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by Li Ling (李零)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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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也有“思想史”

——李零评说唐晓峰

李零

来源:思想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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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汇编
■研究地理,从地上看大地,一直凑到眼跟前儿看,固然很重要,但思辨推理、宏观把握也绝对不可少。……我们要想真正读懂这篇“大地文章”,不能不借助思想的翅膀、理论的眼光……“地理”也有“思想史”吗?此书有很好的回答。■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值得反省,几乎所有学科都是照搬西方的学术范式,术语转换,体系转换,基本上是单向,我们只是强己就人……作者跟我说,他想反过来想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讲中国自己的地理思想,然后再看西方的概念和体系有什么不同,用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的话,就是“反向格义”。

■古人讲分野,是以地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二十八宿。这种套合,虽然有很多牵强之处,但想法很聪明,有古人的智慧。我们站在地上看大地,看不远,但天却视野开阔。古人想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点,和现代的大地测量和GPS,在思路上是相通的。

■作者的叙述方式,是用“混沌-秩序”作核心概念和贯穿全书的主线,略分早晚,讲地理观念的演变,从天人不分到天人分到以人为中心。每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反复变奏。

品评《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文 | 李零

地理與思想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这是2010年中华书局出的新书,副标题是“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作者唐晓峰,是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的教授。

他是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

我和作者同庚,都是“鼠辈”,都在内蒙插过队,都学过考古,有共同经历。我们早就认识,30年前,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就认识。他去美国前,我们一起考察过山西,他去美国后,经常在美国见,太熟。现在,我们在同一所学校,经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地理学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思想史也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考古和地理有缘,两者都是“读地书”,所谓“区系类型”,所谓“分国分域”,都离不开地理。这是我们共同的缘分。虽然我们都离开了考古,但地理是他的专业,我的爱好(业余爱好)。我们一起编《九州》,一起到野外考察,彼此都知道想什么。

当然,他是专家,我不是。他是作者,我是读者。这里说点读后感。

 

地理是一门脚踏实地的学问,“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荀子·劝学》)。古人为了获取地理知识,只能跋山涉水,一步一个脚印,一山一水,往起拼凑大地的全景。行走,今天仍然很重要,不是读书、看地图所能代替。可惜,60岁后,我们的膝盖坏了,爬山落下毛病。

研究地理,从地上看大地,一直凑到眼跟前儿看,固然很重要,但思辨推理、宏观把握也绝对不可少。大地太大,我们太小,虽登临绝顶,不足见其大。我们要想真正读懂这篇“大地文章”,不能不借助思想的翅膀、理论的眼光,让想象高翔于大地之上,借脑力以济目力之穷。

“地理”也有“思想史”吗?此书有很好的回答。

 

《从混沌到秩序》,很多想法是酝酿于唐博士在美国写成的博士论文(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近10年来,他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给“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理出个头绪。正如本书大标题所示,它的叙述对象是“从混沌到秩序”,叙述方式也是“从混沌到秩序”,开头比较虚,一步步朝实里讲,从开辟神话,一直讲到《汉书·地理志》。《地理志》是讲“王朝地理学”,他要探索的是这以前的“地理思想史”。

我理解,它的绪论和十二章是分五部分,下面分别讲一下。

 

(一)绪论,主要讲思想对地理的重要性,古人的大地观,有古人自己的理解。

现在,讲政区地理和地名沿革,书很多,讲中国地理学史,书也不少,但讲中国地理思想史,书却很少,特别是讲上古部分,书更少。作者思补其阙,主要有感于二事。第一,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值得反省,几乎所有学科都是照搬西方的学术范式,术语转换,体系转换,基本上是单向,我们只是强己就人,在中国材料中找西方概念,用中国材料注解西方概念,比如中国科技史,就是这样写。作者跟我说,他想反过来想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中国自己的概念讲中国自己的地理思想,然后再看西方的概念和体系有什么不同,用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的话,就是“反向格义”(氏著《“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36页)。第二,我国地理学被彻底西化,主要是取科学化,为此,我们引进了地球观,经纬、海拔、等高线、大地测量、制图学等等,这是凿破鸿蒙,但传统地理学的思考,凡不能用科学概念描述者,基本上都被抛弃,也实在很可惜。作者留学美国七年,深知西方地理学非常重视思想,他觉得,传统地理学中的地理观念是个值得重新审视的对象。作者说,“地理知识”不等于“地理学”。“地理学”要叫“学”,还得有观念和方法。古人的想法,最好还是用古人自己的概念来描述,不管它们如何不科学。比如古人常用的类比法,即“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就是古代很流行的方法。他的书有一大堆旧概念,如禹迹、中国、天下、四方、五岳、九州、四海、五服,这些词都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就是最能表达古代想法的词,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类词而展开。

 

(二)第一至三章,是讲中国地理思想的源头,他是从中国的宇宙论入手。

第一章讲开辟神话,主要是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作者说,盘古开天地,从混沌创造秩序,这个故事最重要。古代讲创世,多半是创而复毁,毁而复创,反反复复。女娲补天属于救世,作者叫“二次创世”。我理解,中国神话学也是个值得反省的学科。茅盾也好,袁珂也好,闻一多也好,其实是模仿西方。盘古开天地是模仿《创世纪》,伏羲、女娲是模仿亚当、夏娃,大禹治水,也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有可比性。其实,汉代讲创世,更主流的说法是道论式的说法,即太一生三一,三一生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生九皇,最后是五帝、三王。这类说法,战国已见端倪。如《老子》有“大”、“一”(表示“道”),《楚辞》有“东皇太一”,《周礼》有“三皇五帝”,对比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宇宙发生学,无疑很古老。盘古开天地,只是民间故事,此说出自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三五”的意思是三皇五帝。此说出现比较晚,应属旁支。共工怒触不周山,也是一次大破坏,此书归入“其它传说”。我觉得,讲地理,这个传说最重要。我国是块倾斜的大地,西北高、东南低,有三级台阶,河流主要是从西北向东南流,古人做了形象描述。作者引《列子·汤问》和《论衡·谈天》,在35页。它更早的出处是《淮南子·天文》。

第二章讲英雄救世和圣人创世,主题是再造秩序,再造秩序是对灾害而言,灾害是秩序的破坏。“英雄救世”,指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拯民于水火。“圣人创世”,指伏羲、神农、尧、舜、禹的发明。这里的“英雄”是个西化的说法,来自希腊神话的翻译。希腊神话的“英雄”都是神子,他们在地上斗,背后站着神。我国的“英雄”,本来是另一个意思。这个词,出自《太公书》,三国时期最流行,《三国演义》的“英雄”才是正解(指乱世英雄,曹操、刘备、孙权)。“圣人”,我国固有,本来是指天生聪明,绝顶聪明,因此可以当全国人民大救星的人。作者强调,灾害是环境观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很对。灾害有很多种,水灾、旱灾,风灾、火灾、地震、海啸,今天仍困扰着人类。我国以农业立国,最最看重的是水旱之灾(古人常把“灾”、“异”放在一起讲,所谓“灾异”,不光指灾害,还包括各种反常怪异,带有神秘色彩),其他灾害不太讲。台风、海啸主要在东南沿海,火灾主要在东北大森林,不在中原地区,中原王朝不上心;地震,危害大,古人无法预测,指不定多长时间在哪儿闹一回。作者说的“英雄”,后羿、女娲怎么叫,还可讨论,但大禹,按古人的讲法,肯定是圣人。圣人都是上古帝王。他们不光是救世主,也是各种器用的发明者。发明创造,古人叫“作”,《世本》佚篇有所谓《作篇》,就是讲各种器用的发明。发明者都是上古帝王。作者引《系辞》,其实就是讲“作”。

第三章是讲先秦诸子的宇宙论,特别是道家的宇宙论。儒家喜欢强调人,“仁”就是拿人当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天地被淡化。道家不一样,强调人只是天地之间、万物之首的一种创造物,天地之后还有自然,还有道。中国的宇宙论,主要和道家有关,很对。基督教把上帝看作造物主(Creator),把万物和人看作上帝的创造物(creature)。我国不太一样,太一或道,只是天地的本源,万物和人是天地所生,它更强调,世界是个自然生化的过程。道家讲道生天地,当然要讲宇宙论和天人关系。儒家不大讲(宋儒另当别论)。儒家得势后,中国讲什么都是以人为中心。这是整个论述的出发点。

 

(三)第四至七章,主要讲空间概念的起源。

第四章是从新石器时代的发现说起。此章与前面不同,已经走出上古神话和先秦诸子的哲学表达,进入历史领域。话题是围绕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新石器考古,是研究空间概念比较可靠也比较早的证据。这门学问,目标是什么?公众不了解,考古学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其实,它的主题是农业革命。发掘地点,密密麻麻,标在地图上,就是反映早期农业定居点的空间分布。城市的发生,就是以此为基础。作者讲新石器时代的六大区(苏秉琦所分),讲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的衍生过程,讲各著名遗址的布局,讲早期城市的诞生,讲濮阳龙虎图、良渚玉琮和含山玉版,是想告诉读者,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中心观念、轴线和对称、天圆地方、四方八位等观念。最后,作者还强调,古代的“图”与“数”是互相配合。

第五章讲四个问题,一是神山,二是式盘,三是天圆地方,四是海洋。第一个问题,神山是昆仑山,五岳也是神山。作者说,昆仑山是“天地之轴”。我理解,“天地之轴”,就是古人说的“极”。西人所谓“轴”(axis),是地球自转的轴心,贯穿南极(South Pole)和北极(North Pole)。我国所谓“极”,是大地制高点,是山脉辐辏的中心,是“天欲坠,赖以拄其间”的撑天柱。昆仑山是神话的极,远在西方;五岳是现实的极,则在眼前。第二个问题,式盘代表的宇宙模式是盖天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种模式,古代最流行。第三个问题,作者说,“天圆地方,不是两种形状,是两种秩序。一种秩序是圆,运转、循环,另一种秩序是方,静、稳、厚、定。在运转与静稳格局之间形成复杂关系,人生存在于静稳的地上格局秩序中,但要听从天命。在这个意义上,天是历史,地是社会”。第四个问题,海在古代的作用,主要是隔绝,而不是联系。为此,作者用了一个词,叫“望洋兴叹”。他强调,“在古代中国,不可能有海岛文化领先陆地的事情,海洋决不是进步的摇篮,海洋是世界的边际”。古人想象的世界,大地是中心,四周是环海,他们所谓“海”,是指四顾茫茫看不见的地方。海,既是幻想,也是绝望,让人觉得虚无缥缈。曹操有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步出夏门行》),曾以星空比大海,最为得之。海洋也是一种极,代表四方之极。一条线,中心是极,两端也是极。一个方块一个圆,中心是极,边缘也是极。

第六章讲分野,讲天与地的对应关系。古人讲分野,是以地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二十八宿。这种套合,虽然有很多牵强之处,但想法很聪明,有古人的智慧。我们站在地上看大地,看不远,但天却视野开阔。古人想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点,和现代的大地测量和GPS,在思路上是相通的。这种思考的代表作,是唐一行的“天下山河两戒说”。他把中国的山脉和水系分为南北两大区,就是模仿以云汉分群星的古代星图。上面讲,海天茫茫,最能惹人遐思,观星和航海,关系很有缘。《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天文类,有五种书讲“海中星”的占验,就和航海有关。

第七章讲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是个神话。这个神话讲什么,学者有不同解释。我理解,它是讲职官起源,天官和地官的分化。作者重提这个故事,是想强调,天文归天文,地理归地理,地理才能独立。天文地理不分,过去也是个混沌。《淮南子》虽以《天文》、《墬形》并列,但《史记》八书,只有《天官书》,没有《地理书》。《汉书》虽有《地理志》,但它的《艺文志》,没有专门的地理类。作者对《山经》和《禹贡》做比较,很重要。这是中国地理的两大经典。《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属于儒经,地位比较高,《汉书·地理志》就是祖述《禹贡》。司马迁讲九州山川,只敢用《禹贡》,不敢用《山海经》。《山经》在《山海经》中,其书闳诞迂夸,难以归类。《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形法类,当作讲相术的书。《隋志》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始归地理。但《四库》鄙之,改入小说类,不承认它是地理书。近代更有意思,干脆拿它当神话宝库,越虚无缥缈,越兴趣盎然,《海经》比《山经》更吃香。我理解,此书不光讲山,还集本草、博物、志怪于一身,应与寻仙访药的活动有关,其实是神仙家的地理书。它描述的山,都是远离人世的山(有如道教的洞天福地)。作者说,《山经》是讲“神人之际”或“天人之际”,《禹贡》是讲“人人之际”,这是基本不同。讲地理,山水是两大要素,《禹贡》主水,《山经》主山,各主一路,但不可能光讲哪一种。《山经》和《禹贡》,条块切割不一样。《山经》用五分法,按四方加中央讲,这是讲山的传统。后来的五岳五镇都这么讲。《禹贡》用九分法,九山、九河、九州,都是用九这个数,也是老传统,后来的郡国志,都是祖述《禹贡》。山有山脉,水有水系,《禹贡》讲“导山”、“导水”,也很重要。后世讲水,有《水经注》,是以江、淮、河、济等大河(古人叫“四渎”)串联沿途的小河,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一路讲下来,这也是祖述《禹贡》。

第七章的结尾,提到一个老问题,值得讨论。

徐旭生说,中国神话比较平淡,不如希腊神话幻想力强,非常神奇。这引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看法是,西方人说,“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他们把天、地或天、人分为两界,此岸是此岸,彼岸是彼岸,截然不同。他们是天人分裂,我们是天人合一。宋儒讲天人合一,新儒家也讲,这是儒学宗教化的说法。我国182页脚注所引葛兆光的看法就属这一类。还有一种看法,正好相反,比如我。我是把“绝地天通”当天人分裂。我认为,欧洲和我国都有两界划分,这不是区别所在。真正区别是什么?是他们比我们更强调宗教,我们比他们更强调世俗。他们讲两界,强调的是天人沟通。天人沟通就是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就是它的实际体现。我国不一样,正好相反,政教是分开的。天人合一,人神交流,是大众和僧侣的事,政府以外的事。政府,官僚士大夫的世界,完全是世俗世界。中国的国家,是以人为中心,只管人,不管天。天人合一只是局部,天人分裂才是整体。作者讲地理观念的转变,大趋势正是朝这种特点走。

(四)第八至十一章,是讲三代的领土意识。作者不讲夏,直接从商代讲起。

第八章讲商代,主要是利用甲骨文,讲商代的政治空间秩序。重点是两个概念,一是四方加中心,中心是大邑商,外面是四方(包括四土、四戈、四方);二是内外服,内服是商人直接控制的王畿,外服是王畿以外借职贡朝服间接控制的地区。内服和外服再分,还有很多层,古人习惯以同心方,大方套小方,表示其层次。作者说,商人已知求地中,这点很重要。最近,清华楚简《保训》篇就提到“求地中”。商代疆域有多大,中国学者说很大,西方学者说很小(其最极端的看法,是把商看作小城邦,叫“安阳文化”),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评价其内外服。其实,古人所谓疆域是个复杂概念。商代的核心区包括两个地区,一是今河南北部黄河故道以北的地区(古人叫河内),二是河北南部太行滏口陉以东的地区(秦代的邯郸郡),没问题。但外部有多大,要看它和周边地区的关系。这是个多少带有弹性的概念。

第九章讲“禹迹”。“禹迹”就是后人说的“华”、“夏”或“华夏”。此说托名于禹,古人认为与夏代有关,但作者放在西周讲,算是西周概念。理由见第十一章。作者说,西周的人文地理概念,如中国、禹迹、九州、五服、九服、五岳、四渎,包括区域、景观、符号等多重含义。三代异姓而王,全都认同“禹迹”,东周各国也无不如此,这是文化认同。东亚文明,骑马的和不骑马的,很多族源不同的族会融合,相同的族会分化,司马迁说,“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等)。作者说,“华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国界,也不是种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很对。我国传统,一直是这么讲。古人讲文化认同,强调诗书、礼乐、冠带,比较虚。其实,华夷之辨,生活方式更重要。我理解,华夏食于农,住在宜于农耕的地区,夷狄食于牧,住在宜于畜牧的地区,才有“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夏本身,“禹迹”作为区域概念,就是九州。作者讨论九州,用两类材料,一类是传世文献,《禹贡》、《吕氏春秋·有始览》、《周礼·职方》;一类是出土材料,上博楚简《容成氏》。这些文本不一样,非常合理。因为它们都是草图,真正的大一统还在梦中。讲《禹贡》,往上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禹贡》所述的地理空间,范围很大,大禹走过的地方和秦始皇走过的地方几乎一样大,对战国文献的作者来说,这是超前的想象。因为当时的“天下”还是四分五裂。大家幻想有这样的天下,后来就有了这样的天下。这个梦,从西周大一统到秦汉大一统是个千年梦想。

第十章讲“体国经野”,这话出自《周礼》。这一章,主要是据《周礼》讲周代地域管理的总原则,如国野制度、提封制度等等。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也放在这里讲,其实是兼赅两周。《周礼》讲地理,是直接讲制度,不再讲故事。这是它和《禹贡》不同的地方。中国大一统,真正的大一统,当然是秦代的郡县制。但汉儒所谓“大一统”,本来却是指西周的封建制。“大一统”这个词,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战国时期,诸子讲“大一统”,是有感于西周“大一统”的破坏,希望创造新秩序。我理解,这才是《周礼》的历史背景。它是个过渡,既是缅怀,也是期待。期待有人能再造“大一统”。后来有人造了。这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秦始皇。谁也想不到,新的“大一统”,不但不是回到西周“大一统”,还是以消灭这个“大一统”为代价。

第十一章讲《禹贡》。作者强调,“《禹贡》被古人尊为地理之学的不祧之祖,是后世地理文本中反复引用的元典”,绝对重要。所以前面讲过,这里又专门讲。第一,从环境考古分析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提出“水退人进”的推测;第二,根据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公盨重新讨论《禹贡》的成书年代,指出《禹贡》是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层累形成的文本;第三,指出《禹贡》为后来的秦汉一统提供了蓝图,它所倡导的空间秩序,如九州格局、五服等级、分区定位、中央之尊、向心结构等,都是后世地理学的基本原则;第四,指出《禹贡》虽短,却为后世地理学提供了阐发、考辨的广阔空间,历代讲治水、讲山川、讲区划,讲地图,无不奉《禹贡》为圭臬。

(五)第十二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叫“王朝地理之学”。

这一章是讲秦以来的地理观念,秦帝国是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编户齐民,第一次真正实现海内大一统的国家。作者说,从此“天下观”变成“王朝观”。他说的“天下观”是指秦以前的地理观念,“王朝观”是指秦以来的地理观念。他是拿《禹贡》当前者的标本,《汉书·地理志》当后者的标本,以《地理志》为上古地理思想史的终结。王朝地理学,特点是什么?作者强调四点,一是以郡县制为框架,强调政区史(包括土地史和人口史);二是纳地理于历史,强调历史地理,而不是自然地理;三是以华夏为中心,不再讲四夷,要讲也是另外立传;四是重视水利,对水利的重视超过水文。我理解,这四点,第一点最重要,后世地理书,主要是这一种。地理书,后世算史书,这事比较晚。《汉书·艺文志》还没有史书类。史书是从有了四部分类法才有,四部分类法是从《晋中经簿》才出现。地理自成一类更晚。《隋书·经籍志》,史部分13类,地理是第11类。《隋志》是本梁阮孝绪《七录》。《七录》,史部叫“纪传录”,分12部,其第10部叫“土地部”,就是地理类的前身。研究艺术史,汉唐之间有很多空白,巫鸿有感于此,曾组织中外学者展开讨论。地理学,汉唐之间是关键期,钩沉索隐,同样有很多工作可做。当时,中国分裂,地理学反而大发展,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最后,作者还强调了《地理志》的样板作用,说《水经注》也好,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也好,都是以它为榜样。

 

研究地理,有四大经典,《禹贡》、《山经》、《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禹贡》、《山经》、《水经注》详于山川,《汉书·地理志》详于政区,是两大类型。《从混沌到秩序》讲思想,和两者都有关。作者讲“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重点是《禹贡》,不是《山经》。《汉书·地理志》只是个尾巴,已经出了上古的范围,《水经注》更不用说,也在讨论范围之外。作者读原典,利用了很多古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甲骨、金文和简帛)和海外的地理学名著,也穿插于各个章节,材料很丰富,讨论很深入。

作者的叙述方式,是用“混沌-秩序”作核心概念和贯穿全书的主线,略分早晚,讲地理观念的演变,从天人不分到天人分到以人为中心。每个章节都是围绕这个主旋律,反复变奏。因此,同一文本,可能被反复切割,造成细碎感。思想的脉络很清晰,但每个章节,线头比较多,重复比较多,我想,每个章节,如果能进一步梳理,效果会更好。

这是我的希望。

 

20103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