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anuary 2016
New Issue (90) of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
Historian Wang Xuedian (王学典) on the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return to and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y of history, from Renmin Ribao (人民日报)
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王学典
来源：人民日报2016年01月04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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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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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倬云
《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0月下、1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Lei Haizong (雷海宗), Wu Yujin (吴于廑)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s view of history 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与吴于廑
——文化形态史观的传承往事
思想史研究
这次小编想同大家分享吴于廑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的一些往事。
众所周知，近几年坊间流行着文明比较史学，而先秦部分的讨论又注重封建制等问题。
小编观察，这类缺乏史料分析的科普性读物，基本仍旧沿袭着老一辈学者分析的套路，其中最著名的便数雷海宗、林同济二先生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以及吴于廑先生的《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等著作。由于论者缺乏对近年来出土简帛的关注，因此不仅并未超越老一辈的成果，更陷于以封建制、宗法制、贵族制套用的弊端。
然而，这种现象至少引起我们的两种反思：
其一，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前盛行的观点突然消寂，以致如今被转手贩卖，反而大家以为新奇。究竟是当下史学和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丧失了统观分析的能力？抑或是如今两大传统学科隔膜太深互相拒斥使然？
其二，文明比较史观，其吸引人的地方便在于宏观论述以及某种预测的情结。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弊端，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早已指出。然而为何如今仍能蛊惑不少青年。我想，这不仅仅是外部的问题，更主要是哲学的史学内部陷入细节的思辨与考订，陷入功利性的撰述使然。然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历史语境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学生难以分辨古人与今人撰述的意图。而这，恰恰是我们公共号所倡导的研究方法。
雷海宗与吴于廑年龄相差11岁，一北一南。当雷海宗扬名于江南一带时， 吴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学就读（1926一1931年）。吴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自幼聪颖好学，在中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的根底。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乡阅读了英国韦尔斯《世界史纲》的中译本，深有所得。1931年9月获奖学金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在东吴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离开了南京，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看来，雷海宗和吴于廑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能够会面和发生个人接触。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学术思想对正在学习成长的吴于廑肯定是有影响的。
西南联大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