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Ma Yong (马勇)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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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民族国家重构

马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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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场战争不论怎样计算,其规模、牺牲均为中国历史之最。即便从人类历史说,单纯的国对国的战争,其规模、牺牲超过这场中日战争的,也不是很多。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场战争也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转变,战争前后的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有些变化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不断扩大其内涵的族群,是一个包容无限的文明体,周边族群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文明差异,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接受主流文明熏染,中国文明的边疆在周边族群相继加盟中不断扩大着自己的边长。所谓“中国”,自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一隅发展到今天的四至,表明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力。中国文明一方面以主流文明深刻影响周边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大度接纳周边文明的进入。从历史的观点看,今天的中国文明早已没有什么纯粹,不要说早期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后来与中国文明对接的所谓“胡人”,他们不仅接纳了中国文明的有益成分,而且以自己的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今天所有带有“胡”字的词组,诸如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胡床等,都是胡人奉献给中国文明的。

 

在近代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文明对周边的扩展,主要依靠主流文明对周边文明的落差,以主流文明吸纳周边文明,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夏化夷”。

 

当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不都是“以夏化夷”,并不都是中心主流文明同化非主流的周边文明。有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情况刚好相反,是周边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心主流文明,而中心主流文明坦然接纳了这些非主流的非中心文明,才使中国文明的内涵不断丰富,历史才有可能绵延久长。一个不能接纳异样文明的文明肯定不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伟大文明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其具有很不一样的包容心胸。

 

从这个意义上反观抗战前的中国,中国文明在过去一段时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文明的边长不是在不断扩大、不断延伸,而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运动的冲击下,不断萎缩。文明的中心地带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缺少纪律,缺少秩序,缺少组织,缺少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向心力、凝聚力。而中国文明的周边,即那些新加入的所谓“边地”,也在民族主义诉求声中迷失了方向。

 

民族主义不是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本有的东西,中国文明并不刻意强调“种”的差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自域外,通常认为始自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这个条约强调签约国彼此互相承认主权、领土,因而这个条约被视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滥觞。

 

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孙中山1894年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界限,但这个口号确实属于近代中国族群身份的觉醒,是所谓汉人对“满洲”异族统治的反动。这对于晚清十几年种族革命具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200多年的清帝国事实上被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革命所颠覆。

 

对于稍后的中华民国而言,民族主义功不可没。但是,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意义上来理解,孙中山这个口号的负面意义更值得检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激活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觉,另一方面让周边过往几百年相继加盟中国的族群产生了很不一样的感觉。所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口号带给中国现代化的挫折远大于其正面意义。即便当“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口号叫得震天响的时候,民族主义思潮下必然发生的“民族前途自决”运动也无法避免。

 

武昌起义发生后,随着满洲人政治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国人的策动、帮助下,外蒙古分离主义者宣布驱逐清朝驻蒙古的势力,解除了清军的武装,甚至将清朝驻蒙古办事大臣驱逐出境,宣布独立。辛亥时的这场独立运动虽然不被清王朝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所承认,但以“民族自决”名义脱离中国的运动此后一直没有消停过。直至抗战结束,蒙古的分离主义运动终于在另外一种背景下重新开始,并最终脱离中国。13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北部政治格局至此重新绘制。

 

蒙古的脱离还是后话,在辛亥革命之后最严重的一个事变是溥仪出宫,由此改变了先前中国人的共识,并为后来所谓“满洲国”的成立提供了契机,甚至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冲突埋下了伏笔。力主驱逐溥仪的冯玉祥当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民国至今13年,尚无一人敢逐宣统出宫。但鉴于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动荡,特别是张勋复辟,若不将溥仪驱逐出宫,则政治动荡不已,“愧对为革命献身之诸公”[1]。

 

冯玉祥的蛮横当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胡适虽然不认为民国初年保存清室具有多少正当性,但认为民初达成的“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2]。

 

溥仪被强制出宫,实现了“为革命献身之诸公”驱除鞑虏的理想,同时为“满洲人”“复国运动”提供了口实。“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竭力鼓吹帮助“满洲人”成立一个新国家,并宣称这个国家实行满汉蒙日朝五族共和,以所谓的日本族、朝鲜族替换了民初五族共和中的回、藏。[3]民族、民族主义成了国家分裂的理由。

 

稍有消停的蒙古分离主义运动也因日满合作而再度兴起,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1936年公然竖起了红黄白三色旗,改用成吉思汗年号,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日本关东军参谋人员武藤章全程参与了德王的分裂活动,是重要谋划者、参与者。

 

“九一八”事变引发满、蒙地区分离主义危机,这种危机的理论依据就是近代以来高扬的民族自决、民族自治。这种情况继续演化,甚至在华北这一中国政治的中心区域,竟然空穴来风,有所谓“华北自治运动”。

 

对“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敏锐地看到其危害性及其理论依据的荒诞。他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呢?原来两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商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自从秦汉之盛时算起,到现在两千多年,虽有时候因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时因为奸雄之割据,列国并立,然而这都是人力强的事实,都是违背物理的事实。一旦有适当的领袖,立时合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琼崖、交趾,西起流沙,东至鸡林、玄菟,这是天然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田园。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4]所以对以分裂祖国为基本诉求的所谓“自治运动”,傅斯年给予迎头痛击,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作为中国必须保持政治统一的历史依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中国,已经被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弄得四分五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离主义运动依然没有停止,“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5]。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政治名词“民族”,竟然一变而成为分裂主义的借口。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竭尽全力论证满洲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性超强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民族搭起来的积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撰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书,虽然是以另一种思想体系解读中国历史,但其倡言五族同源,以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6]。熊十力并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天才推论出中华民族发生于演化。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分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而言之,五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是这个在民族危机空前时刻所寻找到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由此,中国人才有理由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历史依据的充实,是一个民族不会被轻易打败的根底。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那时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途。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7]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引起进步知识界的积极回应。继傅斯年、顾颉刚之后,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他们的讨论是对近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拨,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复归。至抗战胜利,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抗战前、抗战中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结束,“中华民族”的概念至此终于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认同。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一致抵抗,也是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是现代民族国家重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前的危机,带来空前的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的那样,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剧烈冲击,中国或许将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慢慢地被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消解,“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8]。

 

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日本打败,反而经此刺激而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1]《冯玉祥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58页。

 

[2]《胡适致王正廷函》(1924年11月5日),载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577页。

 

[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年,第189页。

 

[4]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12月15日第181号。

 

[5]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昆明)1939年2月13日第9期。

 

[6]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页。

 

[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昆明)1939年2月13日第9期。

 

[8]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1935年7月29日第1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