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esting interview with historian Wang Fansen (王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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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访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招牌不能改

黄毅力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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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本文是约摸十年前,《笨港》杂志对王汎森教授的访谈。王汎森教授在台湾北港长大,生命历程自然与北港息息相关。此篇访谈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探讨并不是是专门的学术问题,而是王汎森教授的家庭、工作、学术、生活与成长经历面面观。虽是旧访谈,值得新读。

◎能不能谈谈你的家庭?

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常常想,我应该回答哪一个家庭?我习惯上是先回答我父亲的这个大家庭,然后再回答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父亲王文振是一位教育家,他是早期台中师范的毕业生,在他那个年代,能够读书的人不多,所以二十九岁就开始当国校校长,一直到退休。我也曾经读过父亲所办的学校-兴南国小,记得有一次上课驼着背趴着桌子,父亲巡堂经过,拿了一支扫把往我的椅背用力一打,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母亲四十几岁就因病逝世了,父亲后来续娶了洪夙姿女士─就是我们敬爱的阿姨,使得他这几十年生活有了相依的老伴。我的大姐王淑媺也是国小校长,她担任这个工作时好像比父亲稍晚几岁,那时我父亲还未退休,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开会,父亲当时最得意的事便是父女一起开校长会议。

我常常告诉别人,我的大姐才华高、能力强,如果不是投入国小教育行列,她的成就早该超越我们。大哥王汎荧,小时候是天才儿童,智商特高,小学一年级读完直接跳级三年级。他的高中生活大部份在篮球场上度过,但他还是考上台大。大哥从台大毕业之后,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取得博士后,曾在南加大担任助理教授,后来回台大兽医系任教,现在是该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我的二姐王淑女,是家庭主妇,在先生的牙医诊所工作。小弟王昱峰是台师大博士候选人,目前担任高中老师,同时在大学教授通识课程,他的学问之广,读书之多,恐怕少有人能及。在现实世界里,他是个能享受学问的幸福人。

至于我自己的小家庭:我太太也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她同我一起负笈美国时,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了一个硕士,也曾任教于美国颇负盛名的罗伦斯维尔高中(Lawrence ville High School),表现优异,备受校方肯定,目前在中研院担任秘书。她在罗伦斯维尔高中教书时,工作非常认真,美国同事很期待她留在团队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六年级,一个是小学三年级,他们的成长很均匀,也都非常喜欢广泛的阅读,心灵很纯净,非常难得。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尽责的先生,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太少花时间在家庭。有不少朋友警告我,“小孩很快就长大,你很快就要失去这段宝贵岁月了”──也许这就是学问的代价吧。

◎谈谈你的求学经历?

我的求学经历很平凡,而且其中也有许多顿挫,正如我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的,人生的历程是高高低低的,有坦途,有歧路,有顺境,但更多的是痛苦的波折。但不管是顺是逆,我们到头来都会多少从中得益。

回想起来,我对历史的兴趣早在生活于北港时已经萌芽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阅读的兴趣非常广泛,对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许许多多领域都有兴趣,各方面的书都读,我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室及在南港家里的藏书加起来恐怕超过一万五千册,什么样的书都有(我现在开始担心将来退休后要把这些书摆在那里?)。确定以历史作为专业,是在台大历史系当学生的时候。从台大历史系大学部到硕士班,大多是自己在摸索作研究。那些年,台湾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花了许多时间与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且用笔名写过不少文章。

台大硕士毕业之后,我便入伍服役,由于我是在陆军第一士官学校担任教官,而且幸运地被委派为文史教官组的组长,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的初稿,便是在服役的营房里根据以前的读书笔记写成的,当然修改出版是后来的事。这本书的“序”上有“写成于桃园”几个字,许多读者问我,是不是桃园人,后来经我说明,才知道是桃园是指第一士校的军官宿舍。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书影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

退伍之后,我很幸运地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或许您不知道,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是近代中国很负盛名的一个研究所,当年在大陆即有“天下第一所”的雅号,在全世界的汉学机构中也很有地位。这个研究所产生过许多一流的学者。一九四九年底研究所迁到台湾,有一部份人留在中国大陆,他们也都是大陆各方所敬重的学者。不久前,南京大学的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学者在台北的一个社交场合还告诉我,史语所是近代中国汉学的最高峰。

◎但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字看来有点不明白,研究所是以历史为主,还是语言学?

史语所同仁所作的研究非常专门,所以外人对它并不太了解。有很多人看了我的名片,便问我你是一位历史语言学家吗?它的名字确实有点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事实上,史语所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所,包括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一九九七年语言学的部份从史语所独立出去,成立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但是李远哲院长仍然主张保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字,因为这一张招牌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名,如果改成“历史研究所”,就得再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再创造出一张有名的品牌。我认为李院长的决定是明智的。事实上,早在吴大猷院长时代,有人建议史语所改名,但吴院长也坚持不可以,其理由与李院长是一样的。

我进史语所时只是一个硕士,当时中研院的名额不多,所以基本上不大进用硕士,我能以台大硕士的资格进入史语所,是非常幸运的事。

在史语所工作两年之后,我便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奖学金赴美留学。那时候余英时先生正好从耶鲁大学转往普林斯顿教书。余先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担任过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所长春藤盟校教授的华人学者。一九六○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当正教授时,也是该校极少数华人教授之一。余先生是当年我进入中研院史语所的审查人,后来也是在普大的指导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因为学业太忙了,所以没有记任何日记,因此回忆起来有点模糊。这所学校很特别,它重视最基础的学科,像数学、物理、历史、文学…,这些年,它的排名常居全美第一。

◎能不能谈你的工作经验?

二○○○年一月一日,我被借调到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几个月后担任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处长;国科会的几位学术处长都是从大学或中研院借调来的,他们都负责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发展,所以可以接触到各种学科、各种学者。以人文处来说,与它相关的系所就有几十种,所以三年工作期间,对全国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有相当的了解。许多一辈子都不会去看一眼的学术著作,这个时候也得花时间稍作了解。同时因为每隔几天就要与各学术处长开会,所以也多少知道一点自然科学的情况,对个人眼界的成长帮助很大。

二○○三年一月,我结束借调回到中研院,受命去负责一个新成立的跨学科的单位“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下辖“调查研究专题中心”、“亚太区域专题研究中心”、“考古学专题研究中心”、“历史人口计划”、“地理信息研究计划”、“大脑与认知科学研究计划”等等。在这个中心作了不到一年,我又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同时兼这两个单位的主管,之后“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才由中研院副院长接手。

◎行政工作会不会耽误学术研究?

史语所规模庞大,所以行政工作确实要花时间,影响学术研究。不过,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谨,一有时间便赶快拾起书本,晚上也睡得比较晚,时间虽然不完整,但是还可以多少兼顾本务。我有时候开玩笑,自己是一个织毛线的妇人,随时要放下毛线煮饭,但煮完饭后又马上拾起毛线再织下去,所以总还是能够织成几件衣服。有些学者习惯上要有一段很长、很完整的时间才能做研究,那么,学术行政工作便会严重影响他的研究了。

其实我并不怕花费时间、精力,我担心的是怕把这个工作搞砸了,我深怕没作好。

◎我们知道你在去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能不能谈谈院士及院士选举?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从一九四七年开始,在南京第一次开选,它包括数理、生物、人文三组。第一次选举时即成为全国性的大事件。我见识过第一次候选人的名单,印成一张报纸,大致把当时全国学术界各个领域中出色的人才网罗进去,后来经过几道票选,选出了八十一位。当时学者那么多,却只选出八十一人,整个过程非常谨严,投票非常慎重,当时连左倾的知名古史家郭沫若也被选进去了。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居住在自由世界的院士好像只有十多位。中研院院士候选的资格非常宽,只要是华人,不管住在那里,都可以被选,目前两百多位院士中,在台湾工作的有将近六十几位,其余的大多在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地工作。

去年还有一位在大陆出生、受教育,后来到美国读博士并留在美国工作的社会学者当选,这是半世纪以来第一次有大陆的学者当选。

▲如今的台北中研院

◎请谈谈你的研究领域?当选的理由?

我怕回答这一道问题。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不大一样,有些自然科学家一生最主要的贡献是一、两篇突破性的论文,所以可以非常清楚地回答,他的主要贡献是什么。人文学者很难说是靠某几篇论文造成什么样的突破,至少我自己是举不出来的。去年院士选举之后,我婉拒许多媒体的采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担心他们过度夸饰我的成绩。第二是我实在不知如何简单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如果用几句话说我的研究结果,我个人也不大满意。

记得某大报记者访问我时,我一再向他强调,有成就的学者很多,不要夸大我的部份,他的表情相当错愕,不懂我为什么要再三强调这一点。但那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不希望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这几位当选者身上,这样对广大的学者不公平。

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一五○○年以后一直到近现代,将近五百年左右的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是摆脱长久以来人云亦云的成说,对这五百年的某些重要问题作深入的诠释。这五百年是决定中西历史发展的关键年代,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想了解那五百年中,中国思想学术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个人对这五百年中西历史有一定的看法,不过始终没有写过比较性的文章,所有发表的东西仍是以中国为主,只是潜在的有这么一个对比项存在。在这方面我写过五本学术专书及大约六、七十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文有些是四、五万字以上的长文,它们都发表在学报上,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到,恐怕也没有兴趣去读。

我还没有把院士选举过程中对我的提名词找来看,所以并不清楚提名者们对我的看法。

◎请谈谈作研究的甘苦?

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简单回答的问题,大致来说做学问不只是读书,读书可以纯粹是一种嗜好,做学问则是相当辛苦的。有些人误以为我写论文非常轻松,其实是错误的,每次完成一篇论文,总是相当辛苦的过程。

我觉得作研究的过程中,最快乐的部份是由原来的模糊不清、逐步拼起一个清楚的历史图象的过程,在那个阶段最为自得,最为紧张、兴奋,觉得自己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提出若干有意义的论点。撰写的过程感觉也很不错,写的时候觉得整个事情变得愈来愈清晰,有一种创新的快感。比较痛苦的部份则是写完之后,往往发现投注过那么长的心血,所得却“不过尔尔”。但是最痛苦的是校对,要一遍一遍地看已经不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校对比写书还难。我有一本书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从该社决定出版,到我把最后的校样交出去,前后拖了许多年,几乎要成了一桩笑话,问题便是出在我不想校对。

◎我们知道你在北港长大,在你当选院士时,你曾对记者提到,你对一九七○年代的北港最为怀念,能不能谈谈你对北港的记忆?

今年农历过年我依例回到北港省亲,时间过得真快,屈指一算,我离开这个小镇已经卅年了,当我回到北港,已经不大能见到昔日的同学、师长。

我对一九七○年代的北港印象较深的几个地方:

一、北辰国小:我是北辰国小的毕业生,对于校园印象最深的是紧邻着校门的一排园林,对于幼小的心灵而言,它们似乎有无限的神秘,尤其是一个用石头堆栈而成的小山丘,那是我们课后嬉戏的场所。此外,李灯焜老师在教室前种植的大理花,在小孩子的眼中,那一片大理花鲜艳异常。但不知何时,紧邻校门口的园林不见了。

二、北港公园及北港溪:小学的时候每天要经过北港公园,然后穿过北港溪的堤防回到博爱路(当时叫做公馆路)的家。公园的景致,仍然深深印在脑海中。在公园一角的沙仑上面,还瘫放着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被美军轰炸击落一地的日本神社。

但这些景象都比不上北港溪的堤防。那时候可能空气比较干净,所以远处的山峰还历历如现,“当晚霞满天”,从堤防这边望去,觉得辽阔异常,气象万千。我常想知道那片山景究竟是在何处?是嘉义吗?而堤防也给人一种没有尽头的感觉,究竟顺着堤防一路走去,有没有终点,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地方呢?

             ▲北港溪

北港溪河床上的几片竹林也是充满回忆的地方。我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常常流连在这些对少年人而言异常神秘有趣的小竹林中,同时也幻想着未来。(编注:其实清早上堤防,除了空气清新外,视野也很宽阔,运气好的话,台湾第一高峰玉山就呈现在眼前,目前堤防已成为北港民众早晚散步、慢跑、运动的好去处。)

三、篮仔街:我少年记忆最深的是“篮仔街”(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很可惜,这条古味盎然的老街不知何时拆掉改建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当然了解现代建设的必要,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对“过去”有一种执着,随着时光的消逝,这个执着更甚,因为历史遗迹是一次性的,一旦拆除便不可能再恢复,所以我始终觉得拆除篮仔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当然,我对一九七○年代北港的大街小巷、朝天宫、朝天宫正门前天空上的一群燕子、牛墟、糖厂、刚建成不久的建国国中等,都有很深的情感,这里就不一一去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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