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s Chen Hongmin (陈红民) and He Yangming (何扬鸣) on 60 years of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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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何扬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2016-01-06
陈红民、何扬鸣
学术月刊

【摘 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O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关键词】蒋介石研究 学术史 回顾 展望

【作者简介】陈红民(1958一),男,山东省泰安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何扬鸣(1957一),男,浙江省杭州市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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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数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热点,对蒋介石的研究定能名列前茅。随着“蒋中正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涉足该领域,一些国家与地区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会、研究群与研究机构,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接连不断。日本学者山田辰雄甚至断言,蒋介石研究将是目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研究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课题。当然,由于蒋介石的特殊地位,对他的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有时还是政治问题。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地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氛围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回望六十年来的学术史,对既往的研究进行一次通盘的梳理与批判,不仅对未来的蒋介石研究十分必要,也是一个急切的课题。


一、1949—1979:一本书影响三十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大陆历史学界开始了一场革故鼎新的“史学革命”。一段时间内,“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是历史学界带有指导性的口号。历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用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社会发展史”,划分历史的阶段性与“进步性”。研究内容则是歌颂“奴隶革命”、“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革命”、“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鞭挞一切“旧政权”、“旧秩序”及其维护者。在如此背景之下,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就比较艰难,因为他被视为旧政权的代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新政权建立前后最鼓舞人心而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口号。新政权所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的“革命”,其对象均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何况,已被赶到台湾岛上的蒋介石还梦想着“反攻大陆”,是个现实的敌人。

不能想象,在革命成功的史诗中没有其主要对手的名字,蒋介石在胜利者的叙述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关系颇为复杂,对其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全面否定,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进程密切相关。1948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完成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这部书遂成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具有压倒性影响的著作,时间长达近三十年。

从1945年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伯达先后写作完成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与《中国四大家族》两本著作。前书采用指东说西的手法,以袁世凯来暗喻蒋介石,后书则将矛头直指蒋介石;此后,陈伯达决定写一部直接批判蒋介石的论著。1948年1月底,在中共中央迁往西柏坡的路上,他完成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撰写。该书获得巨大成功,传颂一时。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前,部分章节已由新华广播电台广播过了,各解放区纷纷印行。1949年4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人民公敌蒋介石》。此后,又多次重印。至1965年11月,《人民公敌蒋介石》共印刷了14次,发行总量达61.4万册。“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成为一个符号,以此命名衍生的资料如漫画集、宣传材料等层出不穷。

《人民公敌蒋介石》在中国历史学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海峡两岸尖锐对立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内地关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相差无几,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宣传材料汗牛充栋,但有关蒋介石的论著却仅有《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本;其他书籍中论及蒋介石之处,在论点上几乎照抄陈伯达,在资料上也无甚创新之处。《人民公敌蒋介石》并非历史学家所著,但却成了持续近三十年引导政治宣传与史学研究的“经典”。如果熟悉中国当时的语境,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人民公敌蒋介石》对蒋介石的评价以革命史观为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其基本观点如下:(一)蒋介石从来就是个假革命的阴险两面派;(二)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反革命、法西斯的封建买办王朝;(三)蒋介石在抗战中实行“失败主义”,继续与人民为敌;(四)蒋介石在抗战后悍然再次发动内战,走向失败,自取灭亡;(五)消灭蒋介石,推翻蒋家王朝。其总的结论是: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狗牙,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该书共13.6万字,约四分之一的内容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四分之一的内容与蒋介石有些关系,另外二分之一的篇幅则是泛泛之评。作者给蒋介石戴的“帽子”之多、之大、之高,如“死狗”、“蒋贼”、“独夫”、“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的走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狗牙”、“罪恶滔天的杀人犯与卖国贼”、“青帮大流氓”、“天字第一号的内战祸首”、“罪恶滔天的内战刽子手”、“民族的巨奸大蠹”、“孙中山的大叛徒”、“杀人如麻的大刽子手”、“反人民的最凶暴的大独裁者”、“美国帝国主义的狗奴才”等等,达到了当时所需要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效果,但离历史学著作客观公允的标准相去甚远。

如果严格从学术规范来要求,《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史料基础并不扎实,甚至有空洞的倾向,这与它完稿于战争年代、写作时间短促、寻找资料不便有关,但不能否认作者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还是尽最大可能收集了相关资料。该书所用的史料来源比较广泛,有国内外的,有国共两党的,该书所用的史料形式也比较多样,有文件函电、书籍报刊等。作者的写作时机与目标决定了在史料的选择上有强烈的倾向性:所用的史料无一不是批判、指责、诅咒蒋介石的。此前,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出版时曾自豪地说:“凡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重要材料,已尽可能包括在本书里面,全书所分析的各问题,都可说没有一句话没有来历。”的确,《中国四大家族》每一章后面都有整齐的史料注释。这表明,陈伯达知道并能熟练地使用学术规范。《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学术规范方面远不如《中国四大家族》,全书没有列出任何注释和参考资料。

由于《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的广泛传播,许多从2O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往往是通过读这本书了解蒋介石,并形成深刻的、难以改变的印象。尽管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却被史学界奉为“经典”,书中的观点即使依据的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史料,也为史学界所接受和采用。翻开无数的革命史、现代史的论著和教材,很容易发现《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影子,甚至,它的影响还传到国外。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忽然提起,他曾看过《人民公敌蒋介石》。1950年,该书的俄文版正式出版,它也影响了苏联的朝野对蒋介石的看法,其中的有些资料还为苏联学者或俄罗斯学者所引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从发行量、读者面与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看,说《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绝不为过。有个插曲值得一提: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达了写作《蒋介石传》的任务,此工作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干之教授主持。何干之在研究条件、助手配备、资料利用等方面得到相当的支持,几位助手曾广泛搜集资料,调查访问,并已经写出了基本初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直到陈毅去世也未能出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到2O世纪6O年代,中央的一些高级干部也对只有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感到不满意。可是,要超越这本书是何其难。


二、198O—1989: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转型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大陆结束了极左路线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国家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转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思想与学术界也通过拨乱反正开展了一场清算极左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对蒋介石的研究因为与现实政治结合太紧,前进的步伐非常缓慢。毕竟,“蒋介石”依然是个极敏感的名字。

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学家荣孟源所著的《蒋家王朝》一书,这是中国大陆首部由史学工作者完成的关于蒋介石的类似传记性质的著作。该书以时间为序,评述了蒋介石自出生至1949年撤离大陆前的主要活动,由前言和十八章正文组成,全书20万字。

荣孟源在1949年8月曾写过《国贼蒋介石》,《蒋家王朝》是在此基础上改写的,带着战争年代的硝烟。作者坚持用革命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蒋介石,立足于“批判”,着重于“揭露”,指责蒋介石是“流氓”、“骗子”、“卖国贼”、“法西斯独裁者”。结论是,蒋介石是“与全国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且又属于“我国近代史上最后、最贪婪、最专制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荣孟源笔下的蒋介石,是当时史学研究者视域里的形象,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所描述的并无多大区别,但没有了缺少学术含量的无端谩骂。

《蒋家王朝》虽在“前言”里说,“老老实实,不隐恶,不溢美,不歪曲事实,不以过去来衡量今天,不为今天而篡改过去”,但该书对蒋介石仍然是彻底的否定——从出生到败退台湾,其五十余年的活动无一不是反动的。书中提出,从出身看,蒋介石就是让人避之不及的反面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盐商,“不能不相信,蒋介石从小承受于父祖的教育,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人民吸血鬼— — 盐商、另一种人民吸血鬼——讼师,和地主阶级中有钱有势,横行乡里的豪绅的本领。蒋介石立志‘耀先人之幽德’,就是决心扩大他的袒和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德性”’。蒋与袁世凯、段祺瑞一样,是“一脉相传的人民的死敌”,即便是蜗居台湾了,“蒋帮依靠着美帝国主义支持,占据着台湾,继续和人民为敌”。这样的论断,明显的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

荣孟源《蒋家王朝》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把蒋介石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对象,基于史料对他进行解读(尽管这种解读非常片面)。《蒋家王朝》较多地使用第一手资料。该书“前言”中称:“这本小册子所依据的材料,除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外,一是蒋帮的文献和官书,一是当时的书报,一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只取信而有据的记载,一般街谈巷议的传说,概不采用。力求使用原始材料,如蒋介石的演讲、函电、著作等等,大部分是用原件。在不得已时,也使用了二手的材料。”尽管书中注明使用材料来源的地方不多,但仅就其注释来看,足以说明作者占有材料之多、之广,种类之全。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尤其是大陆宣布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海峡两岸关系明显改善。中国近现代史学术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兴起,对于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物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尽管革命史观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民族主义史观也开始为不少学者所接受。在此背景之下,学术界出现重新认识蒋介石的趋势。198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此书为中国大陆第一本全面介绍蒋介石完整一生的政治读物,分为“传记”和“年谱”两大部分(传记部分约48万字,年谱约5万字)。宋平是专业话剧编剧,并非历史学家,但史学家李侃为之作序,高度评价了其观点的公允与史料的充实,以及文字的可读性。

《蒋介石生平》的写作重点为蒋前期的活动,注重于对蒋的家庭出身、性格特征、权力上升等全方位的介绍。抗战时期及以后的内容并不多,至于台湾期间的活动则更为简单。全书按时间顺序,对蒋介石的出身、童年、求学、参加革命、掌握政权、八年抗战、败退台湾等生平事业作了全面的描述,尤其涉及其个性特征的描绘较为精细。书中的蒋介石是一个历史反面人物,是革命的对象,但也知恩图报,是个孝子,有着强烈的爱国心,通晓民族主义,同时又是一个独裁、反共、亲英美帝国主义的武夫形象。与此前的论著相比,该书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紧扣蒋介石的生平事业,减少枝蔓,叙述基本围绕蒋本人及相关事情。作者汲取学术界研究成果,注意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反面人物并非从其出生就是坏人,所作所为并非一无是处。二是对蒋介石的一些历史问题有所辨析。在此之前的论断多称蒋介石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该书引用学者的研究指出,蒋能得到孙的赏识,原因颇多,蒋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忠诚正是孙中山所需要的,“经历了这次广州事变后,更加信任蒋介石,也是很自然的。孙中山不可能预见到蒋介石以后的变化”。三是作者非专业史学工作者,在史料征引方面有着严重缺陷,大段地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或回忆录却不注明,也缺乏认真地甄别与分析。但作者所依据的史料是相当广泛的,尤其是大量参考、运用了台湾地区的出版物,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过去对此类资料均认为是为蒋涂脂抹粉的宣传品,无史料价值。四是注意细节描写,在解读蒋介石行为时,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特征及受某些因素影响的分析,语言简练生动,增强了可读性。

尽管作者力图公允客观叙述蒋介石的生平,对与蒋相关的事件尤其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进行细致的描述,对其人物形象进行完整的刻画,但在对蒋的总体评价与认识上,难以突破“革命史观”的影响,总是在“好”与“坏”的框架内,或非此即彼的视角下进行论述,遣词造句褒贬分明。

在《蒋介石生平》出版两年后,杨树标所著的《蒋介石传》于1989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这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在对蒋介石学术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专著。杨树标在2O世纪60年代是史学家何干之的助手,参与了《蒋介石传》的基础工作,接触到不少资料。此后,对蒋介石的研究兴趣不减。改革开放后,他写成了《蒋介石传》。如果将该书与何干之当年的工作相比,它体现了蒋介石研究从“为政治服务”到“学术探索”的尝试,也反映了民国人物研究的艰难历程。

《蒋介石传》全书38万字,共分五章叙述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所作所为。五章的题目分别是:“蒋介石是怎么上台的?”、“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的抗战、妥协和反共”、“蒋介石在大陆的垮台”。作者依据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力求对蒋介石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与评价。其自述在书中纠正了40余处以往中共党史与革命史中的不实之处。全书最后的“末了的一点论述——怎样评价蒋介石”,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认识,也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即主张根据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结合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分阶段地评价。作者认为,蒋在大陆时期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此时期,蒋介石是一个肯定性的人物”。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1927年3月北伐军拿下上海、南京之前,“蒋介石是一个基本肯定的人物”。之后,“蒋介石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叛变了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是“应该完全否定的”。第三阶段是南京十年,“在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是一个基本否定的人物”,对于其“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态度的转变,“不能完全否定”。第四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人物”,要否定的地方是他的反共。第五阶段是新内战时期,“蒋介石是一个完全否定的人物”。作者充满自信地写道:“最后的历史结论是:蒋介石是一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末了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蒋介石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

《蒋介石传》在大量档案材料未能公布、史料不足的学术环境中,对民国人物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在叙事方式上,作者并未构建新的体系,仍然以党史或革命史的宏大叙事方式进行论述,但在论述过程中尽量避免个人的主观臆断,而以所掌握的史料为基础评述事件及人物。在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大背景下,民族主义史观在史学界评介近现代事件与人物时常被使用,这种史观反映在民国史研究与蒋介石研究中,就是开始对蒋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作用的重新认识与评价,《蒋介石传》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者利用了不少新近资料与学术界的新成果,观念上有了进一步更新。如传统观点刻意忽视国民党正面战场,大多强调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或避战。该书对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与作用的描述非常全面,并肯定“蒋介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的积极态度”。正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奠定了作者对蒋介石分阶段研究评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

不过,作者显然难以摆脱旧有评价体系之窠臼,书中有着明显“为政治服务”与“学术探索”的交互痕迹,作者所得意的“肯定性的人物”、“否定性人物”等评价,其标准仍是“革命史观”。另外,该书名为《蒋介石传》,却对蒋在台湾的最后二十六年只用两页的篇幅概述(2008年,该书进行修订后更名为《蒋介石传(1887—1949)》,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但作者在修订时对新成果、新史料重视不够,汲取不多,固守旧论,未能“与时俱进”)。

几乎在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出版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王俯民所著的另一本《蒋介石传》也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两部同名传记出版,且分别由地处南北的学者完成,本身就说明当时蒋介石研究受学者重视的程度。

王俯民称,他自1980年即开始搜集资料,着手蒋介石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在“前言”中写道:“此书旨在探索一段真实的历史,了解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以及他一生的功过。”“我写《蒋传》的准则,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溢美,不丑化,如实地再现蒋和时代,保存一代信史,揭示前朝兴亡,以为后人之鉴。”王著《蒋介石传》共4O万字,分八章,其标题分别是“追随孙文”、“北伐与反共”、“对曰抗战”、“发动全面内战”、“大厦将倾”、“兵败台湾”、“惊魂未定”、“建设台湾”。其中,最后两章是写台湾时期的。这个比例在蒋介石相关专著中是较大的。王著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结束语”,作者最后写道:“综观蒋氏一生,他的坚强、刚毅、固执,以至于暴戾狡诈和独断专行,自我中心的个性与毫不动摇的追求是不同凡人的。他的精力充沛,目光射人,总是充满自信地奋斗。但他奋斗中的悲壮气度远重于乐观的情绪。这与当时其孤奋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坚持抗日战争,直至胜利。这不仅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壮举,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已为举世所公认。”这两段“充满激情”的评价,在当时可谓大胆。王著汲取了学界最新成果,文字通畅易读。可惜书中某些地方论述欠严谨,在史料引用与注释方面不规范,影响了全书的质量。


三、199O—1999:学术研究路上的跋涉


进入20世纪9O年代,两岸关系日益改善,学术交流从无到有,大陆学者可以较便利地利用海外的档案与资料,参照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加快了步伐。

1992年,严如平、郑则民合著《蒋介石传稿》由中华书局推出。两位作者与王俯民是同事,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曾参与大型学术专著《中华民国史》中“1927—1937南京十年历史”的研究与撰写,认识到蒋介石研究的重要性,“准确、恰当地记述他的历史,对他的一生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因而,注重相关资料的搜集与研究,花费三年时间合作完成了45万字的《蒋介石传稿》。作者撰写该著的目的,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翔实可信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述和评价蒋介石的一生,通过他统治旧中国22年的政治生涯,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面,用历史事实说明半封建旧中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反映蒋介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演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根本原因及其变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对他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不同表现,分别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要写出他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独裁统治、反共反人民的主要一面,也要如实反映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和先后两次参加国共合作时期发挥的某些积极作用”。

相比前人的著作,《蒋介石传稿》有三个显著的进步:一是充分发挥特长,全书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于蒋介石在南京十年的表现进行了重点评析,且提出一些新论。例如,“从总体上说,这个时期比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全国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有所增长”。二是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史料运用、注释等方面更符合学术规范。三是与前一特点相关,该书有两个附录,70个页码的“蒋介石大事纪年”与12个页码的“征引和参考主要书目”。可以说,《蒋介石传稿》使蒋介石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1996年,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上、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由学者集体完成的学术专著。以张宪文为代表的南京学者充分发挥了地域优势,较旱地开展了中华民国史的学术研究,也很早就关注到蒋介石研究的重要性。1987年,他们申请到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蒋介石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8O万字的《蒋介石全传》。该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完整地反映蒋介石一生。此前的著作,多集中于对蒋大陆时期的研究,而对其到台湾后的26年或避而不提,或概略地点到为止,没有详细地叙述与评介,这与内地学术界长期忽略当代台湾研究有关。该书作者中有专门研究当代台湾史的学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记叙蒋在台湾的言行,重大事件无一遗漏,有些还有“揭秘”性质,首次较为全面地展现了蒋介石后半生在台湾的情况。二是体例上创新。以前的著作大都借用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分期,如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时期)、国共内战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把蒋置于各时期中加以考察,有利之处是便于对其进行分阶段研究与评价,缺陷是没有考虑蒋介石个人成长与生平的特殊性。有鉴于此,《蒋介石全传》采用了新体例,不再用章节的结构,而是仿照传统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例,选择与蒋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事件,分为56个专题,逐一深入论述,重点突出。三是资料搜集齐全。《蒋介石全传》大量地运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丰富的馆藏国民党、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相关档案,该书也注意搜集运用台湾地区大量公开出版的民国史资料、报刊资料等,这些是其他同类著作没有做到的。

以上两著在资料运用、叙述体例、学术规范方面的努力,使其成为20世纪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水平最高的学术专著。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两著在立论上仍主要以革命史观为先导,有突破性的新论并不多;写作上仍然是以宏观叙事为主(尽管已经相当努力在细节上下功夫),未能将全力聚焦于蒋介石个人。这些缺陷之所以出现,部分缘于当时学术环境的制约,部分缘于蒋介石个人档案尚未对学术界开放。


四、21世纪: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之路有多远


进入21世纪,制约蒋介石研究的诸因素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综合国力大为提高,社会生活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史学研究的观念也呈多元化趋势。虽然大陆在民国档案的开放方面还有所限制,但台湾地区开放了蒋介石的全部档案,并选择一部分陆续出版,蒋介石的日记也经其家人同意对外开放,大陆学者通过海外访学的机会得以利用。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败北,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在台湾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其重要举措就是“去蒋(介石)化”,这反而促使中国大陆重视对蒋介石的研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十年来,蒋介石研究有了质的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杨天石利用海内外档案完成的一系列蒋介石研究著作——《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与《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二是浙江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召开了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21世纪是蒋介石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的研究是“蒋介石不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即学者们是依据一些官方文件(档案)、演讲、他人的回忆录及报刊资料等边缘性的史料来研究蒋介石的。此后的研究是“蒋介石在历史现场”的蒋介石研究,学者们开始利用蒋介石的个人档案、文电、日记等来研究,不再隔靴搔痒,可以直接地了解到事情发生时蒋介石的所思所为。两者有质的区别。

回顾2O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对蒋介石研究的轨迹,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印象:一是对蒋介石的研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主要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二是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对蒋介石的研究基本不属于学术范畴;之后,对蒋介石的研究虽然曲折,但逐步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窠臼,走向了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对蒋介石的评价方面,从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趋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范围方面逐渐缩小,从蒋介石是古今中外一切恶势力的代表,到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再到“四大家族”的代表,最后回归到研究他本人。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进步过程,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完成的。研究表明,蒋介石并不能代表国民党,党内有不少反对他的势力;蒋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有过数次被迫辞职下野的经历;蒋也不能代表“四大家族”(“四大家族”的概念已遇到不少质疑),蒋与宋子文政见不合,时有冲突,感情上并不融洽,蒋在大陆失败后,孔祥熙、宋子文均未随其到台湾。在对蒋介石的具体研究方面,从强调他的阶级属性,开始转向兼顾其个人的特质,特殊的生活经历、心理特征与性格等。在研究资料方面,从单一的革命史资料,扩大为海内外的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包括台湾史政机构收藏、出版的国民党与蒋介石资料)、回忆录、音像资料等。

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是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有两点已为研究者们所认同:首先,蒋介石研究要走向深入,就要脱去附着他身上的诸多“属性”,使他从一个“政治符号”回归到自然人。不错,蒋介石长时间作为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导人,其言行对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相当影响力,但换个角度,并非所有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决策都由蒋介石制定。宽泛一点说,过去的研究,未将什么是国民党的政党行为,什么是国民政府的政府行为,什么是蒋介石个人的行为加以严格的区隔,常常是混淆在一起。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为把他从“政治符号”回归到“自然人”的史学研究对象提供了条件。过去的研究着力点多在“公领域”,如蒋介石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上,今后应更多地关注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个性与心理特征、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私领域”。其次,以往的研究对蒋介石在台湾时期的活动关注不够。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统治26年,相对于之前其风雨飘摇的大陆时期来说,是稳定而成功的。中国历史尤其注意晚节,有所谓“盖棺定论”之说。为什么同一个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成功?他个人有何改变?内外环境与时代又起什么作用?非常值得研究。只有将大陆时代与台湾时代相互参照,才是一个完整的蒋介石。

时代在进步,学术研究也在进步,未来的研究者应该利用目前较为宽松的环境与新开放的史料,沿着前辈学者的足迹,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