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Yunfeng (刘云枫) discuss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gh frequency of “revol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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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频繁“革命”的分析框架

刘云枫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201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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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社会,是无法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的,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换言之,“大一统”就是中国历史频繁革命的真正根源。

 

1. 问题

中国人是否和外国人,不一样,难说。但中国历史是有特色的,主要在于:频繁革命。从陈胜吴广算起,直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组织程度之严密、破坏程度之剧烈,都是欧洲、日本难以比拟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理论,对此是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即:只要有阶级和阶级差别,就必须革命,没有其他办法。可是,阶级理论的发明者马克思所在的欧洲,历史上也有阶级,也有阶级差别,也有统治阶级对人民之残酷压迫和无情剥削,为什么欧洲历史上以农民战争为特点的大规模“革命”,就没有发生呢?

显然,阶级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上频繁的“革命”现象。

在此,“革命”是有引号的。即,是不是革命,不好说。我不认为是革命,但有人认为是。对此,姑且不议。这就需要说明,本文之“革命”,是和渐进式改良相比较,一种更为剧烈的社会突变。其主要特征是:以暴力和流血为手段,以消灭统治阶级的人身为核心,以推翻现有政权为目的,是全面彻底和不妥协的社会剧变。

2. 类比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尤其是中国,地域广,人口多,更使其复杂程度远胜欧美。社会改良也好,革命也罢,都是系统从一个状态变迁到另一个状态的一种方式。毋庸置疑,任何一个社会都愿意选择一种缓慢的、渐进的、冲突并不剧烈的“和风细雨”式的改进方式,而拒绝“狂风暴雨”式的、剧烈的变革。“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是也。

正如两个人争执,要是讲理讲得通,没人愿意打架。打架,是最后的选择,是有一方、或者双方都难以理喻。再如抗议拆迁的自焚——谁愿意自焚。是没地方讲理,或者,没人听你讲理,才不得已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换言之,中国社会频繁之革命,并非出自人民之自愿,而是所有其他改进渠道,都被堵得严严实实,才使得人民不得不选择最后的“革命”。

“官逼民反”,是也。反革命,是革命者最大的制造者和革命推动者。

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改良之门,被堵死了,却只留下一个革命的“窗口”呢?

看一个和社会系统无关的例子,看看同样是复杂大系统,是如何进行渐进式改进的。

互联网之大、之复杂,无需多言。在这个网络上,不同国家、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自由交流。任何一个系统,都有不断改进、升级的需求,互联网也不例外。如此之大和复杂的网络,要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升级换代方式,必死无疑。

好在,互联网设计者,真是一大批天才,不是一个天才。他们设计了一个各自独立、互不相扰的七层协议,“大而化小、分而治之”——一个空前复杂的互联网系统,就在这样一个体系指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局部改进,“集小胜为大胜”,终至全局革新。

七层协议,是个什么东西呢?且看:

应用层

表示层

会话层

传输层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图1 七层协议示意图

我们不是讲网络技术,对七层协议是干什么的,不必关心。应该关心的是,七层协议的设计思想。

七层协议的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 复杂问题简单化,大而化小。——一个巨人,未必抵得上“七个小矮人”;七层协议,就是把一个巨人的事情,分别由“七个小矮人”分担。要找到一个巨人去完成复杂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找到“七个小矮人”,就简单得多了。

第二, 各自独立,井水不犯河水。——七层协议的每一层,各自独立,“互不干涉内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只通过公开、标准的接口,与相邻层联系。换言之,每一层是一个自治王国。

第三, 分工和专业化。——每一层做什么,不做什么,是预先确认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每一层只做“份儿内”之事,不管闲事,不能越界。

第四, 交换和协作。——每一层都只做一部分,完成一个特定的功能;没有一层能离开其它层,离开任何一层,就一事无成。所以,在七层协议之中,每一层内部是“黑箱”,但对外接口却是公开和标准的,以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换和协作。

七层协议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很多,但我最想指出的是两条:其一,能快速定位错误;其二,能在小范围,即一层或几层之内进行技术更新,而不会波及整个网络。这就是“模块化设计”的最大优势。因为,每一层有明确的功能,可以通过测试,马上知道是哪一个层出了错误;改进错误的时候,也可局限在某一层之内,而不需要把整个系统推翻,重来。

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一条,即:使网络系统具有渐进更新的能力。这也是系统性能评价的一个关键。一个系统之优劣,并不在于其初始状态有多么优异,而在于其是否具有持续改进的能力。要是能够持续、低成本地改进,则是一个好系统;否则,就是一个坏系统。

显然,互联网是一个好系统。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持续改进的系统。

反过来,要是网络协议不分层,而采用“All In One”的设计,互联网将成为一个难以改进的坏系统。坏系统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个时期,计算机厂商为了降低成本,曾经生产过一种“All In One”主板,即把原本各自模块化的部分,集成在一块主板上,声效卡、网卡、视频卡以及其他,统统合在一起。消费者图便宜,不明白其中玄机,一时间十分畅销。

马上,用户就知道其中利害了。当你的计算机没声音了,怎么办?换主板。因为,是“All In One”;当你的网卡出毛病了,怎么办?换主板。当你的视频卡和其他功能出毛病了,怎么办,还是换主板。原因只有一个“All In One”。

本来,“模块化设计”的妙处是,你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必因为只是“脚疼”,却把“脑袋”砍下来。可是,“All In One”的麻烦,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就算是我们知道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我们也无法“对症下药”,实施“局部麻醉”和动小手术,而只能“全身麻醉”、做大手术,甚至,全部推倒重来。

可见,“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是好的设计;“举国体制”,也不是什么高明的想法。唯有,分而治之,各司其职,才是社会进步之道。

我在日本浅草的时候,注意到,日本临街的房子,都挨得很近。可不管怎么近,两个房子中间,总是有缝隙的——紧挨着,绝不相互依靠。中国的房子,有所不同。不信,大家可去前门看看。房子和房子不只是“肩并肩”,而是“手挽手”的,彼此依靠在一起,亲密无间的样子。

哪一种好呢?日本的好。

出了火灾,有间隙的话,可以避免火焰蔓延;地震的时候,一座房子倒下,不会连累另一座;否则,另一个房子,就会被倒下的房子“拉倒”。再则,房子维修的时候,也可以局部进行,而不影响另一个建筑物。日本人深知其中奥妙,中国人却浑然不觉——去看,中国所有的商业街,绝大多数房子,是零距离接触的。

综上可见,要是一个系统像网络体系结构一样,是模块化的,则其改进可以是“局部、低沉本、渐进和持续”型的;反之,如果系统是一体化的,是“All In One”,则无论系统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都会引起全局性崩溃,必须进行“全局、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就像那块只是“没声音了”,却不得不彻底废弃的主板一样。

3. 史实

3.1 帝制而非封建

变,是必然的;不能渐变,就必须突变。不能改良,就必须革命。换言之,革命只是无法改良之次优选择。中国历史上之社会结构,是不是“模块化”结构呢?如果是,就是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否则,就是一个坏的社会系统。坏的社会系统之主要标志,就是其不能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

社会之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但是,将其分割成较小的治理单位,或者说,社会本来就是较小的治理单位,则是非常自然的。人类早期,并没有有效的通信、交通手段,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人民,总和在一起。《禹贡》所言:在大禹治水时期,天下就分为“九州”,并紧密团结在“中央”,根本是一派胡言。这,已经被历史学家证实。

殷商和西周,乃至春秋战国,国家多而土地小,王侯众而人民寡,如老子所说:小国寡民。所谓国,不过是“鸡犬相闻”之地。超出这个距离,就是另一个王国了。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万国万邦。所谓王所谓候不外是些大宗或小宗的酋长军长,所谓天子所谓帝当然也不外是一个大族的最高头目……”

历史的拐点,发生在秦始皇身上,自此,中国历史走上了“大一统”帝制时代。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词同所言:2000年来所行之政,秦政也;

秦政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分析。

“横”向来看——“废封建立郡县”,这是秦政与前秦时代的根本差异,也是中国历史和西方、日本历史之本质不同。所谓“封建”,是有一块土地及其上的统治者,世袭其地,世袭其职,世袭其权,世袭其利,世袭其人民。这不是说,领有这块土地的人,不受王权压制,而是,只要其承担了应尽的义务,包括和平时期的税赋钱粮土特产,和战时跟随国王出兵出枪打仗之外,封地之内,他是说了算的。

换言之,它是“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王以及其他领主,不能瞎指挥。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有行政权——用谁不用谁,自己说了算;税收权,宽严自己掌握;庄园法庭——领主、管家、佃农和自由民,自己决定领地内的一切事务;军队——平时保护庄园,战时跟随国王行军打仗。

“封建”把一个国家“肢解”了,“大而化小分而治之”——每一个领地,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每一个领地,都能够独立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每一个领地之改革,所波及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改革之复杂程度也大大降低了。以日本为例,“江户三百藩”,江户时期,日本三岛上(北海道,还没开发呢),居然有三百个“自治”的大名。

总之,“封建”是一种“模块化”的治理结构。

相反,始于秦始皇的帝制是一种一体化的、“All In One”治理模式。“一体化”,好听的说法是“全国一盘棋”——郡县的官员,由皇帝任命;一切事务,都要不远万里报告皇帝,皇帝拥有最高裁判权;税收和劳役,也是全国一律;钱粮不是交给各地的领主,而是上缴朝廷。最要命的是劳役,身在安徽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居然要北上蓟州(现在的北京昌平)修长城。别说干活儿,只是路途往返,赶得上西天取经了。没有“九九八十一难”,人也折腾得“马瘦毛长”,没多少油水了。也只有中国人,对这种“大一统”赞不绝口。

“大一统”,必然陷入“治乱交替”的死结中。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号令一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庞大的帝国必然寂静如一湖死水,失去了任何改革和创新的活力。每一个地区、机构和人,必须和方格里的棋子一样,被牢牢地束缚着。实施管理的手段,除去血腥暴力,就是阴谋诡计和相互欺骗,“村骗乡乡骗县县里骗到国务院”,反之,亦然。不如此,就无法驾驭和控制一个广大的帝国;不“一刀切”,不整齐划一,不“君令如山”,就无法体现中央的权威。

一旦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就等于在黄河堤坝上,挖开了口子。在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冲刷下,“口子”将越来越大,难以弥补。结果是,地方做大,另立山头。帝国的统治,瞬间崩溃。换言之,整个帝国,是靠着“恐怖”和“阴谋”的耙钉,铆接在一起的、支离破碎却十分美观的青花瓷盘。只要出现一个裂纹,必然一碎到底,不可收拾。为此,历代统治者及其高参,无不采取“强干弱枝”之“良方”,将所有政治、经济、军事、人力资源集中在中心,以削弱地方和加强统治。

这就导致,一方面,地方既没有变革的权力——变革,必须由上级批准;不批准,就是擅权,就是抗旨,就有杀头之罪。想想,今年“5.1”节放假,广东省要自作主。结果,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压力下,还是回到“统一”的旗帜。休假,本是一点屁事,堂堂广东省,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居然连这个也决定不了,还能决定什么?所以,一切只有照办,不允许做任何变通;一变通,必变态变质。

另一方面,地方也没有变革的能力。变革是有成本的,是要花钱的。可是,“一切财富归国家”,地方只有事权,而无财权;税赋和钱粮,是首先缴纳到国库,然后,再统一下拨到地方手里的。这就使得,广大的基层县衙,仅仅是“大脑袋”中央之手脚,完全没有自我思维的能力。即使想到了,也做不到。

《宛署杂记》,是明朝宛平县令沈榜写的关于“京畿之地”宛平县政的流水账,事无巨细,一一在册。宛平县有多少钱呢?沈榜上任时,库存52两银子,需要支付的各项款子却达4000多两。所以,一切公私事业不得不因陋就简。如投送文书驿站的铺舍,许多地方只有荒草,却没有房子,或是数间极破的房子,不可以居。沈榜感叹:“公私困惫之极”。

这不是特例。隋末农民起义,就得了隋炀帝中央仓库的资助。李密开洛口储备粮库,王世充取了东都布帛仓库,西京府库,被李唐王朝占了,十几年取之不尽。对此,贞观名臣马周上书太宗说:“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与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没有关系,与老百姓是否高兴有关系。隋炀帝中央积蓄天下第一,结果呢,资助给起义军了,反倒要了自己的命。”

地方上,要是有钱、有粮,好的说,可以赈济百姓,救民水火;人民有了生计,断没有起义闹革命的。坏的一面,就算有人走上“革命道路”,非要拼死一搏,地方政府手里有钱粮,也可招兵买马,以“反革命的暴力”,对付“革命的暴力”,也不至于“星星之火”,烧了一个大草原啊。但是,这是和“大一统”的治理理念相违背的。“强干弱枝”,“实君虚臣”、“大中央小地方”,才是正途。

3.2 宗教与思想

“横”看中国,是一体的,是“非模块化”的。纵看,也是。“一根杆子插到底”,中国社会这座大房子,并不是由多个柱子支撑,而是独木结构。“独木”者,皇权也。维系社会运行的其他支柱,宗教、思想、价值观、经济运作和民间社团,都是攀附在皇权上的枯藤。皇权在,则为附庸;皇权去,则“树倒鸟兽散”。

先说宗教和思想。

中国没有本土宗教,只有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不是教,正像原始人不是人一样。原始宗教的特点,是处处、时时、事事皆神明,宗教不是。宗教定于一尊,如基督教信徒,只能信奉唯一的耶和华,而不能对其他偶像有所礼拜。中国现在,还有原始宗教的遗迹,如灶王爷、土地爷、山神、关老爷等等,需要什么,就拜什么,而不是像西方之上帝,无所不能,“一站式服务”。只要信仰上帝,一切迎刃而解,不需要也没有其他神。

在西方,宗教权力是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没有国王,只是一个国家出乱子;要是没有教皇,整个欧洲就惶惶不安了。罗马教廷有自己的组织——教会,有自己的人员——神父和信徒,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教堂,教堂是所有欧洲城市的中心建筑和最奢华的建筑,就像现在中国城市的政府办公楼一样,甚至有过之。因为,不敢保证府办公楼的寿命,能超过一千年。千年以上的教堂,欧洲到处都是。教会还有自己的财政和税收——什一税;有自己的教育和宣传部门——大学和神学博士。有自己的福利和救济机构——育婴堂和教会医院。还有效忠于上帝的骑士团,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十字军东征的总指挥,都是罗马教皇,而不是国王。

国王有的,教会也有;国王没有的,教会还有;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深入到欧洲的每一个偏远的乡村,每一个偏远的乡村,都回想着教堂的钟声。没有基督不到的地方,只有王权的空白之处。看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也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即可明了宗教在欧洲之无处不在。

国王和教会,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是爹,一个是妈,老百姓就是孩子。没有爹妈不打骂孩子的,可是,爹妈一起上阵打孩子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爹妈并不团结,他们之间的矛盾远胜于他们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为了在和另一方的斗争中,占得先机取得上风,爹和妈都会变着法子笼络孩子。孩子们对此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要是在爹这里受了委屈,就去向妈诉苦,反之,亦然。

总之,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人民,总能找到诉苦的地方,或者找教会,或者找国王。国王和教会,谁也不管的情况,是少数。换言之,“父母双亡”、无人照看的孤儿,才会到社会上流浪,才会带来社会的动荡。

中国的情况,不然。皇帝横行,宗教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历史上,只有皇帝对宗教界发号施令的,没见宗教界说不的。只见皇帝赐封某某寺庙的,没见宗教领袖赏赐皇帝的;中国的皇帝“又当爹又当妈”,身兼二任。既如此,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大众,就“有冤无处诉”了。因为,皇权始终是人民的敌对方,而人民又不是皇权的对手,只好认输认倒霉。要是不认命,就只能反抗了。就像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离家出走一样。

或者说,神权与王权分离、对抗的欧洲,是“双核结构”。日本之天皇和将军,也是如此。在欧洲,教皇管神界,国王管俗界。天皇和幕府将军,分工也大体如此。中国不同,中国是“一元化领导”,是“单核结构”,显然,“双核结构”要比“单核结构”稳定得多——当一个“核”崩溃之后,另一个“核”还能用,还能成为社会的凝聚点,不至于发生全局性崩溃。

宗教和思想之间,也体现了中西之间的绝大差异。古希腊和罗马早期,宗教并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信仰。也可说是“多神教”,看看古希腊有多少神、多少神庙,即可明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宗教,是并行不悖的,各有各的逻辑。在饱受罗马帝国皇帝和政府长达四百年的迫害之后,公元392年,基督教终于出头了。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其他教全部废除。自此,思想界也开始向宗教低头,成为宗教的附庸——所有的思想,都是为了证明上帝之存在和造物之伟大。牛顿和爱因斯坦、波尔、麦克斯维尔,也不例外。

但在欧洲历史上,思想和宗教是一体的,或者说,距离更近。思想界和世俗的王权,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与神界,倒是更亲密和暧昧。上帝至高无上,却沉默不语,这就带来一种好处,学术是自由的。因为,上帝绝没有时间对学术发表“最高指示”。学问家的自由,漫无边际,如飞鸟行空。既可以对诸如针眼里能通过几个天使这样的“无聊”问题喋喋不休,也可以探索太阳和地球谁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宏大的命题。

在中国,思想和皇权是一体的。皇帝需要什么,思想界就生产什么;或者,皇帝生产了什么,思想家们就证明什么是对的,是绝对真理。比如,改革开放之巨大贡献,“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猫论”之实用主义精神,“三个代表”之与时俱进,以及“科学发展观”之科学之处,都是被学者们反复论证的。

最要命的是,比起神界的上帝,中国的皇帝虽然没那么高超,却始终有话要说。他们对学术和思想、历史和文化,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始皇帝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永乐帝编纂《永乐大典》,康熙帝编辑《康熙字典》,乾隆汇集《四库全书》。哪一种学派,对路、合他的胃口,他就支持谁;哪一种思想,于他的统治不利,他就排斥谁。直到“文字狱”、“腹诽”这种莫须有的、对学术自由的全面控制。

即:中国的学术与思想,不是对抗皇权的“另一极”,而是为集权统治“涂脂抹粉”、美容化妆、唱赞歌跳媚舞的奴才。以儒家为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批准的;“大成至圣先师”和“万世师表”,是历代皇帝不断授予的;孔家后人,都是吃皇粮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既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家供养,儒家学说自然是御用学说,说什么儒家也有“民本思想”、“民主思想”,是对儒家的彻底污蔑。换言之,说皇权、极权、专权、集权的好话,本是儒家以及儒学的份内之事,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一边拿着皇帝的俸禄,一边却“胳膊肘往外拐”,说“民本”、“人本”,不仅丧失了基本的忠信准则,甚至连狗也不如了——哪儿见过咬主人的狗,咬主人的狗,能算是好狗吗?

所以,那些拼命往儒家脸上抹粉——民主的粉、民本的粉——的人,全然不顾儒家学者的感受,在他们内心,这种抹粉,事实上是对他们忠于主人行为的玷污和亵渎。不信,听听到了台湾的孔门后人孔德成的话:皇家这么抬举我们,无非是让我们喊号子,叫着老百姓一起下跪。而且,我们要先下跪,给民众做一个示范和榜样。

儒家和儒学,不是皇权的奴才是什么?被儒家统治的中国学术,不是极权的奴才,是什么?中国的学术,不和皇家是一家,是什么?

3.3 经济

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没有一个独裁者和独裁政府,不直接“指点经济”。如果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一方面,无法体现独裁者无所不在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经济保障,是万万要不得的。独裁者管理经济,当然是靠命令,可是,为了避免“瞎指挥”之名,美其名曰:计划经济。可见,中国的计划经济,源远流长,既不是前苏联的进口货,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特产”。

政府要想控制经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底下的资源是谁的?如果,资源是政府的,政府控制经济就有了基础;反之,则无从下手。如果山川、土地、河流、矿藏,天然地属于人民,人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与政府何干?与统治者何干?政府又如何控制经济呢。所以,首要问题是解决资源的归属,要把所有资源划到政府名下。

恰好,儒家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彻底摆平了。它向历代人民庄严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资源,属于国家”。就是老农在自己自留地里,挖出一个金元宝,也是国家的,因为土地都是国家的,宝贝自然是国家的。日本早就不这样了。

1784年春天,日本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稻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搬开石头,发现有一堆卵石,清理卵石时发现了金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是汉光武帝时期,倭奴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的。可见其价值之高,但即使如此,这枚金印也属于这位普通的农民,既不属于莫须有的国家,也不属于当时的藩主。后来,藩主花了50两白银买了去,当然,此时,发现他的农民和藩主,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其价值几何。

理论上解决了自然资源的归属问题,操作起来,就简单了。具体说来,中国历朝历代控制经济,不外:1,垄断;2,官营;3,政府控制、商人经营。清末洋务运动,叫“官督商办”,现在叫“抓大放小”,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垄断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管仲。最初,是“官山海”,即:把人民耕种的土地之外的山川和河流,都划成禁区,不让人民进去砍柴打渔,违者重罚。“为人君者而不能谨守其山林,沼泽,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之后,“官山海”变成“盐铁专卖”,又有酒茶专卖。现在,石油专卖,电力专卖,通信专卖。——反正,什么是人民必须的,什么就是专卖;什么是最赚钱的,什么就是专卖。鸦片战争之前,食盐专卖占清王朝收入的10%以上。

官营始于汉武帝,发明者是桑弘羊。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均输法”和“平准法”,这是官营贸易的开端。“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实际做法是,将各地应该贡输到中央的土特产,拉到其他地方卖高价,然后,再在其他地方买便宜的货物,倒腾到贵的地方,贩卖,两头赚钱。说白了,也就是利用政府的资金、信息优势,搞点长途贩运,而已。但是,所有官营的买卖,都是一开始红火热闹,时间一长,就惨淡萧条了。均输平准之法,到了东汉,就被废了。

可是,其阴魂不散,到了宋朝,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桑弘羊的官营实践,搞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等,其实都是官办计划经济。均输是官办贸易,青苗是官办银行,把农民小额农贷,变成官贷。和桑弘羊一样,失败是必然的。明清两代,专卖和垄断不改,且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国营贸易,赔本赚吆喝,下了七次,就把大明朝的家底,倒腾光了。但是,同为郑姓的郑成功家族,却因为中国——东南亚——日本三角贸易,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富。不仅富,而且强,郑家军可以和整个清朝军队抗衡。清朝的国际贸易,也是由“十三行”把持。“十三行”虽然是民营的,可是,没有政府的恩准,谁也不能成为“第十四行”,因此,“十三行”实际是政府的商业代理机构,而不是真正的民营经济。

这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另一方面,由于专制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过于强大,商人也不得不向权贵点头哈腰。他们或者靠做政府的代理人起家和发财,或者,依附于政府成为“红顶商人”,亦官亦商,如胡雪岩。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商人,所有商人都是权力的附庸,都不是纯商人。

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欧洲的国王,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有向大商人和银行家借钱的习惯。这种记载,屡见于史。“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平等的交易。这体现了国王的政治权利和商人的经济权利,是平等的;商人的经济权利,也是牢不可破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是借,而是捐,商人“自愿”捐助。1900年,慈禧亡命西安的时候,一路上,有多少富商,曾经向太后老佛爷捐过钱啊。

洛阳东边的巩义县,伊洛河边有一个康百万庄园。慈禧回京,路过此地,康财主不仅在自己的庄园,接待慈禧,而且,一次性捐给在外流浪的慈禧100万两白银。为此,才有了康百万的名号,有了康百万庄园。其家族之财力不亚于山西的乔家,其庄园之豪华气派也不逊于乔家,但是,和乔家一样,在居高临下的皇权面前,即便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之慈禧,商人也只是屋檐下之仆从,也不敢和欧洲的商人一样,让太后老佛爷在借据上签字。

资本不独立,何来资本家;没有资本家,何来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哪儿有什么资本主义社会。N多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的资本主义幼苗,是在啥时候发芽的。我的答案是,从来没有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向商人借过钱。这就意味着,权力是本,金钱是末,资本是权力的奴才。在权力面前,金钱是要下跪的。既然是下跪的,谈什么“本”啊,谈什么“资本”和“资本主义”啊。

3.4 社会管理

最后,分析一下,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管理者,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分治?还是统治?

毫无疑问,政府是主要的社会管理者,但绝不是唯一的。如果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就会带来一系列非常负面的情形。第一,政府规模无限扩张,管理成本奇高,效果奇差;第二,民间自我组织能力萎缩,乃至消失。第三,黑社会或者民间秘密组织填补政府空白,成为“第二政府”和“影子政府”。

上述状况,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顽疾,尤其是到了朝代末期,更是“三管齐下”,将整个帝国推到万死不复的境地。不过,我们也不能倒果为因,以结果推论原因如何如何。我们仍然从史实出发,看看帝国的社会管理,有哪些组织者,它们分别发挥了哪些、多大功能。

家族和宗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如马克思.韦伯所言:宗族实际上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也是一种经济合股力量。事实上,宗族所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必要时,宗族还施医舍药、操办丧事、照顾老人和寡妇,并且兴办义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是由宗族包办的;一个中国人,是生活在“家里”的,而不是生活在“国里”的。

家、家族、宗族,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是家庭,也是学校,是生活场所、工作单位,是保险公司、是银行和救济机构,是纠纷调解人,也是信仰和情感之归宿,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此,也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人的“综合”思维——西方人,各是各的,界限分明。家庭只是家庭,只负责情感问题,其余的,都由社会提供。没钱,找银行;风险去保险公司,救济有慈善组织和基金会,纠纷有私人律师和法律事务所,精神寄托到教会和教堂,和上帝交流和沟通。

可,家庭既是全能的,也是“无能”的,这不是说它不想干,而是它做不了,没那个能力。原因是,第一,家庭没有那么大经济实力;第二,没有那么专业的人才;第三,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家,如鳏寡孤独者,如家庭遭受了全局性灾难的时候。第四,家庭依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不具有社会性,严格地说,不能算在社会管理的范畴。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齐家”虽然是儒家的理想之一,也是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主导内容。但事实上,皇帝对大家族、家族坐大有高度的警惕和极端的仇视。商鞅制定的法律有一条,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否则要受罚。随后,秦始皇彻底断了家族坐大的后路。“废封建立郡县”,世袭的贵族,从此不再。所有土地,及其上的财富,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任何人想“分一杯羹”,必须先成为官僚,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但是,所有职位,都捏在皇帝手心里;再大的官儿,也在皇帝之下。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力,要想在“官本位”的中国,成为经济强人,从而成为大家族,是不可能的。

因此,古代中国,让“哪一部分人富起来”,“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皇帝的旨意。如和珅,乾隆难道不知道和珅的钱怎么来的?没有乾隆的“无私帮助”,和珅能富起来?和珅能有那么阔气?事情的吊诡也在于此,权力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能让富起来的再回到原点。所以,皇帝对大家族虽然担心,但并不害怕。正如和珅“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暴富前”,一样。

即便如此,“圣明”之乾隆,还是防患于未然。据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三十一年广东,对于两省查办、分散族产,禁止聚集族产之事,乾隆皇帝亲自指示:“……嗣后令该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查明,分给一族之人。……”

可见,皇帝是不喜欢大家族的。“大而化小”、“小而治之”,是极权统治的一大法宝。所谓“齐家”,是儒家的一厢情愿,罢了。没有大家族,就没有大家业;没有大家业,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也就难以发挥。因此,每到灾荒,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只有政府负担得起,“送温暖”是皇家的专利,是“皇恩浩荡”的最好体现。

家族之外,承担社会管理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就是合法的教会和秘密的民间社团。

民间社团,在中国,一直是被当局严厉打击的。商鞅立法,“三人议必有异心”、“三人行必图不轨”。在当局严厉打击和残酷镇压下,民间组织或处于黑暗之中,或在社会边缘游走。官府一旦发现,势必“被上梁山”,聚众为盗占山为王。这正好给官府之打击提供了借口:看,他们反了吧。于是,自发、自由、自治的民间组织,在中国,自古于今,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至于,《水浒传》里晁盖哥哥身为里正保长,开个小会,也提心吊胆的,生怕走漏了风声,被当做“谋逆”论罪。我初到北工大之时,和另外九个哥们,每月一聚,轮流坐庄吃饭喝酒耍酒疯,结果,被人举报到上级组织。我们的聚会,就流产了。“在阳光灿烂、灿烂的季节里”,都这么严紧,“万恶的旧社会”对民众结社控制之严,可想而知。

《大清律例.刑律.贼盗》明示:“凡异姓人,歃血定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绞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定盟焚表情事,止序齿结拜兄弟,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

为什么股份公司没在中国出现呢?敢吗?股份公司需要“聚众”,聚众才能聚财。二十个人以上,一百大板;四十个人以上,脑袋就没了;其余人等,也都发配到两广喝台风去了。保命要紧,求财其次吧。

中国本土一直没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或者与王权相抗衡的本土宗教。外来宗教为了立足,不得不委曲求全,将自己的教义混入儒学和道学的成分。即:外来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修正”,使其成为适应中国民族心理、文化和习俗的“修正主义”宗教,西汉传入的佛教以及明清两代进入中国的基督教,莫不如此。

这就意味着,外来宗教有两个婆婆,一个是王权,另一个是王权的奴才儒学——因为儒学是皇家待见的看门狗。在倡导“大一统”的儒家和儒学看来:佛,出世的人生价值观,不养父母,不祭祖宗,不忠皇帝的行为法则,都是“大逆不道”。为此,自佛教传入中土,儒佛之间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

有人说,儒学和中国文化,有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是讲中庸的,此言大谬。以儒佛之争为例,最后图穷匕见、举起屠刀的,都是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王权。要是包容,要是中庸,何至于此啊。宋以前,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三武一宗”,即:公元423年登基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公元845年唐武宗之“会昌灭佛”和后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对佛教的围剿。

其中,公元577年北周武帝说得明白:“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益,故需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如果说,儒学是王权的婢女,则佛教则只能当婢女的使唤丫头。如果,儒家在皇权面前都是唯唯诺诺,那,佛教又能有何作为呢?所以,在“三武一宗”灭佛之后,佛家彻底学乖了,再也不和儒家以及王权进行正面对抗,而是远离尘世、在高山幽谷之中,在内心深处寻找通向极乐世界的路径。民众,也没有宗教情结,而是“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大难临门乱磕头”,可见,佛教并不能成为当局之外一种有效的社会管理者。

明代,随着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来华,基督教进入中国。和佛教一样,在与儒教的碰撞以及和王权的斗争中,基督教也碰了壁,善事做了不少,传教却异常缓慢。数据显示:1807年第一位耶稣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开始传播新教。其后,在华耶稣传教士召开四次大会。第一次,1877年,有13035个教友,距开始传教70年。第二次1890年,有37287个教友;第三次,1907年,有256779个教友。第四次1922年,有40万个教友。

四十万,于四万万中国人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不仅如此,尽管明清朝廷很需要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天文、地理、绘画、音乐以及医药等知识和精巧的仪器,但在传播基督福音方面,却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这在康雍乾三代帝王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与罗马教皇的“礼仪之争”中,康熙御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皇帝的话,圣旨也,法律也。康熙如此贬低基督教并明令禁止,基督教还能有何作为呢?

这就是中国社会管理的现实——政府,只有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者。民众是一个个孤立的沙子,结社既不允许,宗教也非必须和经常性的社会活动。如马克思所言,人民是一麻袋土豆。专制政府就像沉重厚实的麻袋,将人民束缚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真正的悲剧是,大众在麻袋中呆得太久太久了,他们已经从社会人退化为自然人,如一盘散沙,失去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强权在,他们是奴隶;强权不在,他们就像迷失在草原上的羔羊。

如若不信,且看严复先生是如何说的:

“英伦之民,于垦荒独著;西有美利坚,东有身毒(印度旧称),南有好望新洲,计其幅员,几与欧洲同。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知合群知道胜尔。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吾闽粤民走南洋台湾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驱驰也,悲夫!”

4. 总结

本文的思想,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大一统”社会,是无法进行“局部、低成本、渐进和持续”改进的,而只能选择“全局性、高成本、突发和一次性”的革命。换言之,“大一统”就是中国历史频繁革命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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