的境界;并且最好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需求与遭遇着眼,把各种苦痛与剥夺视作道德所关注的人间大恶,让排斥暴力、减少这类苦难成为道德感性与道德关怀的注意焦点。换言之,我们需要经营、发展一种道德意识,强调“排斥暴力”与“减少痛苦”这两项核心原则。道德意识的这种改变,主要是文化、思想层面的工作:文学、哲学、历史叙事与生命史的叙述、媒体与大众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评论,都有助于发展一套新的道德叙事方式,从点滴开始,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平克书中关于西方当年人道主义革命的分析(第4章),很值得我们参考。

另一方面,各种社会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性格,会带来可观的正面影响,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正视。社会运动之所以产生,原本便是某些弱势者的处境与遭遇造成了苦痛,需要道德关注,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却压抑了他们的声音,于是需要由当事人或关心者自行集结,形成社会力量,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与命运。因此,社会运动发自弱势者日常切身的利害,所依据的正当性完全寄身于道德诉求,所追求的则是消除不公正的压迫。与利益团体不一样,社会运动的特质正好就是以道德为理由要求“减少苦痛”,消除社会中的隐性暴力,从而也就直接间接地改善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质量。如果这种实践层面上的运动,能与上述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意识改革相互学习、相互配合,大家所盼望的道德重建,或许便能逐渐积累成形。平克书里所讲述的权利革命故事(第7章),不仅激励人心,也足以为我们的道德重建工作所借鉴。

平克这部大著的英文版2011年10月出版之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也受到不少批评。一种常见的批评涉及方法论,包括他对各项统计数字的使用与解释方式不能服人,由此认为他所导出的结论有误导之嫌。另一类批评认为他的历史叙事有许多疏漏与不妥之处,并不足以构筑他的历史观。还有一种批评则着眼于几个概念问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挑战平克对于“暴力”的理解:他所谓的暴力似乎局限在以物理力量(枪炮刀斧、各种刑具或者拳脚、言词)施加于人身,从而他所论的痛苦也集中在个人身体与生命所承受的生理伤害上。但有左派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体制并不使用明显具体的物理性暴力,却仍然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剥夺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女性主义者也认为,父权体制并不需要施展家暴,便可以轻松维持男性的优势支配地位。换言之,平克的宏观历史,所忽略的正好是真正宏观的制度性暴力,使得他眼中的历史趋势与道德进步,其实只触及了历史的表层现象,并没有掌握到历史的真实。最后也是最激烈的批评,则指责平克全书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所见与所不见经常反映着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批评者甚至说,这本书之所以获得各方好评,其实也反映了该书所传达的信息正好符合美国当前的主流舆论。

这些批评,在我们评估平克书中论证的妥当程度时,都可以列为参考。我相信,中译本出版之后,也会出现一些高度批判性的书评文章。但在笔者看来,无论这些批评是否成立,都属于实质的层次。该书有一个基本的局限,同时又有一个基本的贡献,互为表里,恰似一个铜板的两面,构成了给这本书恰当定位的前提,值得读者在阅读时放在心里。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从一种宏观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的重建,但不经意之间,“宏观”却容易被作者以及读者误解成了“全貌”。平克证明了历史有进步可言,这进步在于暴力在降低。但是暴力在降低,以至于暴力所导致的苦难在减少,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已摆脱了所有的苦难。事实上,饥饿、贫穷、疾病与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天灾疫病,依然在“南方”国家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们;失业、贫困、老病,在发达国家也是严重的问题;何况上面提到的制度性暴力,包括族群冲突、性别歧视、宗教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流动之后的劳动剥削与环境破坏,并没有被人道主义革命与权利革命所消除,反而继续以直接间接的方式,在许多社会之间以及许多社会内部造成苦难。我不认为平克企图否认、掩盖这些涵盖极广的苦痛来源。但是他谈暴力造成的苦难在降低时,这种有限的乐观,无意之间却扩散为全面的乐观,好像他所描述的历史趋势,已经能够涵盖人类所面对的所有苦难。但是这分明是严重的误会:《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述说的进步故事,局限在某些形式的暴力以及这类暴力所制造的苦痛上;它其实并没有对人类的全部命运提出任何论断或者预言。读者阅读本书时,对这一点要有所警觉。

但话说回来,这个受到高度局限的领域,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吗?即便局限,这个领域中的变化,不是有其高度的启发性吗?平克的基本问题意识,触及了人类进步的可能与苦痛的道德深意这两大议题;我认为,能提出这两个问题,本身便深具意义。针对这种问题意识,平克把人类历史中各种减少苦痛、要求人道、追求解放的历程连贯成一个完整的进步叙事,不啻为道德意识建立了一套演进史,把今天人类仍在努力的道德事业,联系到了人类历史从古到今的残暴、受苦、抗议、反省、学习、改善的整个过程,让我们儆悟现在的多数制度、行为仍携带着昔日的暴力因子,因此永远需要我们警惕、反思、抗议,进而得到改善、进步。这本书的意义其实不应该在于讴歌颂赞人类已经获得的有限的改善与成就,而在于指出现有的趋势与成就,适足以显示方向,督促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对“暴力”的含义不断追索,对人间“苦痛”的所指逐渐扩大范围,从而把更广义的暴力降低、更广义的减少苦痛,当成继续努力的目标。借这样的阅读心得调整我们的历史观与道德观,才是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

2014年5月于南港/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