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Xu Zhuoyun (许倬云) on how the core of “China” (中华) developed

Posted on

中华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许倬云

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2015-12-22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

文 | 许倬云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0月下、1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1

黄河地带一枝独秀

此前谈到红山、大汶口、良渚、石家河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几乎同时衰落了,接续他们的却是一些不如这些文化的地方文化。在那个时候,沿着黄河岸,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展现了稳定进步的潜力;从今天关中地带半坡文化,一直拉到郑州附近,沿着黄河中游,扩展到黄河两岸,归结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系列的区域文化,都显示逐渐减弱采集和狩猎,稳步走向农业的特征。相对于渤海外围传统的五帝集团,这个黄河边上出现的新石器农业文化,并没有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大汶口文化精致的陶器,也没有巨大的公众建筑和墓葬。这些黄河边上的农人,老老实实耕种土地取得足够维生的资源,聚族而居,发展为一连串的村落。在沿海区域文化衰落的时候,稳定的黄河地带,却是一枝独秀。

许多在衰落地区外移的人口,不少迁徙到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即今天的河南、安徽、湖北等处。例如,“祝融八姓”是一个高天崇拜的族群,与渤海周边的五帝系统,有相当关系。在这一时期,迁移到豫、皖一带,其中的芈(音同“米”)姓,更南下进入汉水流域,结合原来石家河文化故地的“群蛮”,成为后世楚国的前身。

这个地带,累积了千万年来由黄河搬运过来的黄土,土壤深度数百尺到数十尺,但是由于黄土细如粉末,其中有许多细孔,犹如毛细管,足以将地下深处的水分,不断吸引到接近地表,以支持植物的成长。虽然一样是受到天候寒暖的影响,在这里农作物不会真正缺水。在后世,黄河的泛滥或干枯都会造成灾害,那是因为人力糟蹋自然环境,毁坏了保持水土的植被。黄河流域,那时虽然也要承受季节性的泛滥,然而黄土本身犹如海绵,很快就将过多的水分,储蓄在土层下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灾害。在这种天然条件上,人付出一份劳力,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一系列的文化,并没有将他们的资源浪费在耗时费工的玉件和精美陶器的制作上,也没有动用大批人力建筑土山和大型墓葬,他们的资源只是不断地循环使用,保持稳定的成长。

当渤海外围的许多族群,包括炎黄系统的农耕者,和太昊、少昊、颛顼那些崇拜高天的族群,因为渤海冲积平原面临的气候转变而迁移,此时,他们首先会遭遇到的就是黄河中游这一大群农人。各处移入的族群,带来老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也丰富了新居地区的文化内容。于是,在黄河中游的文化,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的成分,融入于“中原”。

 

2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

在传说中,那些大型文化衰败的时候,也就是尧、舜、禹进行禅让的时代。这显示着族群的霸权,由渤海周围,转移到黄河三角洲的顶端。据说,尧、舜的活动地点,就在今天山西、河南的角落上。而禹所代表的夏代,到今天还留下一个地名“夏县”。现代考古学刚刚开始时,徐旭生先生追寻夏代的所在,也在豫、晋交接处的大范围不断寻找。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让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复杂共同体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复杂,包括了冶铸青铜的遗存,和相当数量的小麦残迹。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中,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冶铸青铜的炼渣,还需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麦类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其,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73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青铜爵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的运城平原,这一个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经过商和周,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一个地区作为他们的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3

“禅让”实际以实力决定领袖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是和平的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禹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是如何稳定,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作领袖的。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每一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的力量,会超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袖,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的会盟,甚至于会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禹所建立的夏后氏,也并没有继续不断地执掌霸权。夏后氏霸权的中间,也曾经被后羿所取代,要等到少康中兴夏后氏的霸权。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四百多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一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七八百年前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燕子含卵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在不同的传说中,例如《易经》和《天问》都曾经提起过,商代祖先在渤海冲积平原上,曾与放牧维生的有易氏有过密切的来往。商人的崛起,是不是也因为渤海平原承受天气寒冷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得不向中原扩张?

商代历史的前半段,也只是靠传说和考古数据,让我们有一点模糊的知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拥有战车和马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复杂的组织,足以统治广大的地区。商代后半段,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安阳,因为殷墟的考古,我们有相当清楚的知识,能够重建商王国的情形。

在搬到安阳以前,他们曾经数次迁都,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频繁迁都,有人以为是躲避洪水的泛滥;也有人以为是战争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一方面还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关中,间接联系西去中亚的通道。在考古学上,与商代同时,而具有商文化特色的据点,北到河北的藁城,南到湖北江陵的盘龙城;在东南方面,江西新赣大洋洲的遗址,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这几个遗址,大概都代表商人在各地扩张的力量所及。在西边的关中,商人的力量,足够掌握华山之下的通道,有“崇侯”据守。后来代商的西周,也长期地受商文化的影响,甚至于接受商王的领导地位。

 

4

商王朝的同心圆布局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也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商王国的统治,并不是直接的治理各地。首都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许多子姓的王族——所谓“多子族”,拱卫都邑。有的王后也自己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这种安置,其实和草原上游牧民族,如蒙古的“斡尔朵”,相当类似。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却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等。

这一个同心圆的布局,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模式,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商代的一些友邦,有些是远处遥奉商人的号令。董作宾先生从商人卜辞资料,重建商王远征人方的事迹。人方地处在今天徐、淮一带,商王曾经率领军队,在人方巡视,行程中间没有战争,处处得到招待,这就是以武力确立自己的霸权。至于“鬼方”,则是经常和商人对抗的敌人,鬼方所在,可能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商人抵抗鬼方,动员的武力常常一次以五千人为单位,不断增兵,可见战争规模不算小。远在关中的西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奉商人号令的小国,称商人为“大邦”,足见商王国力量的强大。

在殷商后期首都安阳遗址,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资料。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工具。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后来,西周的力量,足够威胁商人,且结合了商人北面和西面以及西南面的一些部族,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终于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5

周王朝的封建网络

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原本务农,但在天气寒冷时期,也曾经依靠牧养维生。后来,他们又从原居地,沿泾水南迁“周原”,后世称为关中的黄土高原。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发展为中原以西的盛国。周人自居为商王国的附从,经过三代的经营,才有挑战商王国的力量,逐渐发展,终于取得中原的主权。在牧野之战后,周人考虑建都的地方,在“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他们将嵩山称作“天室”,而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于是,周人的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者,根据考古获得的分封“宜侯”铭文和《左传》分封唐叔于晋的记载,每一个封君在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在这都城之外的当地土著,和在城里居住的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虽然分两种类型,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例如,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奉祀自己祖先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封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公儿子伯禽分封鲁国,那是奄人的居地。鲁国就有鲁国的“社”,与“奄社”并存。孔子的祖先,来自商王国旧地的宋国,迁徙鲁地;他就自居为处于“两社之间”。

周封建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稍加区别。因此,周人封建系统,等于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周王号令所及,疆域又大于商代,西起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另有一些原居族群及陆续从外面渗透进入周土的族群。后者颇有自称王号的小国。东方的中原,分别由姬姓和姜姓子弟分封建国,其封疆之内,已如前述,各自安排为多族群的混合体。

从中原扩展,周人又东向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自此北上,则由姬姓重臣召公一族,追赶商人退回渤海故地的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周厉王的天子作器宗周钟,记载周厉王征服南方诸小国的故事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延边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已如前述。燕国的考古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土著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封国是成串安置在中原的南方前哨。他们分别与当地土著混合,考古遗址中,常见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这些地区,祝融八姓的后裔,散居各处。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芈姓与今日湖北北部的百蛮联合,创建楚国,日后成为南方的大国,面对中原,俨然是南方文化的主流。

东方的齐国,地大人众,面对沿海一带的古老族群——夷人,既须安抚又要防范,不是易事。根据《荀子》和其他先秦古籍记载,到了距今三千年前,周穆王在位时,东方的徐王偃,居然还能号召二十六“国”,自己称王,挑战周王权威。这一徐人的地区,大约就是前文曾经提过的商代的人方,那些族群即是古代环渤海古文化的后裔。周人以齐国和王室的力量,平服了徐国。徐、舒族群,遂逐渐分散,迁移到淮水、长江各地。据费孝通和潘光旦的研究,后世带“余”部的姓氏所分迁之处——徐、舒、畲、畬,甚至涂、嵞等,均可能是海滨族群的后代。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留下的地名。

 

6

“天下”: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原”形成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逐渐向远处扩散而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因为文化交融。而构成的新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的一个核心,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的安排,实际上所谓“中原”本身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对四周的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大融合,却多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