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Ethics and Faith in China

1960年，人教社还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历史》，共三册，中外历史合编，按社会发展阶段分编，因而社会发展史的味道较浓，农民起义占很大分量，且多溢美之词；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内容多，且放在章节标题上。这套教科书仅在少数学校使用。

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下，高中的历史课程、教材也发生较大变化。高中的历史课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开现代史。1960年，在原《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的基础上，修改成《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到1956年。后来，下限又回到1949年。同时，在原《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基础上，修改成《高级中学课本世界现代史》，从俄国十月革命讲到苏共二十一大。1963年，下限又回到1949年战后世界形势。这两本教科书大量引用语录和政治术语、政治评论，还有不少专节、专目介绍和分析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等。

在1961年之后，史学界的名家认为之前的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只讲现代、不讲古代和近代的问题，而且对历史的表述只有空洞的理论、缺乏具体的史实，他们对这些问题提出批评。由于这种形势的影响，依据教育部1962年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人教社由邱汉生、苏寿桐主持编写了十二年制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一至四册。课文采用两种字体，大字叙述主要内容，简明扼要；小字是主要内容的展开，生动具体。与之相配的，由李纯武主持编写的《世界历史》试教本两册，已经编成，但未能出版。

“文革”开始后，人教社的教材受到“批判”，文科教材更被指责为宣扬“封资修”的“黑教材”。不久，大中小学停课，教材停止印行。“文革”后期，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当时代行教育部职责的科教组令七省市编写和出版教科书，人教社的编辑只充当科教组的联络员。其中的历史教科书，七省市实际上主要采用北京市教育教材编写组由赵恒烈主持编写的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一、二册。书中不分章节，一题一课，有少量小字，下限至新文化运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委托上海师大也编写了一套《中国历史》课本，体例分章节。这些教材体现了文革期间的意识形态，突出劳动者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加强国情教育，国家教委制定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规定高中增开中国史课程，分为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中国古代史。据此，人教社历史室于1990年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现代史专家彭明，编写了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讲座》全一册（必修），在高二下学期使用，每周两课时，分专题讲述中国近代现代史。这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教师教起来有些困难。同时，历史室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委意见，将原有的初中中国古代史内容加以概括，并补充少量适于高中要求的内容，编写出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选修），作为高三文科班的课本。但这本书的内容过于简单，不太符合高中教学的要求。

1996年人教社依据新高中历史大纲编写出高中历史教材。这是人教社编写的第九套中学历史教科书。这套初高中历史教科书，面向21世纪，体现出新时代精神；采用新型的框架结构；注意到初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层次性；教学内容富有弹性；减轻学生负担；注重开发学生的智商、情商，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等特色；同时在思想观点上进一步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逐步减弱。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教育系统也开始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编写相应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2006年前后出版的历史教科书。

1998年起，上海开始实行第二期课程改革，集中了上海部分大学和中学各学科的骨干力量，分别制定了行动纲领。2001年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根据上海市教委制定的历史课程改革行动纲领竞标，取得编写权，由系主任苏智良教授担任主编，组成编写组，根据《课程标准》进行紧张的编写工作。

2003年开始，新课本在上海近百所中学陆续推出试用，不断修改，至2005年8月，九册新教材试验本全部编写完成。随后，上海市教委根据各学科课本的编写和试用情况，决定于2006年9月新学期开始，上海地区全部试用二期课改的新课本。该历史教科书淡化“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革命、战争”，写盖茨的篇幅要大于毛泽东；大幅削减古代史内容，用所谓当代文明史取代中国史；营造所谓“和谐史”，革命、战争、苦难内容被大幅删减，南京大屠杀内容只在初中部分简单提及；高中部分完全抛弃传统中国、世界编年记史的方式，改用一部笼统的“人类文明史”代替……

当年9月1日，美国记者周看（Joe Kahn）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一文，认为上海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 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该文发表后，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对该版本的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认为该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

而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沙健孙等人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鉴于之前上海版历史教书的“历史”教训，新课标在用“文明史观”来改写历史教科书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个别问题上做出一些调和，以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之嫌，这就使得这些教科书显得非常混搭，不伦不类。

一位高中历史教师在网上发表评论，吐槽新教材史观混乱 消极处理敏感话题，淡化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误导：

而对于历史教材改革处理的办法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历史叙述与当下现实的割裂，即叙述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古代史，基本上可以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在学术界影响太深了，脱离了这个，叙述都困难。但是，对于当代问题却事实上不再讲历史唯物主义了。

第二个转向是就是将历史教学边缘化。将主流的历史学研究和中学历史教学割裂开来。师范生在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往往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意识形态性的、碎片化的，最后导致中学教师和学生集体将中学历史教学当做一套落后的说辞、受人鄙视的意识形态任务，而不看做科学，事实上让历史教育边缘化，而历史教育边缘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缘化。”

一些网友也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

网友“东方大睡猫”:

新课标都执行很多年了 。新课标中的历史教材刚使用时，就已有人在网络中告诉大家，那套教材打破了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暗含西方文明中心论调。我问过一名学生，学完历史后什么感受，他说觉得中国自古以来处处都不如西方。

某些学者，极端崇洋，否定中国的一切……

网友“天涯孤旅”：

无意间看了儿子发的现今版历史教科书，感觉对农民起义和名族战争的观点发生很大变化。 我们以前学的历史，课本上说农民起义是是封建统治的不满，农民起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历史教科书对农民起义基本是正面的，加以赞扬和歌颂。

当今教科书对农民起义进行大面积删减，一笔带过，甚至连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都没有。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是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经常妨碍国家的统一，在摧毁一个统一王朝时往往造成国家长期的分裂和动荡。农民起义只是封建统治者的更替。

对名族矛盾，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侵略说成是少数民族的南迁，有利的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当然岳飞文天祥不是名族英雄了，他们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破坏了名族团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不是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是名族内部矛盾，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即不是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或破坏。当然成吉思汗也中原地区的侵略也谈不上侵略。

网友“天天向上”：

问：现在的历史课本上农民起义为何不再作为重点了?

答：社会的稳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