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Xu Hong (徐泓) on the New Qing History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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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

徐泓

来源: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6-02-22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and here.
内容提要:“新清史”論爭起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隨後,西方學者分別就研究立場、運用史料及論爭議題核心—“漢化” 問題,開展論爭。2000年以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本文從論爭的緣起、西方學界的論爭及其後論爭再興於兩岸,論述“新清史”論爭的歷史,厘清“新清史” 論爭之重點,點明論爭之政治性質,呼籲參與“新清史”論爭謹守學術規範,回歸學術本質,避免非學術意氣之介入。关键词:新清史;何炳棣;羅友枝;歐立德;漢化;汪榮祖;滿族中心論作者简介:徐泓,男,福建建陽人,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臺灣暨南國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歷史學博士。

文章来源:本文原刊登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頁1-13。

致谢:感谢作者授权平台发布此文!

说明:本文经徐泓先生重新校订,改正了公开刊出时的错别字。

本期值班編輯:望月懷遠
正文
1967年,何炳棣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一個小組會議上,發表“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刊載於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①]同年,何炳棣與鄒讜合辦一個為期十天的大型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討論中共政治與國際問題,並論述中國的歷史傳統。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為基礎,將討論的時段擴及整個中國歷史,題為“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國歷史遺產的幾個值得思考的顯著特色》),分析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遺產。[②]這次發言普遍得到當時漢學界的認同,卻在三十年後引發了一場論戰。何炳棣從興與衰的對立面討論清代的重要性及其局限,並延伸出傳統中國制度與儒家文化解體的議題,其論點包括:(一)歷代中國的疆域,基本上是以長城以內的本部十八省為主,漢、唐、蒙元疆域雖擴及中亞,甚至更廣闊,但都不能維持長久;只有清朝,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經營,將長城以外的東北、蒙古、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納入實際統治的版圖,結成一個以漢、滿、蒙、回、藏、苗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而為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及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二)傳統中國官方人口總數,漢唐以前不過六千萬,宋、明才超過一億多,至康雍乾太平盛世,全國人口爆增,道光末年已增至四億三千萬,到196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更達七億,不能不說是清代留下來的遺產。(三)清廷由於採用制度性的漢化政策,以程朱理學為漢化政策核心,有利於滿族八旗封建政權向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演變;因此,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四)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到清代臻於成熟,區域間經濟與社會的整合,達到歷史上的新高。(五)清代在物質文化、藝術、印刷和圖書文庫方面,取得豐富而輝煌的成就。(六)清朝由於人口爆增導致一連串當時的科技無法解決的經濟難題;乾隆朝以後貪污侵盜公款的情況普遍而嚴重,盛世危機下,爆發白蓮教亂及其他不斷的民變;太平軍之亂後,政治非中央化,地方勢力興起,無法掌控,加上大行捐納制度以解決財政困難,卻造成官僚制度的敗壞;以及面對歷史上從未有的西方優勢現代政治的風暴,最後導致衰亡的命運。

何文關懷的議題以及闡述歷史脈絡的方式,已經超越清朝斷代的限制,可以說是從歷史發展動因及歷史遺產造成現代中國危機的深層思考,對中國歷史的長期發展的總結。此一觀點在1970年代“帝制晚期”的學術討論中,並未受到質疑,卻在90年代西方漢學研究路數漸有更易之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發展出所謂的 “新清史論爭”,其原因及過程值得深究。

 

一、“新清史”論爭:何、羅論戰與西方史學界的反應

 

過去對清朝有許多負面評價,主要受清末革命宣傳反滿,及將近代中國衰落的關鍵歸咎於明清海禁、閉關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響。何炳棣此論一出,讀者咸以為其評價公正,普為清史研究者與教師所引用,大大地改變清代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近年來,受人類學家的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影響,西方史學界開始批判歐洲中心論,改以中國中心觀來進行中國史研究。但由於去核心與去霸權的學術走向,使得中國中心論仍無法滿足學者的新需求;因此,他們進一步批判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中心觀。於是有學者批判以漢族為中心的清史研究,倡議改以滿族為中心的角度治清史。[③]

“新清史”論爭始自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時的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全文刊載於1996年11月出刊的《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④]羅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對清廷 “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的關鍵,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他們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透過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維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清朝統治者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維等非漢族的關係,從而良好有效地統治清帝國。

接著,知名的《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於1998年6月出了一期討論清朝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後,所謂的“新清史四書”:《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陸續出版,[⑤]“新清史”學派逐漸成形。[⑥]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 ,“新清史” 學派正式成立。[⑦]

何炳棣認為羅友枝的批評漏洞百出,兩年後強力反擊。與羅友枝在同一份學報──《亞洲研究學報》上進行辯論,此即著名的《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一文出現的緣起。[⑧]何炳棣的文章以極大篇幅論述漢文化及漢化發展歷史的各個方面,並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何炳棣說:國際學界依據漢文化的內涵和成就的豐富所作的總體評價是,中國文明“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都廣博和複雜”。[⑨]又說:漢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中國人不斷引進吸收外來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調整,其影響力,由中國周邊的東亞和東北亞擴展到全球。在此一過程中,中國的人本信仰,推己及人的文化本質,給異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漢族又虛心地、能動地借用外來的宗教、思想和物質文化,不斷豐富漢文化的內涵,使漢文化充滿生命力,而能不斷擴展。

何炳棣對於羅友枝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以宏觀、多面性的論題進行論述,羅氏卻單就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原文的真實觀點。何炳棣舉出甚多羅友枝曲解原文論點之處,強調其基本論點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卻無視於此,在漢族和滿族及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其次,羅友枝忽視滿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在於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提出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但在意識型態上卻拒絕漢化的說法,是片面而錯誤的。[⑩]何炳棣《捍衛漢化》一文中特別分析遼、金、元、西夏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識型態上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何炳棣還批評羅友枝忽視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全然不顧各種前人研究中關於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何炳棣質疑羅友枝討論中國歷史文化,只強調占少數的3%的民族,放棄對占97%的漢族及其文化之關注,這樣的論述怎麼站得住腳?何強調拋棄漢化因素,就無法理解清帝國統治成功原因。

何炳棣批駁羅友枝之後,羅友枝並無回應,其他學者亦無多大反響。撰文回應的西方學者僅能舉出寥寥數人,如:2003年,出身北京大學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 UC Santa Barbara) 校區任教的鄭小威博士,發表一篇“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以贊同羅友枝的立場,討論“新清史”論爭的核心,述及美國對漢化問題的研究脈絡。但司徒琳(Lynn A.Struve)主編,2004年出版號稱“新清史”新作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論文集中,就看不到任何對同羅友枝“新清史”的討論或回應;似乎西方學界的“新清史”論爭已沈寂下來。

反而是何炳棣的論點後繼有人,尤其是華裔學者反應熱烈,如趙剛(Zhao Gang)與黃培(Pei Huang)。2006年,趙剛在《近代中國》學報(Modern China) 上發表《重造中國:清帝國意識形態與20世紀初近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崛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他指出滿文的“Dulimbai Gurun” ( “中國” 的直譯) 與漢文的“中國” 在清朝官方文書中均指包括滿洲、蒙古、西藏、新疆在內的大清帝國領土,外交文書如《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滿文本也都使用“Dulimbai Gurun”(“中國”) 一詞代表清帝國;因此, “新清史”將“中國” 一詞只等同於 “漢”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11]趙剛的論點,也得到一些西方史家的支持,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白蓮娜(Elena Barabantseva)先後發表同樣的看法。[12]

2011年,黃培(Pei Huang) 更出版了一本專書《滿人的再定位:一項漢化的研究(1583-1795年)》(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公開支持何炳棣。黃培論述了滿洲人如何借用漢人的統治方法與生活方式,以及從努爾哈赤起兵至乾隆末年之間,滿人在經濟、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種種改變,強調此時的滿漢交流並非單向的過程,滿洲文化同樣影響“漢文化”。滿人並非完全的異民族政權,因為女真的漢化歷程早在入關前就已開始。黃培與“新清史”的分歧主要是對漢化定義不同,他採廣義的定義,認為滿人雖仍保有滿族的身分認同,但不妨礙其接受漢文化;而“新清史”學者的漢化定義則嚴格得多,他們認定漢化意味著滿人完全接受漢文化與族群認同。對於“新清史”強調的內陸亞洲民族對清朝的重要性方面,黃培認為清朝統一中國主要靠漢人降將、降兵之力,蒙古軍隊的作用不大。“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並不認同黃培的說法,歐立德批判黃培是漢文化和漢字優越論者,認為黃培的“十八世紀以後,滿人失去勇武精神成為懶散、揮霍的特權階級”等觀點,不過是護衛五十年代中國史家的老舊論調。雖然有趙剛、黃培等華裔學者的撰著支持,但其他西方史家大多數以沉默態度對待何炳棣的論點;可以說西方學者似乎已一面倒向“新清史”。[13]

 

二、“新清史”論爭再起:兩岸史學界的反響

 

2000年以後,隨著羅、何論爭相關論著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注意“新清史”的人多了起來。定宜莊於2008年發表《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呼應“新清史”,引起不少反響。2010年,劉小萌發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闡明“新清史”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的創新,並提出應對之方。[14]其後,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劉鳳雲和劉文鵬選輯國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論著,並彙集國內學術界的相關論述與評議,出版了《清朝的國家認同: “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另外還召開“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更引發討論的熱潮。

在這次會議中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在出版《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一書時將羅友枝批評何炳棣的文章中最富政治性的一節“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語境差異”為由,完全刪掉。書中,大陸學者多強調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與“新清史”學者注重清代的武力征服,強調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的論點形成對比。美國學者認為大陸學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識形態,有損學術獨立,認為他們有民族主義支配的偏見。會議原始的學術目的似乎沒有達成,反而招來更多非學術性的評論。此後,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觀點得到一些大陸學者的回應和讀者的關注,報章雜誌和網路上的論爭也就多了起來。

臺灣學者也關注“新清史”的學術發展,中央大學的王成勉教授就敏銳地看出“新清史” 論爭的盲點在雙方的各說各話,于2006年發表《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中央研究院學者因為關注族群問題,也對“新清史” 產生興趣;2013年,由臺灣史研究所領頭組織“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研讀西方“新清史”論著。2012年11月30日,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汪榮祖教授召開“ 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約集了兩岸清史學者十餘人,討論清帝國的性質,編成《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於2014年8月出版(臺北:遠流出版)。由於主編汪教授對“新清史”持批判立場,激起支持“新清史”的學者不滿;這本書的出版,尤其對大陸“新清史”的論爭,無異火上添油。2015年4月12日,姚大力發表《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挑戰汪榮祖的觀點。接著汪榮祖於5月17日發表《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5月31日,姚大力再發表《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6月21日,汪榮祖再答姚大力,發表《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一來一往,互不相讓;兩人的文章在網路上瘋傳,引起更多人對“新清史”論爭的關注。

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網》,也注意到“新清史” 論爭的影響,發表多篇文章,直指“新清史”的學術問題及其隱含的政治主張。其中李治亭在第728期發表的《 “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4月20日),指出“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旨在分裂中國”,旗幟最為鮮明,言語最為激動。中央民族大學鍾焓教授也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訪問,指出:“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不在於史實重建,而在於話語構建,以族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認同決定論,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和後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話語才是構築其學術體系的三大基石;且為證明其理論模式的有效性,“新清史”學派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15]相關討論並未平息,2015年7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與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還聯合主辦《“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建構”學術研討會》,回顧與反思“新清史”研究。[16]

 

 

三、 “新清史” 論爭應重視學術的本質

 

1. 秉持純粹學術立場

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和網路普及無遠弗屆的今天,如何對待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各種新觀點及其影響,的確是我們要嚴肅對待的問題。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無視其存在。

定宜莊與現今“新清史”主要領頭學者歐立德,在2013年聯合發表《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此文可視為西方學者與部分大陸學者對於“新清史”的共識與展望,希望學者們從更多元的視角看待清朝歷史發展。文中特別提到“如何面對西方學術觀念與理論的問題”:

 

當我們評判一項史學研究成果的好壞、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理論的成敗時,標準應該首先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規範合理、它的結論是否給人以啟示,至於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中國還是外國、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反而應該列為其次。——更多強調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種很為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也為學界所普遍認同並接受。我們認為,對於“新清史”,何不也參照一下這種態度呢? ——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17]

 

定宜莊之外,劉小萌也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提出回應“新清史” 應注意的問題:第一,要端正我們的態度,從“新清史”的研究中汲取有益啟示;

第二,應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 ,對“漢化”的涵義、“漢化”與漢文化“涵化”的差別作出說明。不可因表述的便利,而造成“今人”對“古人”的一種理解錯位;

第三,應承認研究取向上的差異 ,特別是在滿漢關係、清朝特色、八旗社會、民族認同等議題的討論,“新清史”學者與中國學者側重的角度與討論重點有明顯差別,這些差異的形成,有著複雜的背景與原因,應承認差異,明確差異,進而通過討論,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在彌合差異的基礎上求得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共識;第四,回應“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錯誤 。美國“新清史”標榜從滿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與清史研究的本意明顯抵牾。劉小萌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應包括清朝(清代)這一時段內、任何與清帝國龐大空間相關的歷史現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新清史”在定義上是有問題的。“新清史”否定滿族所建清朝(還引申到歷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或以漢滿民族衝突對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強調滿族特色卻無視漢族和漢文化的主導作用;這些論述均有悖中國歷史發展及滿漢關係發展的基本事實。劉小萌指出:“新清史” 的說法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提出“滿蒙征服論”相似,“新清史”倘不能與之劃清界限,就會陷入很尷尬的境地。[18]

面對“新清史”的挑戰,三位學者都提到,應該站在純粹學術的立場面對外來的新觀念,“無論是研究角度、理論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中”“汲取有益啟示”;要正視中西學者研究取向的差異,差異可通過研究討論來增加學術的內涵。也就是依據堅實史料與合理的分析,理性客觀的態度研究的成果,以理服人。這個態度普遍為學界所認同,例如在面對西方學者對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關係的質疑時,泓就曾運用計量方法,以57 個科次新出版、公開的明代進士登科資料,提取有效樣本 15,528 件(多於何炳棣的 22 科 6,228 件),實證地研究明代向上社會流動。[19]

2. 對“新清史” 強調運用內亞民族文字史料的反思

“新清史”學者對何炳棣的質疑,主要來自於他們聲稱研究清史必須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認為從不同語言類型的“新史料”才能看到一些過去看不到的事物。甚至有人極端地提出:不識滿文就不能研究清史。但事實上,“新清史”學者運用的內亞民族文字史料並不如他們聲稱那麼豐富,那麼具關鍵作用。[20]路康樂的著作未涉及任何滿文材料;羅友枝的著作引用大量未刊檔案史料,卻只是漢文史料,基本上沒有她主張的新見滿文史料;柯嬌燕使用滿文史料也僅限於早已廣為利用的《滿文老檔》。[21]只有歐立德的著作確實引用過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滿文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早在該書問世前已經譯成漢文。其他作者在引用新見滿文史料上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至於其他語種的民族文字史料更是“難覓影蹤” ;“新清史”學者的著作依據的的主要史料仍然是以“漢文”為主。其實,百多年來,中、日學者早就一直致力於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研究歷史,尤其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22]中國領頭研究清史的前輩學者王鍾翰先生就一貫重視運用滿文文獻,側重從滿族角度作研究。[23]日本學者自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神田信夫等也早就關注滿文檔案的收集、整理與譯注,做為研究清史的基礎。[24]從這個角度看,“新清史”學者在運用非漢文史料方面並不比以前的“舊清史”學者先進。而且隨著關鍵性的滿文檔案如《滿文老檔》、《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等翻譯印行,其他相關滿文史料也正陸續譯編中;似乎“新清史” 標榜的精通滿文漸漸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須具備的特別本領,反而精通中文和日文,能夠閱讀、理解清史文獻與檔案及近人研究論著,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不可缺少的關鍵本領。[25]

誠如以上所說的,“新清史” 論著引用的滿文資料雖不夠多,而中、日史家在整理和運用滿文史料上,也早有傳統,卓然有成,不必等待“新清史” 的提倡,人們才懂得重視滿文史料。但是對西方清史學界來說,“新清史”帶動的研究風氣還是值得關注的,學習滿文,運用滿文檔案,如今成為熱潮。“新清史”已在美國學界占一席之地。由於美國的學術霸權地位,這一風氣對世界其他各地史學界頗有影響,甚至對兩岸史學界,尤其是青年學子,也頗有影響。運用新史料詮釋歷史,本來就是史學界的共識。而兩岸老史學家也一直在教後輩學子學習滿文和運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王鍾翰老師就培養出優秀的史學家如定宜莊、劉小萌等,甚至歐立德也曾在王鐘翰門下學習;廣祿老師也在臺灣培養出如陳捷先、李學智、莊吉發等運用滿文史料治清史的重要專家。[26]受“新清史” 影響,清史研究再興熱潮,確是好事,值得鼓勵。但對“新清史” 提出的一些論爭議題如“漢化”、如“滿族中心”、如論爭的政治性質等問題還是應該進一步討論厘清,而不是一味地跟著走的。

 

3. 對“漢化”問題的討論

有的“新清史”學者認為:八旗是一個封閉制度,而此一封閉性,形成了滿族自我認同。但實際上原本設計為隔離滿人為主體的“旗人”與漢人為主體的“民人”的封閉性八旗制度是行不通的;[27]各地滿城(或旗城)中,有許多世代為兵(還有少數出仕)的旗人,“國語騎射”以外,別無生計,其日常生活對滿城周圍以漢族為主的民人嚴重依賴;導致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無法保持較長時期“獨立”或“封閉”。隨著時間推移,旗人對民人的依賴逐漸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尤其滿、漢不能通婚的限制也逐漸打破,滿語(或“清語”)也漸遺忘,旗人多只會說漢語,“國語騎射” 又不能堅持;滿族自身特性逐漸剝蝕,其族群自我認同自然削弱。[28]

另一方面,滿洲原以八旗為核心,然而八旗各支的旗人只忠於旗主,而非皇帝本身。這對於要將部落合議制改成君主專制的滿洲皇帝來說,是相當不利的。他們必須借助儒家思想,特別是經過朱熹強化後的忠君觀念,來轉化旗人們效忠的物件。過去“新清史”學者往往否認漢化和清朝國祚長久的關係,認為清統治者的漢化和儒化不過是籠絡漢人而已。但康熙二十五年御定《資治通鑒綱目全書》,於康熙三十年先譯成滿文,刊刻發行,針對漢人所發行的《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卻要等到康熙四十四年才開始整理,康熙四十六年才印行至全國;可知清廷對於宣揚“尊君”觀念的《資治通鑒綱目全書》的刊印,是先滿後漢,主要是供滿人研讀的。再聯繫康熙皇帝為滿文本所作的序文來看,滿洲君主不只是將儒家文化作為統治漢人的手段,而且是要借重《資治通鑒綱目》強化滿人的“尊君”觀念及重視綱常教化的功用。[29]由此可知,滿洲統治者運用儒家思想並非只局限于籠絡漢人,事實上他們也用漢文化的道德價值觀來教化本民族。即使在政治、經濟、法律上,滿洲統治者依然採取“首崇滿洲”的政策,即使滿洲統治者大聲疾呼要保持本民族精神。然而,實際上,滿洲統治者卻多用儒家思想來教育滿人,使得他們的道德觀念逐漸轉變成儒家式的;就這一層面來說,滿洲人的確已經漢化或儒家化了。

雖然“新清史”學者不願把清朝當作傳統的中國王朝,但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滿洲人有時也稱呼自己的帝國為‘中國’,即使是稱呼邊疆地帶。”[30]在討論清朝是不是“中國王朝”和滿洲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多持否定態度。但“中國人”的定義是隨華夷之辨來的,“夷狄之入中國者則中國之”;華夷接觸之後,並非華全同化了夷,華夷彼此互相學習,相互影響,西方學者謂之“涵化”,中國學者稱為“融合”。[31]滿洲的統治者追求中國文化的精髓:他們熟讀儒家經典,純熟也運用漢文寫作,詩文、書法與繪畫造詣深厚,超乎一般漢人文士之上。他們早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皇帝,如雍正皇帝所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在清朝統治穩固後,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帝國已經形成。隆裕皇太后主導的《清帝遜位詔書》說道:“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樣的論述顯然是清朝多元一體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結果。[32]

更重要的是,清朝以夷人入主中國,從髮式和服式改變了“中國人”的定義,改以剃頭辮髮為“中國人”的服飾。因此,當明鄭與清朝談判統一時,明鄭提議:“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康熙帝不准,他說:“ 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必須剃頭辮髮。終清之世,剃頭辮髮和長袍馬掛遂為中國人服式,甚至民國初年,賢如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始絡拖條辮子。[33]

法律上,除了在外交文書上清朝政府自稱“中國” 稱其子民為“中國人” 外,宣統元年(1909) ,清廷制定的中國第一部國籍法,沒有定義“大清國人”的國籍,而是定義了“中國人”國籍。換言之,被“新清史”學者認為不認同“中國”的“滿族政權”,用國際規範的法令定義了自己的 “中國人國籍”(nationality),以及作為“中國人” 的身分。[34]

 

4. “新清史” 論爭的政治性質

“新清史”的討論,尤其在華人學術圈內,大多視之為學術討論,只有少數以之為政治論爭。但正如劉小萌所提到的,西方學者的觀點往往“超出純粹學術研究的範疇,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西方學者常指責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民族主義傾向,有政治目的,並持以否定中國學者之研究成果。[35]例如他們批評中國學者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時,就曾引用蘇聯史家的話,說中國學者的研究是“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觀點(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 ”。[36]而大陸學者也有人附和這種指責,認為大陸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的背後是民族主義,也有學者認為“新清史”被批評為“分裂史”是誤讀。

但事實上,國內“新清史”論著普遍存在文本轉譯過程中刻意地忽略或刪節,以致有討論並不完整的問題。絕大多數讀者和學者並未讀過“新清史”論著的原文或全文,而是透過中文譯本來瞭解;而這些中文譯本往往有錯譯、節譯或漏譯之處。不少學者就曾提出 “新清史”的討論:有英文原著的中文翻譯問題,定宜莊在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的國際清史研討會上,就此有專題發言,批評了隨意翻譯甚至望文生義等現象。這雖然是文本轉譯經常出現的問題,但因此說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完全是誤讀了“新清史”論著,卻也未必。

維護“新清史”的人說到“羅、何” 論爭,已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支持“新清史”學者常將妖魔化的民族主義者標籤,妄貼在反對“新清史”學者的身上,例如說: “何炳棣是個‘無可救藥’不自覺的民族主義者 (Ho is a “hopelessly” unconscious nationalist)。”[37]尤其在中國崛起的當下,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常被人和執行維穩的中國政府畫上等號,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在學界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其實主導“新清史”的西方學者並沒有那麼無辜,他們的文章所表達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清楚,只是華人學者在大陸發表譯介時,常常故意把這一部分完全割棄。大陸讀者甚至學者一般是透過譯介瞭解的;因此,他們誤以為不同意“新清史”的學者,不是跟著政府當局走的狂熱民族主義者,就是不瞭解西方學術傳統的井底之蛙。羅友枝 的《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的譯介是個典型的例子,這篇關鍵性的論文一直沒有全文中譯本發表,除了張勉勵的譯介(《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之外,只有《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刊登的節譯;而這個譯本被刪節的部分,就是羅友枝文章最具政治爭議的內容,題為“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直到最近,互聯網上才出現補譯本,但讀到的人並不多。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還是沒讀到,對羅友枝這段論述總是略而不談,似乎是怕讀者讀到之後會引起對羅友枝論文學術性的懷疑。反對“新清史”的人,似乎也沒讀到原文,甚至全不知道羅友枝這段議論的存在;因此,評論時也就不能直攻要害。其實羅友枝通篇文章的主旨在排除漢民族在清帝國中的政治地位,尤其在“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一文的結論,強烈抨擊近現代中國政治與學術,認為“漢化”是來自梁啟超、孫中山等漢民族主義者的“詭辯”,並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概念,意味著它必須去除。羅友枝在文章有這麼一段表述:

 

正如以前的中國政府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地鎮壓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並一再強調自己有決心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統治。1949年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一直在確保統一國家框架中少數民族的代表權地位,和注重少數民族的終極同化之間擺蕩。(Mackerras,1994)孫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義者討論assimilation時所用的名詞是“同化”,人民共和國學者代之以“融合”,也就是各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相互學習與影響”過程的結果(Mackerras,1994, 7)。儘管有很多“民族團結”的口號,研究當代中國的人仍然會注意到在人民共和國國內仍持續存少數民族族群的民族主義(Gladney 1991;Townsend,1992)。一位西方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1996)將此現象視為歷來現代中國政府在建立構成中華民族 “想像的共同體”上的失敗。他的總結是: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nationless state)”。[38]

 

羅友枝這段話,很難令人信服她只是在從事純學術討論,更難相信《再觀清代》完全沒有現實政治的考慮。西方史學家多認為近代民族主義乃世界動亂之源,在這股思潮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促進現代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就成為西方輿論攻擊的對象。[39] 1989年之後,西方學者對待中國及中國史的態度翻轉,本來在不友善的氣氛中,出現這種評論並不足為奇。[40]尤其,近二十年以來,西方政界、學界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與西方政經優勢的衰退,十分焦慮,多以人權為理由,支持藏獨、疆獨,抨擊中國的民族政策。[41]由於羅友枝文章最關鍵一節《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在譯介時刻意被省略,支持“新清史”的大陸學者更是不提,而將討論焦點引導至西方流行的後殖民、族群的新理論詮釋。於是,模糊了新清史論爭的焦點,隱藏了參與論爭學者的潛在政治立場及其對現實中國政治的關懷和反響。[42]

 

結語

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鑿不合。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歷史研究發展多元視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確的,但繼去歐洲中心論和去中國中心論之後,“新清史” 強調滿族中心論;豈不是跳出一個陷阱之後,又跳進另一個陷阱嗎?[43]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研究者的“主體性”,不但西方學者有,中國學者也是有的,不會輕易地舍己從人。

學術討論如何擺脫當代政治思潮的影響,讓討論回到學術的範圍內,似乎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如劉小萌所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 “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我們更希望能夠根據史實修正西方理論,甚至自創理論。”[44]

面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類似“新清史”新觀念的挑戰,固然應視為攻玉的他山之石,藉以啟發我們從更多角度看歷史。[45]但我們也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中國通”的東亞研究學者,[46]其持論背後的動機,及其為政治服務的考慮。最重要的還是堅守學術研究的原則,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檢驗徵引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分析問題是否規範合理。以堅實史料與理性分析,以理服人,則“新清史”的挑戰也可以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這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部分西方學者雖難免有政治動機,但他們為文,不論撰寫格式和文字用語卻仍能謹守學術規格。因此,我們參與“新清史”討論,要謹守學術規範,切忌意氣用事而使用情緒化文字;否則有理竟成無理。[47]

注释
說明:原文為腳註,因微信排版不便,因此改為尾注版,如需查看請閱原刊。[①] 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史繹》,第5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89),頁60-67 。又陳一中,《陳秋坤教授在〈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寫的附記》,http://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41816017,2015.08.30下載。[②] Ping-ti Ho,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1,Book 1, 1-92.

[③]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學術季刊》,第24卷2期(臺北,2006年) ,頁1-15。亦收入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頁377-393。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其反應?》,《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頁106-118。

[④]另參見張勉勵譯:《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3-117、124。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頁1-18,張婷譯,李瑞豐校:〈再觀清代——論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譯者云:“由於語境差異,刪去‘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一節”。刪去部分,互聯網上流傳兩種補譯版本:一為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譯、甘德星教授校定的版本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13.html(2014.11.13)

一為山東大學筆名“乾隆皇帝專屬微博”的研究生補譯的版本(http://www.weibo.com/p/1005051969647674/hom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2015.07.31)。

[⑤]新清史重要著作有:

Evelyn S. Rawski(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宮廷社會史》(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James A. Millward(米華健),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賈建飛譯,《嘉裕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北京:國家清史委員會內部刊印本,2006)。

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半透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路康樂),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歐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mes A. Millward(米華健),ed.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 London: Routledge, 2004).

Peter C. Perdue(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向西邁進:大清征服中亞記》(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

[⑦] Joanna Waley-Cohen(衛周安),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193-206. 譯文見董建中譯:《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109-116。

[⑧]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s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1998):123-155. 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斥伊芙琳.羅斯基的〈再觀清代〉(上)(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13-120;2000年第3期,頁101-110。

[⑨] John K. Fairbank(費正清) and Denis Twichett(杜希德),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vii.

[⑩] 陶師晉生認為羅友枝的金代歷史知識有限,對女真人尤其華北女真人漢化(陶師認為稱“華化”較恰當) 的史實並不瞭解卻堅持己見。詳見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417-438,《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11] Gang Zhao(趙剛),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 :1 (January 2006):3-30.

[12] Joseph Esherick(周錫瑞),“Empire, Nation, and Beyond: 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61(June 30, 2006). Elena Barabantseva(白蓮娜),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 Routledge, 2010). 泓按:當年乾隆在馬戞爾尼來華時給英國國王的回信。關於「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的規定,乾隆皇帝解釋天朝此舉的目的是「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在京城不許西人「妄行傳教」,則是因為「華夷之辨甚嚴」。這裡清楚透露乾隆指西方人為「夷」與「外」,而自己則居於「中」與「華」(中外、華夷)的位置。他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夷」了。

[13]黃培著、 董建中譯:《滿族文化的轉向( 1583—1795年)·導言》《清史研究》, 2012 年第 3期,頁136-149。

Mark C. Elliott, “Review of Pei Huang’s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4(2011):584-588. 蔡偉傑 ,《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史原》,25(臺北,2013.09),頁319-330。

[14]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 http://jds.cass.cn/Item/8536.aspx(2010.09.21) 。 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6。

[15] 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

[16]耿雪:〈清史研究應具整體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85期,2015年8月10日。

[17]定宜莊、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 ,頁116-146。

[18]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講談,1941。韓潤棠、張廷蘭、王維平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日本學者總結出來的經驗是:當異民族進入中國之後,要“採用漢人王朝原有的機構和文化” ,並使“採用漢人治理漢人,統治民族採取從旁監督的態度” ,以使其從表面上看來,“和原來漢人王朝並沒有多大差別” 。異民族進入中國之後,“以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作為自己的股肱,並視為准統治者加以優待” 。對於邊疆各地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則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依據他們的看法,這純粹是策略應用,並無所謂以內亞民族為主體統治中原漢人的事。

[19]泓對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的實證研究,還比對明清制度及明清社會變遷面貌,調整分類屬性,較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原先的分類更為嚴謹,證明何炳棣的方法在解釋問題的有效程度上,並沒有因為資料樣本量的差異而產生偏差,並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社會財富分配趨向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科舉制度的開放性亦隨之逐漸下降。參見徐泓:《〈明清社會史論〉的譯注及其後續研究: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預定刊載於《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7卷(2016)。

[20]據鍾焓的研究,“新清史”學者群在滿語等非漢文史料的開發與利用上並未較“舊清史”學派取得多麼重大的突破性進展。經過比對,“新清史四書”並未大量引用具關鍵性的滿文史料,詳見鍾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上)——是多語種史料考辯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12.) ,頁156-213。(排印時注釋有若干錯誤和遺漏,更正本見於http://www.lsjyshi.cn/pdf/xqs.pdf, 下載於2015.10.05。)

[21]《滿文老檔》記載天命紀元前九年至天命十一年(1607~1626)、天聰元年至六年(1627~1632)和崇德元年(1636)共27年史事。今存原本﹑重抄本 (包括草本﹑正本﹑副本)共4部。原稿本37冊﹐再加上1935年發現的3冊﹐共40冊。原本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草本﹑正本及《無圈點字書》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本存於遼寧省檔案館。1918~1929年,金梁主持翻譯瀋陽崇謨閣藏副本﹐1929年出版,題為《滿洲老檔秘錄》,亦稱《滿洲秘錄》﹔1933~1935年,又將部分內容在《故宮週刊》連載﹐名為《漢譯滿洲老檔拾零》。1969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將院藏《滿文老檔》,分10冊出版,題為《舊滿洲檔》,並進行譯注工作,於1977-80年出版《舊滿洲檔譯注.清太宗朝》2冊。廣祿老師與李學智從1964年開始譯注老檔, 1970年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兩冊﹐止於天命六年(1621)六月。金梁主持的譯本錯誤較多,而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廣祿老師與李學智譯本也不全。1978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作以乾隆朝重抄《滿文老檔》為藍本,全部譯成漢文﹐1990年3 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題為《滿文老檔》,從此,《滿文老檔》有了漢文全譯本。戰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等組成《滿文老檔》研究會﹐開始《滿文老檔》日文譯注﹐於1965年完成,分7冊,於1955-63年由東洋文庫出版。另外,神田信夫、松村潤與岡田英弘等又譯注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天聰九年檔》,於1972-75年由東京東洋文庫出版日文譯本《舊滿洲檔.天聰九年》。參見陳師捷先,《〈舊滿洲檔〉述略》《舊滿洲檔》(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 。

[22]滿文檔案的概況,參見吳元豐:《清代滿文檔案述論》,《滿學研究》第6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23]劉小萌:〈王鍾翰先生的學術成就〉,《清史研究通訊》,1990 年第 3 期,頁 50-53 。

[24]神田信夫:《日本學者利用滿文史料進行的清史研究》,《亞洲研究》,第53期(臺北,1988) 。

[25]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也舉八旗研究眾多成果說:“中日學者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已有長期實踐,尤其在利用滿文、蒙文文獻考證史實方面,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 除《滿文老檔》已譯成中文、日文外,近年來,許多滿文檔案也相繼譯成為中文,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盛京刑部原檔: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北京:群眾出版社,1985)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盛京刑部原檔》,(北京:群眾出版社,1985) 、《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清代錫伯族檔案史料選編》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漢文版改名為《錫伯族檔案史料》,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9) 、 《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瀋陽故宮博物館合編編譯《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沈書社1984),季永海、劉景憲譯編,《崇德三年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1988) 及關嘉錄等譯編,《天聰九年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雍幹兩朝鑲紅旗檔》(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及《雍正朝鑲紅旗檔》(長春:東北師大出版社,1985) 等至少有二十多種。另外日本學者也譯了一些滿文檔案,如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譯注,《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東京:東洋文庫,2003) 和楠木賢道、加藤直人等譯注,《內國史院檔‧天聰八年》(東京:東洋文庫,2009)。參見王鍾翰:《清史研究與民族古籍》,《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1996年第4期,頁42-44。吳元豐,《近百年來滿文檔案編譯出版綜述——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滿語研究》,2011年第2期,頁37~46。

[26]臺灣清史學界學者的滿文皆出臺大歷史系廣祿教授(孔古爾氏錫伯族)門下,廣老師辭世後,主要是莊吉發教授在教授滿文,提倡用滿文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證,以挖掘歷史真相,臺灣中青年清史學者多出其門。他常提一例為說: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1645-1701)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1644-1697)「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被《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系配合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御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于皇帝天威而自盡。詳見管佩文《莊吉發老師專訪》。

[27]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8]只要讀過劉小萌那本以大量滿、漢文檔案,契書、碑文、家譜、筆記、曲詞、小說、輿圖、繪畫、口述等史料撰著的《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及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 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和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第5期,2008 ,頁37-89),就知道這個論斷是站不住腳的。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有云:“西方學者研究旗人社會,或強調其特殊性與封閉性。有學者提出,八旗制度在維護旗人利益、旗族認同(以及“滿族認同”)、滿洲文化獨立性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而筆者關注的,則是旗人與民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滿人與漢人)在八旗制度阻隔下,其關係是如何發展的,文化是如何交流的,感情是如何融通的。筆者認為,八旗制度作為清初滿洲人的一項重大發明,對旗人社會的發展實際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它為旗人社會的運轉和延續提供了組織保證;另一方面,它對旗人的束縛,又註定旗人對民人的嚴重依賴。尤其都市中的旗人,世代為兵(還有少數出仕),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對民人產生嚴重依賴。這是八旗制度的致命缺陷,也是導致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並保持較長時期‘獨立’或‘封閉’的根本原因。隨著時間推移,旗人對民人依賴逐漸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其自身特性也逐漸剝蝕。這是北京旗人社會變化的一條基本線索,也是本書立論的基礎。”(頁8-9)常建華也指出:盛京地方的滿人軍官,到乾隆年間已“清語完全不能” ,伊犁軍人也是“清語生疏” 。(常建華:《從 “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史料價值》《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頁132-137。)隨著時間推移,「國語騎射」已不能堅持,旗人自我認同的的削弱,正與滿族統治階層之漢化,互相呼應。

[29]柯淑芳:《〈御批資冶通鑒綱目全書〉康熙御批析論》(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5) 。

[30]歐立德(Mark C. Elliott) :《滿文檔案與新清史》。

[31]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劉鳳雲〈從有關“明清鼎革”的話語,看清人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滿學論叢》第4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4) ,透過明末清初的「漢奸」、「貳臣」來探討當時的民族觀與國家觀,指出當時文獻上的「漢奸」、「貳臣」一詞所表達的民族認同,都是出自華夷之辨的傳統文化譜系,而非今天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認同。

[32]清帝遜位詔書成為帝國主權轉移至民國的重要合法性文獻,對中華民國建國意義深遠。作為原帝國所轄領土的遼闊的邊疆民族地區從此被納入民國法統之下,中華民族成為政治實體的國族,原居於中原的漢族與邊疆諸族群獨立建國的合法性遂歸於逐漸消滅。參見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一上的法律意義》《環球法律評論》,2011 年第 5 期,頁8-25。

[33]《明清史料》丁編(北京:中國科學院,1951) ,第三本,《敕諭明珠等鄭經比例朝鮮不便允從》(康熙八年九月,日不詳)。影本見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A038-041。參見陳捷先:《不剃頭與兩國論》,臺北: 遠流,2001。

[34] Dan Shao(邵丹), “Chinese by Definition: Jus Sanguinis, Nationality Law, and State Succession,”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nter, 2009).

[35]歐立德在他和定宜莊合撰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說:“美國德州大學的李懷印教授說,自從“五四”以後,寫歷史變為一種要顯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徑,而不是自己對於過去的理解和解釋。無論是1930年代、1950年代,還是1970年代,無論是自由主義和現代化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的中國史學都變成了服從於政治的工具。”“為解決這一危機,歷史學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尋找可以被歷史學恰當使用的模式的階段,這個模式,就是全球化。我們同意李教授的意見,但還要強調的是,史學的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剛好相反,現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賴歷史,尤其是清史,來達到政治上的訴求,正因為如此,人們才開始將目光回溯到清朝,來尋找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36] Albert Feuerwerker(費慰愷),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參見徐泓:《明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陳支平主編,《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12) ,頁1-7。

[37] Xiaowei Zheng(鄭小威),“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2003) https://ucsdmodernchinesehistory.wordpress.com/2010/05/01/1039/  accessed August 18,2015.

[38]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1996):841.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 In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nationless state”就像伊拉克一樣,疆域是人為武斷畫定,人民的結合缺乏歷史背景,也沒有真正共同紐帶。

Dru C. Gladney,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1992):97-130.

[39] 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邵丹:《故土與邊疆:滿洲民族與國家認同裡的東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21-38。邵丹云:“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東亞邊地的研究對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框架下的國家史多加批判,棄之一隅。”

[40]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Jul., 1996):243-284.  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故土與邊疆:滿洲民族與國家認同裡的東北》。邵丹云:“有一些(美國)學者將非漢民族的歷史與中國近現代國家史割裂甚至簡單對立起來。然而,對於近現代邊地紛爭與發展的研究,他們仍然時常只注重現今存在的政體 ,忽視當地族群的變遷。”

[41]例如2011年10月9日,柯嬌燕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百年認同危機:執政黨試圖掩蓋1911年革命的真正遺產:一個對內和對外都開放的社會》(“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  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說:“中國官方用民族主義壓制了這兩方面的事實,堅持認為民族主義是1911與1949年革命的主線,卻沒有意識到這種民族主義的基礎何在。”“中國是清帝國的一部分,由外來的侵略者滿人統治。” 這樣,辛亥革命就成了中國從清帝國獨立建國的分離主義運動。如果作者所界定的中國能夠獨立,清帝國的其他區域也就能夠獨立。按照其邏輯,大清帝國應該分裂成幾大塊,東北、西藏、內蒙、新疆都不應該屬於中國。參見章永樂:《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上海國資》,2011年第11期,頁101-103。

[42]甚至連司徒琳(Lynn A. Struve) 在為他主編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4)(北京:三聯書店,2009) 寫《引論》時,提到衛思韓(John E. Wills Jr.) 的文章《偶然的聯繫:福建、中華帝國與早期現代世界》,就說:“集中注意帝國中心與帝國各區域之間的關係”,也說:“這些區域是有能力構建獨立的國家的”之類的話。

[43]柯文(Paul A. Cohn) 擺脫歐洲或西方中心觀,主張改以“中國中心觀” 研究中國歷史,但他認為“中國中心觀” 不適應對中國境內非漢族群體的研究。雖然他沒明說他支持以“滿族中心觀” 研究清史,但他認為美國“新清史” 研究還是有貢獻的。參見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書局,2014) ,頁555-566,第十一章《“中國中心觀”.柯文與“中國中心觀”》。 陳支平與劉婷玉評介“新清史” 說:“研究者們為了反駁何先生的清朝‘漢化’理論而走向了‘滿族中心論’,如果從族群研究的角度來思考,這和‘漢族中心論’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轍。” 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2013年第4期,頁130-143。

[44]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

[45]例如“新清史” 以族群理論挑戰過去的研究,就啟發有些學者主張重拾階級理論來研究。陳支平與劉婷玉就主張:“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思考的話,作為統治者的‘滿族’,與其視作一個‘族群’,更應該視作是一個‘階級’———統治階級。其在清晚期進行的加強族群文化特徵的種種舉措,與其說是‘族群’性的體現,不如說是其‘階級”性的體現更為恰當。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關注點都放在一個族群上,不論是‘滿族’還是‘漢族’,這難道不是和當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馳? 中國的民族學研究已經對我國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深入發掘其他民族在清代歷史中的活動及其與清朝統治者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對所謂清朝的‘滿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還是‘階級’性進行進一步判斷。”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46] 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於是許多基金會撥款資助中國研究,其中尤以福特基金會出錢最多;在他們資助下,各重點大學如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華盛頓、匹茲堡等二十三所大學成立東亞(以中國為主體)研究機構,而已有中國研究與教學機構的大學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等,也接受資助培養中國通。參見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與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頁347-354,第八章《中國學研究新契機.國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會》。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頁48-58,《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學和費正清時代》。Mark Selden,“Introduction,”“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47]如李治亭批評“新清史”是“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的那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批得太直接,用詞太辛辣;容易被戴上使用文革大批判文字的帽子,會把原本應該是純學術論爭演變成為政治批判;有害於辨正“新清史”的學術討論。李治亭的文章發表後,歐立德就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官網上,以使用文革大批判宣傳文字(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反批李治亭,歐立德說他們是把學術論爭放回歷史的語境,以避免政治化,這點道理連Vogue這種時裝雜誌的文章也這麼說,但中國學者卻不如此,硬把學術論爭搞成現實政治批判。歐立德說:

“ The article, by retired historian Li Zhiting(李治亭)of the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ore the rather provocative title, “Scholars evaluate the ‘New Qing History’: ‘A Specimen of “New Imperialist” Historiography’” (《學者評“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 泓按:此處李治亭論文歐立德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英文節譯本。此節譯本甚短,見於http://cmp.hku.hk/2015/04/22/38664/  2015.10.05下載。). 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the article alleges,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among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Qing there is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stabilize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ou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dynasty. ”

全文見Mark Elliot(歐立德), “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BLOG), May 18, 2015,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