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Hu Baoguo (胡宝国) on the depth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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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解的深度

胡宝国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16-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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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问题’。”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最早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小书还会有再版的机会,再加上研究领域也有改变,所以出版后的若干年基本没有再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北大出版社要出修订本,我只能是把一些明显错误的部分删掉,难有大的提高。补写了一篇关于《南史》的文章,虽然自认为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的水平却不能满意,毕竟是年岁大了,身体多病,力不从心。

人生总有很多的“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书会再版,甚至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因为上中学学的是俄语,自己又喜欢俄国文学,所以最大的理想是学俄语,但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还有政审一项,按我所在的河北省的规定,考外语类要按“绝密专业”的要求政审。我当然通不过了。当时政审在地区一级,录取在省会。我的卷子以及政审材料在地区一级就扣下了,没有任何学校见过我的材料。录取刚刚结束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父亲所在的河北师院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们家了,这才把我扩招进来。他们让我选择,学英语也可以(俄语那年不招生),学历史也可以。父亲想了想说,你还是跟我学历史吧。就这样,“完全没想到”就学了历史。

从小就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家里的那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过。父亲从系资料室给我借回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看看还行,但要说有多大意思,好像也谈不上。多年以后,只要遇到从外专业转到历史专业的年轻人,我总要问,你为什么要改学历史呢?原来的专业不是挺好吗?见得多了,逐渐就不问了。这世界太大,人们的兴趣也是各式各样,我没兴趣不等于别人也没兴趣。当然,几十年下来,自己也有一些研究的兴趣了,这就如同包办婚姻也能培养出感情一样。我知道,很多人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问题”。

胡如雷(1926~1998)

缺乏兴趣,而且也天性懒惰,这是我学术成果很少的主要原因。记得小时候特别爱睡懒觉。有一天都到上午10点了,我还在睡,父亲站在床边批评我说:“一个人不怕有一千个毛病,就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你的致命毛病就是懒!”他很少批评我,所以印象很深。母亲说,我在医院刚出生的时候连吃奶都不睁眼。护士奇怪地说:“这孩子怎么会懒到这个程度!”可见我的懒是天生的。我的体会是,凡是天生的缺点都是改不了的。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当然,说到懒,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懒的。我有个同学,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先生在他作业上用铅笔写了修改意见,让他改后再交上来。过了一段,他以为王先生会忘记这事,所以就用橡皮把王先生的批语都擦了,再把作业原封不动地交给王先生,没想到被王先生发现了。他懒的境界就比我高多了。所以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不能骄傲。

开始学历史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历史怎么学呢?他说,跟你看小说一样,也是要看名著。为什么说到小说呢?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抓到什么看什么,小说档次都不高。父亲说,这不行啊,看小说就得看名著。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很少,恰好我一个中学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什么“禁书”都能拿出来,所以读了很多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札克、雨果等等大文豪的作品都是那时读的,只可惜年龄太小,理解有限。历史学的名著是哪些呢?父亲提供的就是像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周先生的《乞活考》,我看不懂,他特意带我读了一遍,告诉我周先生高明在哪里。父亲很开明,虽然他的历史研究理论色彩很浓,但从来没有要求我向他学习。后来时常有人见了我说客气话,你有家学啊,我听了都是一笑了之,我哪有什么家学?如果说到影响,北大的几位老师之外,影响我最大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唐长孺先生。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将其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笨人缺乏敏锐,自然也谈不上需要节制,而聪明人虽然敏锐,但因为过于自信而不知节制,常常会分析过头,乱发挥。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

我没有什么理论素养,如果说能有一点研究心得,那也都是分析史料得来的。问题的发现、论证的过程始终不离开史料。虽然重视史料,但是如果翻看我的这本小书,读者就会发现,里面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并没有多少,也不一定过硬。因为年代久远,史料很少,要想把一个问题考死是很难的。有的论著,虽然考证迂回曲折,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轻易不敢相信。有时,越是迂回曲折的考证,越是看起来很有“故事”的样子就越是可疑。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讨论自然是很危险的,尽管它看起来颇有“小中见大”的境界。我重视的是在大家公认的、熟知的历史事实之间发现联系。这种发现既是对已知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事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本来是“隐藏”着的,是被研究者“发现”的。一个研究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往往可以在这里得到展示。

说到史料,还有一段故事。我在写“经史之学”时,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后汉书》里是没有“经史”二字的,这虽然对我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个印象,于是不嫌麻烦,又把《后汉书》彻底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几千页翻下来,人都麻木了,看漏了是很有可能的。正好这个时候有了网络,在网上查台湾史语所的《后汉书》电子版,结果瞬间就出来了,只有一条,在“校勘记”里,正文里确实没有!这样才彻底放心。

虽然网络检索对史学研究很有用,但是我对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却很不以为然。有一种论调,说有了网络检索后,过去老先生们擅长的那套考据易如反掌,算不上什么本事了。其实这是不入门的瞎扯。你检索什么?那是需要研究者提出的,电脑帮不了你。研究一个问题,研究者首先能想到的都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仅仅根据检索出来的这些最直接、最表面的材料进行研究,那只能写出平庸的文章。检索的结果需要深入分析,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回过头去再读书,反复思考,由此才会发现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材料,才能把隐藏的问题带出来。我的体会是,只有把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了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这时的文章才有魅力,才引人入胜。


“只有把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文章才有魅力,才引人入胜。”

南齐萧嶷晚年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四十九岁。我早过了这个年龄,再有不到一年就要退休了。这几年经常会想到他说的这句话。最后一段路上究竟做些什么好呢?我想,历史书还是要读的,有体会也可能写点文章,不求名利,只为人生有个精神寄托。另外,新书也是要看一些的。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老年律条”,第一条是“不娶少妇”。我很赞成。娶少妇是危险的,而看新书则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