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ture by Yu Ge (余戈) on micr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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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演讲:探微与复盘—我与微观战史

来源:我们的历史微信公众号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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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4日,军事史作家余戈在第二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讲“探微与复盘:我与微观战史”,回顾了个人11年来战史写作的心路历程和实践经验。

军事史作家余戈,《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副编审。2000年起,收藏抗战文物、研究抗战史,从技术、战术、军人生存方式等军事文化视角,进行”微观战史”的写作。长期聚焦于抗战滇缅战场,以史料调研+田野调查方式展开研究,已出版《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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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滇西抗战写作11年

首先,感谢历史嘉年华会的主办方深圳越众集团和新历史合作社。另外向历史记录者的前辈和同道致敬,向深圳的朋友们致敬!

刚才主持人的介绍让我很惭愧,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做事情还是很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做抗战的战史的一点心得和体会。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现在还在部队服役,是现役军人,今年已经有30年的军龄了。现在工作单位是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个期刊,实际上也算是一个出版人或者一个媒体从业人员。2004年的时候,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滇西。实际上也是有意识去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喜欢抗战的收藏,抗战收藏主要是受当时我采访了几个大伽的影响,一个是樊建川,一个是沈尼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进入抗战史很有意思。我们小时候——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从小就喜欢刀枪剑戟,喜欢这些军事的东西,尤其是能把握在手里头的这种物品。那时候就开始对抗战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实际上那时候做过一些案头的了解,但是真正进入滇西以后,给我非常震撼,虽然我做了一些案头,但是到现场以后,好像这个事情就找到了自己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情。后来果然一直把这个事情做到今年,今年实际上已经10年。当时萌生的一个想法是,我要为滇西抗战写几本书,现在有一个计划写三部曲,第一本书叫《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二本书叫《1944:腾冲之围》,现在正在写的是《1944:龙陵会战》。大家知道,它是抗战中后期的一个过去不太被大家所了解的战场,叫滇缅战场,我只关注于“滇”。为什么暂时没有涉及到“缅”呢?因为我了解了一下,缅甸战场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多,留下的档案资料也比较丰厚,它显得不那么急迫。滇西这一块抗战做历史的基础条件稍微差一点,相对于缅北的驻印军来讲,更不为公众所熟悉,所以我就先把滇西这一块先做完,做了这样一个选择。现在正在写第三本书,这就是我这11年来的一个大致工作。

我们这个战场开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日军在打下来整个东南亚以后,调头借道泰国进攻缅甸,从攻占仰光以后,兵分三路北进,这张图三个红色的箭头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组建了第一次远征军入缅,我们的部队当时开进受了很大的影响,英国迟迟没有让我们大部队进入,我们的部队拉了很长的战线,最南边的部队是200师,第一次入缅10万大军,三个军只有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大捷这两个点,算是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两个亮点,然后就是大溃败。这张图反映了第一次入缅,1942年的春天。

第二张图是,酝酿一年以后,在滇西缅北开始反攻,洗雪1942年春天这次大败仗的耻辱。这就是滇缅大反攻。从图上来看,中间有一条分割线,可以看出它分两块,一边是缅北,右边的半块就是滇西。当时的目标就是,要打通这条通道,修一条公路,从印度的东部雷多经过密支那、南坎、畹町,和原来的滇缅路接起来,这样就恢复了抗战中的输血管,抗战的动脉。在这场战争的酝酿和实施期间,我们中国当时的抗战是靠什么支撑?靠“驼峰航线”,驼峰航线相当于是微薄的输血,维持着中国的抗战。

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打通一条道路的战争。这是我所写的这段历史的一个大的背景。我聚焦的是右半部分—滇西,滇西战场最重要的就是三个点,腾冲、松山和龙陵。日本人曾经对这个战场也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描述,当时腾冲和松山他们叫腾越、拉孟,这两个相当于延伸出去的龙的两个头,龙的脖子在龙陵。所以它叫“双头龙”。龙身子在哪儿?从龙陵到芒市、遮放、畹町,再延伸到缅甸。这就是当时驻扎在滇西的日军,也就是九州部队第56师团。

现在一提起来滇缅作战,不少人有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就是在帮别人,帮盟国,帮英国人。其实不是,因为1942年开辟这个战场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抗战输血管;失利后我们丢掉了滇西很大一块土地,相当于台湾那么大。所以这个战场的作为,首先是收复我们中国沦陷的云南一大块土地。这场战役不是帮别人打,首先是为我们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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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战史写作,让“演义”和“戏说”没有插足空间

介绍完这个背景,我想就历史的研究,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讲一下微观战史,做一些解题,谈一些观念的问题;然后谈一些做微观战史的方法问题。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这场战役的主角,是缅北的驻印军和滇西的远征军,这两支部队当时被史迪威分别命名为X军和Y军,X+Y就是两头对进,要打通这条中印公路。这场战最后胜利了,1945年1月27号实现了在中缅边境芒友的会师,是一个胜利V。X+Y=V。

首先谈一下微观战史的概念。这是我写完松山以后,当时脑子里灵感一动冒出的一个词,后来被评论家和媒体也采用。这几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我觉得它应该是对历史观和方法论都有一些特殊界定的一个词。从表面特征来看,什么叫微观战史?我打了几个比方——在“显微镜下看历史”,或者说“像素”最高的历史。为什么这样比方?从小读历史类图书的一个体会,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宏观军史、战史太多了,大多数给人一种“大而无当”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微观的军事史和战役史,口子要开的小一些,进入一定要深一些。

宏观视角的研究在我们中国,传统太深了,过去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经常是一种理论先行,因为它有“指导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唯一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对历史学的唯一科学理论。我其实是接受唯物史观的,但是唯物史观曾一度发展到很“霸道”,让人觉得它把我们所有的历史的“命”都给算了,只能在他的框架下去做一些诠释工作。这个让我觉得特别不对。这种这种宏观的,粗线条的,“以论代史”的历史书,使我心里头有一种强烈的抵触。

我为什么会对微观的东西产生这么强烈的兴趣?有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我收藏,我接触的东西都是可以摸在手里头的,可以细细把玩仔细品味的,里头确实有丰富的东西,它不是理论,不是那么几句话能概括的。这是一个,喜欢可触、可感、真实、细腻的东西;再一个,通过大量接触这场战争中的对手——日本的东西,让我经常目瞪口呆,就是他们对历史的记录层次之丰富和史料保存之细腻,对小小的一个事情留下的记录的细致,对比之后感觉到太强烈了。如果我不是因为要研究这个战役,我不会主动搜集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也在军队里头,我搜集的资料大部分是日本军方的记录,这样我就有一个比较:一场战争之后,我们军队留下的东西和日本军队留下的东西,分别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和状况?这给我的印象太强烈。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向他们那样去书写。实际上就是聚焦小点,开个小口子往深钻,让历史呈现出丰富的肌理。

刚才说了微观战史的表面特征,那么延伸含义是什么?当我们通过足够的努力以后,让历史显示丰富的肌理以后,我们修史传统里头两个特别大的毛病,一个是“演义”一个是“戏说”,就没有插足的空间。我们还没有接触历史的时候,一般都看《三国演义》,看《史记》,你会感觉强烈的文学感感染力;如果想从中看到当时的军事是怎么回事,战争是什么面貌,其实无法还原。《三国演义》写战争,两个将领在阵前一交手,只要一方失败,后面的“群众”就跟着一起冲过去,这一仗就赢了。它应该不是三国时期技术背景下战争的原貌,但是为什么那些东西都丢了?对这些东西我们从来不认为是要紧的东西,我们只认那个将领,那个带有一种文学色彩的传奇人物,好像就是那个历史的主角,其他的事情统统都不重要。这种传统是非常深地影响到我们后来人。

当我们无法从细节、从技术角度去还原那个战争的原貌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头肯定会展开想象,好多事情就被编了出来。现在的战争电影,“横店制造”的那些影视作品里头,为什么可笑的东西特别多?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这些编导——将历史转化成视觉的人,提供足够多的细腻的描述战争原貌的原材料。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让读者把目光聚焦于“全息摄影”般的战场图景,这样的话他就无暇他顾。除了聚焦于史实之外,没有任何外化于这场战役的“事后的”经验、知识来评判的可能。这就是在客观的历史和事后的历史,就是所谓“心态史”——时过境迁以后,完全因为主观的感情投射进去重新去言说的那种“心态史”之间,就做了一个区分和阻断。我觉得做微观战史应该有这样的效果。

用白话说,如果你研究这段历史材料足够,你探究真相都忙不过来,你就没有“闲扯”的机会。什么叫闲扯?就是那些离开史料和考据而指点事件、臧否人物,仅仅凭着站在“时间下游”这么一个优势,也就是所谓“事后的”经验和知识,常常对历史做“粪土当年万户侯”那样的评说,以为只有自己智商最高、最明白,过去的历史当事人全都是傻子。这种东西在网上感受特别强烈。中国人对历史还真是挺热的,但是谈起来往往是夸夸其谈。

另外还有在一种功利心态的左右下,特别想一鸣惊人,又不往深处去努力,就喜欢做翻案文章,翻来翻去;其实前头都翻过很多道了,他再翻一次,就能再吸引一次眼球。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观念和心态。

一位评论家在评论我的书的时候,他曾经留下这段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本体或者学科后面,往往伴随着有关历史的心态史,这种无所不在的心态史往往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以主观化、情绪化的史诗解释历史,左右着一定时期人们的历史认知。”我一开场的时候说过,我们研究历史的所谓指导理论也有这种色彩,因为它已经把历史框定了,你后面只是对它进行诠释。比如说抗战,已经形成一个定论了,你只有去为它服务。这位评论家还曾经批评过“开药方”式的做历史,即带有特别强烈的工具性的目的,做学问应有的科学精神,被实用主义和庸俗的唯物主义取代了。

这种心态和观念,都是我在做微观战史中要警惕或者要抛弃的。我不怕人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就事论事,那么厚几十万字就是写了一个战役,滇西本来是一个大战役,还把他破成三部。另外我也不怕人说我繁琐考证。可能缺少军事知识背景的人看我这个书可能会觉得枯燥。但我最初的心理期待就是,有个几千册就行了;现在竟有了几万册,我就觉得已经满足了。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淡定。

我觉得还是有读者需要它,需要我这样定义的历史作品,所以我会把它坚定地做下去。做这个事情也不难,毛泽东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实际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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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战史写作实操经验

关于做这件事情,虽然我是从观念层面切入这个话题的,但归根结底,微观战史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大家想想,把口子开的那么小,聚焦于战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更多的观念的空间——只有在宏观的长周期里头,才有一些闲话扯进来,才会讨论到所谓趋势、结论;而沉浸在这样具体的事情里头以后,观念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微观战史说到底还是做出来的,是靠作品来说话的,一旦完成一个项目以后,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体会,就是把那个观念问题给超越了。以我个人的实践体会,我感觉做微观历史研究就像是从事一项浩繁巨大的工程。这是我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因为我本人最初的专业是理工背景,我上军校,读的是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的是电子工程,所以我算是理科男。没有受过历史专业的科班训练,我就是以做工程的态度和方法来做。另外,在媒体工作我积累了一些表达的方法和技巧,我把这两者揉合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如果分析我的工具,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这个事情我觉得“门槛”不是很高。当然了我还有一个优势,即有30年军旅生活的积累,这对于战史研究可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熟悉感,这个可能是一个优势。军旅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很难去弥补。

在确定文体的时候,我首先确定了一个靶子,对那种已经有特定含义的“纪实文学”我是深恶痛绝,很厌恶的。要说起来,“纪实文学”这个品牌还是是我们部队制造出来的,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军队的作家群把这个文体推到了极致。我接触到很多作家,曾听过一个写了很多纪实文学的个跟我说,他作品中有哪些细节是编出来的,别人没看出来,他把它当成经验来说,觉得自己特别牛。乔良先生在这一点上跟我很共鸣,他在给这本书写序的时候他曾经说,“20年前他曾经和一个友人争执,纪实文学是否允许虚构的问题,他激烈的坚定的反对那种认为只要事件认识,细节可以虚构的所谓纪实文学”,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从前人的著作中大量转抄文字的二道贩子似的所谓纪实文学”。这两类纪实文学这个文体里头是非常典型的。我在文体上明确,不能跟这种文体混到一堆里去。

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我想说说几个关键词,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感受比较深的关键词。

前期准备,第一个关键词——“史料”。要按“囊括式”标准搜寻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找到。为什么能做到这个囊括呢?因为不是做宏观史,而是开口子很小的一个微观史,具体到滇西战役,具体到我每一个锁定的目标,比如松山战役,实际上它在那段历史空间里头,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的东西是有限的,在这个舞台上活跃的那些主角你可以梳理得很清楚,他们会留下的东西你是可以很清楚的,就是那些原始的历史资料是可以捋清楚的,所以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做到。

具体到滇缅战场,资料大概有哪些?一个是甲方的,那就是中方;乙方的,日方;丙方的,就是美国盟军,当时在这个战场上他们是组织者,史迪威在这个战场是主导者。甲乙丙之外还有一个丁,丁是英方,英方资料也应该注意,英国在这个大战场上跟我们是一个策应关系。甲乙丙丁,排序最重要的首先是中方资料,其次是日方资料,然后尽可能要找到美方,按照这个线索去搜寻,应该是可以达到囊括目的的。

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受,说起来心里滋味复杂,但应该感谢一百年近代史上这些不管以什么样的目的踏到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他们替我们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记忆。因为大部分是作为侵略者,有一部分是作为曾经来帮你忙的,比如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人是盟军,再早期一点,很可能是侵略者。20年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的参谋给各个军阀来当军事顾问,说是帮忙,其实也是搞情报,这些人算什么?但是他们都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中国军事、中国社会的记录。这些东西都藏在那些国家的档案馆、资料馆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没把它当回事。这就造成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我们不知道的有关中国特别重要的一些记录。深圳的越众集团公司,当年支持一个团队,到美国去拷回了3万张照片,这才有了“国家记忆”影像这个项目,展现了抗战后期一段我们不知道的辉煌历史,构成了一个几乎光靠影像独立完成叙事的影像史。这个是一个民间团队,是靠企业支持的,在这之前国家机构都做了什么?

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20年代的时候,甚至还早一点,清朝刚刚崩溃的北洋时期,那个时候西方很多传教士就到中国来了,人家深入到中国的旮旯犄角,简直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那些人往往都有很好的知识背景,在那个地方为了传教、为了宗教这样一个事业,他能扎得住,不像军队在那待几年还换防,有时候把自己的孩子都生在那儿了。有些人有非常好的社会科学的本事,有的是动植物学家,在那个地方研究当地的历史,研究当地的自然,回去以后写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不是大作家,回去以后写的东西在他们国家小范围的印了几十本、几百本,就放在那了,但是记录下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珍贵。有一次我在腾冲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家里看到,英国当时就这么一个人,当年来到腾冲写了一本关于高黎贡山植物的,看得我真是眼界大开。

“田野调查”是第二个关键词。田野调查是我做微观战史必须的一个环节,学院派的在书斋里做历史的,可以不需要这个环节,主要靠文献。但因为战争太特殊了,战争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是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可以在庙堂里头,在办公室里头,经济活动也不需要在大地上,主要在城市里头。只有战争,而且特别巨大的武装集团在一个地域活动,所以它的痕迹就留在了大地上。你要还原这段历史,你就必须要做田野调查。微观战史要达到好的一个标准,就必须要“落地”,就是你纸上所写的一切东西都能落在地上,不能仅仅是说从材料里头、从史料里头抄写地名,你并不知道这个地名跟你写的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脑子里没有这张地图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战争是可以进行“战场考古”的,微观战史是应该建立在战场考古基础上,至少可以和它的工作揉在一起,所以对修战史也是必须的。

讲一个例子,关于史迪威在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出现过好多次反复,巴巴拉•塔奇曼的书,后来台湾翻脸以后,台湾组织的梁敬镦的书,等于是唱反调。再前几年台湾又出了一本书《剑拔弩张的盟友》。其实基本上还是在重复梁敬镦的观点,还是对史迪威的批评。史迪威这个人在这段历史留下的功绩很伟大,我不是说他就不能批评,你可以批评,但是你批评得靠谱。那本书里借用了一个资料来批评史迪威说,史迪威第一次入缅溃败的时候把中国军队丢下,自己跑到印度去了。说在那个时间中国给史迪威发电报,史迪威不理就走了。但中国发电报那一天是5月5号,5月5号史迪威还在什么位置?还在腊戍南边,而5月5号惠通桥都被日本人给断掉了,史迪威怎么可能从滇缅路退回来?日本人已经抄了我们后路了,已经进入了云南的腹地,把惠通桥都炸断了,你让史迪威沿着这样一个路回来,这肯定完全是不着调的,但居然这样的批评就能存在。因为要批评他,你就到了这种不讲理的地步?如果换个情形,比如南京保卫战,最初开会的时候定的是要与南京共存亡的,但暗地里还是让唐生智准备好了船,对他还是安排得好好的。后来,唐生智的指挥部是有船撤走的。这个是对中国将领,那个是对刚刚进入陌生战场的美国将领,你的态度相差太大了吧?就是为了发泄对他的不满,然后才有了这么一个不合情理的指责,但凡稍微有点地理概念的话,就知道这个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战场田野的调查,这个工作类似于李昌钰的推理探案,一个案子发生了,他就利用在这个发案现场,通过一点点蛛丝马迹,把案发的过程还原出来。实际上这很类似于我们做微观战史的过程。应该掌握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军事地形学和用图、标图,这个必须要掌握的,因为战争对地理依赖特别大,得了解,得会用图。

这些照片是我近些年来去滇西战场考察,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留下的。这一次比较难得,滇西战场其他地方都好抵达,最难抵达的就是高黎贡山的北斋公房,而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主战场,因为当时中国远征军第54军就是要打通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打开这个通道对腾冲之战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直没有办法上去,因为这个地方车辆肯定是不可能过的,只能靠马帮来保障,它不是一天,是四天三夜,垭口三千三百米,要在山上过三个夜晚。那个地方雨季还不能翻越,因为雨季的话在山上非常危险,只能是旱季翻越。所以很难得有那么一个机会,案头工作做足后,通过四天三夜把这场战争中文字所描述的东西一个个落地,这就是原来写的那个高地的战斗,进去看,日军的堡垒还在。哪怕在文字上早已经熟悉,但是一看现场以后还是不一样,会纠正很多文字上的错误。比如说当时文字记录下的好多东西,方位有些都记得不是很准,东南西北方位不准,你到那去拿着图一看,是有问题的,就修订了很多。

这个是在腾冲城的东门,这个巷子叫李家巷,腾冲收复的前一天有一个团长就阵亡在这个巷子里头。左边这个照片是一个造纸厂,就是腾冲最后日军的覆灭地,在这里头留下了大量被歼灭日军的尸体。大家都知道腾冲打完仗以后变成一片废墟,如果没有当年的照片地图和文字记录,走到那样一个崭新的城市里头,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有过什么。我现在基本上能做到,走到这个崭新的城市,拿一个老图,能把那个废墟在眼前浮现出来,基本上还能把重要战斗的发生置确定在方圆内几米的范围。有这个以后,确实有很真切的感觉,这感觉对我这种非科班出身做历史的人特别重要,因为会让你写作的时候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再一个关键词是“口述史”。口述史现在是一个热词,特别多的朋友加入了这样一个事业。口述史的定位是“活史料”,我可以多说几句。对战史研究来讲,老兵口述史还是有一些特点的,有一些和其他的口述对象不一样的东西。对于写战史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是老兵本人的履历,再一个是参加战斗的经历。但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也就在这两个方面,即老兵虚构和吹牛的问题。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原因我曾经做过分析,有两个方面:一个主观上,他是为了荣誉,为了自己的体面,有点哗众取宠之心,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主观动机上,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可以理解之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几十年被冷落,他委屈了那么多年,渴望引起重视,需要心理的补偿。所以他一看你感兴趣这段事情了,就急着想给你奉献一些让你听了以后激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的可能就有点天花乱坠了。

客观上还有一个原因,人的记忆本身是有先天缺陷的,这是人记忆的自然缺陷,或者说局限性。从口述史价值的认定来讲,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虚假的口述史还不如没有。因为口述史在史料里头性质上一般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如果比较低的史料还有虚假,真是会严重地影响到你做这个事情的学术品质。所以虚假的口述史不如没有,甚至危害很大,这个危害是什么?在网上就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因为网上有一群人就盯着你,你宣传一个老兵,这个老兵事迹只要有一点点问题,他就说过去你搞的都是假的。就等着你出错。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它会扰乱视听,这是特别大的影响。

怎么样让老兵说实话?做口述史要做充分的案头工作。分析一下,老兵所讲的个人履历是个“线”,这个线要从他所在部队的沿革中去理清他个人的线;老兵所讲的参战经历是“点”,这个线要从他所在部队的战史中去定位他个人的点。能这样把握的话,一般来讲老兵口述史不会差得太大。就是说,要在充分掌握宏观的时空中,在一个网里头去把握老兵的点、线记忆。一般老兵谈到战争最重要的就是军旅经、战场生存经,这也是做战史访问的重点。有一些要点,比如说访问中要引导交流,就是要交流引导话题的方向,跟老兵们交流也非常关键。我的一个体会,老兵有时候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以后,他看你好像很明白,他就收敛了,他就不会去瞎说了。你给他一个提示或暗示,你了解他的背景的,他马上就回到有什么说什么。

老兵讲的细节越具体越好。点线记忆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细节,而细节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细节难以虚构,他讲的越细,从内心里你听到一个细节以后,一下子就能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老兵讲述战斗经历中,应该不时的提问他战术和兵器使用的经验技巧,比如攻防要领,做工事,操枪操炮,肉搏战,还有战场上的衣食住行,你问这些东西以后,很容易让一个老兵现出本色,这些是作为一个老兵在战场上滚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绝对最熟悉的,你一问这些东西以后,他是真老兵、假老兵一听就知道了。

另外在交流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要用通俗的话问出专业问题来,把专业的话留给对方来说。这符合老兵的身份,同时你也可以借这个来观察他的背景。比如说我问到战斗细节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提问,“日军的堡垒碉堡那么坚固,机枪火力又那么猛,你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你不要你说的话特别专业,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会用他当年军旅生活熏陶给他的那些比较专业的话来讲,你一听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有过这样的经历。看起来很白的提问,其实提问的是在技术、战术上,对坚固堡垒怎样进行攻歼。

另外还有一个,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用置疑的提问方式,尤其是针对对方有时候确实讲述了一些不那么对路的情况,比如说他愣是给你虚构出来一个部队,或者虚构了一个明明你从史料上判断他当时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在这个地方。像这样的情况,你用置疑的方式是可以适宜的。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这个部队可能从材料上记录当时不在这,但是有一小部队可能有一些临时的调往,他有可能来过。但是他急了,他在辩解过程之中,带有情绪的回应过程之中,有时候会把一些事情让你一下子看到。这种也是挺有价值的。对老兵的采访不能因为看到老人,心疼他,有时候不忍心给他提一些你觉得艰难的问题,还是可以提的,老兵们很皮实,没有那么脆弱,没问题,可以提那样的问题。

另外,做口述史需要反复、多次,最好不要一次性的。流程应该是先选择对象。在这一点上我跟大家汇报,我做的是限定区域的,我限定了滇西,具体的比如说松山,我选的老兵一定是直接参加了松山战役的。稍微外围一点,他比如担任后勤,他在运输,民夫,他在送粮弹,隔着江对面的重炮团,但是一定不是一个跟这个战场没有关系的,仅仅是因为他讲得挺精彩,我把它移植过来,我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才是老实的。

再就是案头准备,访谈,再做案头,再次访谈。第二次访问特别有必要,主要是根据第一次访问,第一次就像钓鱼“打窝子”一样,你不太清楚这个地方的水情,你跟他能聊出点什么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线索有可能是别人给你介绍,只说有那么一个老兵,介绍的这个人有时候也说的不太清楚。第一次有点漫谈,你在这个过程之中迅速的判断他这个有价值,第二次针对性就特别强,根据你得到的线索做补充、挖掘,同时核实,澄清第一次采访中留下的悬疑,就是向他求证。这一次可以非常清楚地拉很多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针对性的问答,这样的话就不必要像第一次那样漫谈了,这样可能就会提高口述史访问的质量。

回到后期工作。后期就是你把前头这些工作做完了,做了大量的笔记,要进行写作的环节了。在这个环节比较要紧的有这么几个概念,一是“史料互参”。我第一次一看到这个词,眼睛里一下一亮,因为我过去看了那么多东西,尤其是我军的军史,基本上都是甲方在那自说自话,很少用到敌方史料来佐证。台湾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吴相湘,他写过一本书叫《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他在后记里头曾经很自得的说,“我是中日战争这段时间进行互参式研究的第一人”。我当时一下就被他这样一个说法吸引了,为什么?因为吴相湘抗战的时候是第九战区的参谋,也就是薛岳那个司令部的参谋。他本人也是有知识背景的一个人,大学生,又战场上当过战区这一级的参谋,打完仗以后,他又治学,60年代的时候,他到了日本的防卫厅,防卫研究所。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防卫研究所那些人都是当年日本的参谋,大本营的参谋,或者底下部队的参谋。当年战场上的参谋们双方坐到一起了,利用日方保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这样至少把湖南战场上把当时经历的很多一些带有悬疑的东西大家在一起碰,这个有点像下棋,复盘。甲方和乙方打完仗了坐在一起了,然后把当年你没搞清楚的,我没搞清楚的,大家互相碰一下。这个太难得了,因为当年是你死我活的对手。这个互参式研究但是对战争又是极其重要。我看日本公刊战史经常会发现,经常提到和美英军官在战后就某些战事进行切磋,直接就把它写在战史里面去了。

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理想环境,一场仗打完了,过了几年,大家不是那么仇恨了,军方搞历史学术的,因为互利的目的,大家都希望把这段事情搞得水准高一点,搞得清楚一点,因为这场战争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大家都需要,好,坐在一起大家来复盘,你们第一天当时是怎么样的部署,我方怎样应对的,这样推下来,那个战争史将会是非常棒的,所以互参式研究非常有用。如果能这样的话,战争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军事学术了。互参式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乙方,而且可以说乙方资料远远多于甲方资料。水准、质量都高于甲方资料,因为我们史料的整体基础确实太差了,有时候就像下午四、五点钟菜市场散摊子的时候那点儿菜,你拿回去还要切巴切巴用,你就是这个底字,只能把烂菜叶子剪掉,尽可能让它发挥出作用,但是日方的资料多到你有时候觉得太多了,而且你只要选,这里面也有相对不是质量那么高的,你选质量最好的。所以互参太重要了,尤其到具体的战斗,时间、地点一锁定以后,把双方你的战斗详报和他的战斗详报,那天的记录,甚至那天的电报和对方那天的电报一起碰,能碰的很过瘾。因为本来打仗的双方,只有一个视角,敌人不可能站在你这个视角看他,他不可能站在他的视角看你,结果现在等于同时有两个机位,这样的话,你就觉得旁观者清,这是互参。

再一个就是“史料批判”。大家一提起军事档案资料,档案史料是最高级的,大家一直有一种迷信,觉得军方的东西应该准确度高,我过去也有这种盲目认识,但是一旦细细的爬梳,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面找出部队作战日志,战斗详报,你就会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是什么问题?很多情况下,还不是物理性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主观故意造成的差错,这让我很惊讶。你打仗的时候,还顾得上玩儿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报功、邀功,一个阵地没有攻下来,电报先发出去了,而且说几点几点。就是估计我能把它拿下来,我今天拿不下来,我后天能拿下来,但是先报上去,上面就开始表扬了,他是打着这个主意。但是日本人是那么配合你的吗?就是到那一天没拿下来,结果留下了大量的虚报、撒谎的电报。你想这场仗打完了以后这是第一手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写战斗详报该多困难,因为要圆谎,编一个谎,要拿很多谎言来圆,结果就造成第一手的这些东西里充满着问题。所谓史料批判是啥?同样这个事情,不光是你记录了,你这儿有电报,其他部队也有电报,另外战场上还有其他记录者,比如说战地记者,战地记者跟着你的,人家写东西是根据看到的情况写,不是这个时候打下来的,是三四天以后打下来,他就按照实情写了,然后寄到报社,《扫荡报》也好,《大公报》也好,就是按照这个写的,结果你看部队的记录跟他的报道对不上,你会相信谁?肯定相信那个记者。所以,军方的东西反倒可疑,反倒是那个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没有功利目的,人家是为新闻服务来的。再者,军队的指挥官好意思让记者给自己写假的,人家也不会。所以,必须要多个东西在一起对,这叫史料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就能看到破绽,看出来以后,就有必要在叙事过程中说清楚。因为看不到这些猫腻的时候,有时候就直接引用了。

我想起当年我看王朔的小说,里面讲过一个特别精彩的话。王朔的小说写少年时期打群架,说在一场几十个人参与的群殴之后,事情结束以后,有一个人能条理清楚的描述,从一开始到打架结束的过程,然后还把自己的英勇行为都描述一番,在这儿都干了一些啥,说这个人要么在那儿吹牛,要么是完全站在旁边看的。所以,从军队和参加这场战争的个体,老兵来讲,战争的特殊记录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不能迷信战争的第一手资料,一定要对史料批判这个事情重视。

再一个概念,是“时空的网格化标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限定了研究的区域,这个区域是一个空间,你写的是两年,还有时间,这就对它做了网格化的标定。实际上,就变成了工作的区域,一天就沉浸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个大概是150个方块拼成了一个,因为在这个屏幕上推到最大以后才能截下来一个,拼下来整个松山战场全局的图,老滇缅路在这个图上没有,我自己把滇缅路做出来以后卡上去,所以这个图非常准,它有起伏。在研究、写作过程中,一直是在你标定好的时空里面。这个是写作用途、研究用途、工作用途,你写的事情不出这块儿地域,而且一看这个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河,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的距离,随时都可以量,类似为你研究和写作做了一个沙盘。

另外,我们写战争有一个概念叫“指挥部真实”和“战壕真实”,这是从战争电影评论里面借用的概念。军事行动和战争实际上就是上下两端的互动,指挥部决定战场,但是战场上的变化又对指挥部起反作用,然后指挥部又调整,互动连绵,战争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影响到后来的军旅,指挥官和司令部有时候高估自己的运筹帷幄和决心,稍有点儿胜利就大吹特吹,其实你要拿对方的史料和下面部队的史料一对照,完全是自欺欺人,所以指挥部和战壕必须要兼顾。

再一个概念是“整体呈现”。因为我写这个东西,研究的时候不是在做一个论文,是希望把这段历史呈现,呈现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史料有很多是有矛盾的,或者说每一个原始史料里面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可能存疑,怎么办?对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怎么办?我想了一个办法叫整体呈现。因为它是最原始的东西,你干脆带着读者一起把它做一个全貌性的了解,把你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跟读者一起沟通交流,这样的话你可能带他看到了不同的说法,最终你也没有武断的下一个结论,但是读者得到了什么呢?因为你很老实带他看到了全貌,他也和你一起进行思考。呈现出的这种东西,仍然不是清晰的,因为没有办法清晰,是“混沌的清晰”,有点儿像模糊数学的概念,看起来仍然是头绪很多,像“罗生门”,但是实际上因为你了解了全部记录以后,你在整体的混沌里头似乎能把握住相对的清晰。

再一个概念是“同情的理解”。这一点做历史的人都会有,我是认可的。做历史的人血应该是热的,即便我走的是“技术路线”,但是也不排斥感情的投入。比如说我可以夸赞敌人在军事上的优长,我认为这不是长他人志气,也可以批评我军的缺点,我认为这也不是妄自菲薄。对当时的历史当事人,我一定不会做事后大明白,事后诸葛亮,或者是高高在上的批评者,而是设身处地的,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对历史人物和他所处的背景时代给予深深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写出来的才是一个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史实。应该对历史有感同身受,你要穿越进去,尤其是穿越到那个时空里,和对方的心在一起跳动,面对他当时所面对的问题,这样的话我想传递出来的真诚读者也能感觉到。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做历史不能做题材和写作对象的“粉丝”,不能做题材和写作对象的“代言人”,不能说你写远征军,写国军,就变成了国粉、远征军粉,我觉得没必要这样。买股票也不一定买成股东,是不是?这不是研究者的站位,研究的站位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感,拒绝入戏,拒绝煽情,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角色和立场。

最后一个概念关于“叙事风格”。刚才我介绍了,我的叙事风格是受媒体训练的熏陶,怎样表达得准确,我觉得很大程度是本能的。但是仔细琢磨,还是有一些概念,比如说我追求什么样的叙事风格呢?它应该是冷静的、克制的、准确的、细致的、缓慢的……我特别希望我的历史叙事文字呈现出这些特点。其他都好理解,为什么是缓慢的呢?这个时代,我觉得走得太快了,慢一些我觉得有好处,所有人内心里都有这个需要,可能自己还没有察觉的这样一种渴望,你试着静下来,就把很多复杂的事情看的清清楚楚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有点儿罗嗦,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