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o Jianyong (赵建永) on the background of Qian Mu (钱穆) writing his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国史大纲)

Posted on

钱穆《国史大纲》写作前后的学术交往

赵建永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7日第868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17日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1931年到1937年,钱穆在北京大学教授国史,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就是在讲授“中国通史”等课程的讲稿基础上著成的。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大任教,一见如故,相互引作知己。汤用彤考虑到钱穆一人生活不便,安排他住在汤宅前院一书斋,并介绍老友熊十力、蒙文通、陈寅恪、吴宓、梁漱溟给钱穆认识。他们常相过从,钱穆尤时时与汤用彤研讨,贯穿着他创作《国史大纲》的前前后后。“中国通史”的全部课程纲要,正是钱穆寓居汤家期间写定的。他逐年添写,积累了五六厚本,成为日后著《国史大纲》的唯一祖本。

  《国史大纲》的创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穆把平日讲通史的笔记底稿藏于衣箱夹层内,与汤用彤、贺麟一同离开北平,由天津取海道赴香港,再到长沙临时大学。又随校西迁,经过广西,借道越南,方至昆明。1938年4月,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在师生们勉励下,他为了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是年5月,陆续起稿。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此处距空军基地不远,成为空袭危险地带。钱穆《师友杂忆》记述:“医院地甚大,旷无人居,余等七人各分占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自9月空袭频来,他们每晨抱书稿跑警报,将近傍晚乃返。因此,钱穆决定迁居到昆明百里外的宜良县山寺里著书。

  开学前夕,汤用彤和贺麟送钱穆到宜良西山岩泉下寺。方丈闻讯,出寺门迎候。他们借住在寺内的一座环境清幽的独栋小楼。时值晚秋,山林满目苍翠,桂花香溢,风清气爽。当晚,汤用彤和贺麟问钱穆:“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到。明晨我两人即去,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钱穆答道:“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无他虑矣。”次日两人走后,钱穆独居静僻古寺,继续动笔撰写构思已久的《国史大纲》。

  寒假时,汤用彤与陈寅恪同来寺中看望钱穆。夜晚,清风徐来,三人在石桥上临池而坐。陈寅恪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则表示即使在此幽居一生,也心甘情愿。诸位先生的天性气质,于此可见。陈寅恪心怀离乱,忧虑难以自遣;而钱穆却似乎逍遥世外,眼中只有学术。尽管他们性情迥异,然其学术报国之心,未尝有殊。

  钱穆在岩泉下寺住了半载,其间常去环境更为幽静的岩泉上寺构思写作。该寺已成为道士院,道长号静庵,清雅超俗。钱穆告知他与大儒王国维同名。道长知晓,亦爱读王国维诗词,且能随口吟诵。因道长亲切近人,且上寺泉石更胜,钱穆遂迁居于此。道士特辟出楼上供钱穆使用,自己甘居楼下。钱穆在上寺心境更佳,除坐火车赴昆明授课外,都在山中专心著书。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先后历时13个月,如期完稿。他晚年忆起这段山居时光还动情地说:“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在钱穆旧居前,现立有一米多高的纪念碑,题曰“钱穆教授著书处”。

  1939年6月,钱穆在《书成自记》中写道:“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该书强调合格的国民必须认识本国的历史,“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是国家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与汤用彤的“同情默应”研究方法相类,当是两人研讨得出的共识。他们都对中国文化有精辟识见和深厚感情,认为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历史进程,天之不亡我中华,必不亡中华文化。作为学者所应做者,就是以学术贡献复兴民族文化,通过传承文化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信心。钱穆先发表了《国史大纲》开篇的《引论》,指出中国文化有其独立发展的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陈寅恪赞誉《引论》为“近世一篇大文章”。

  《国史大纲》几经审查周折于1940年6月照原样出版,共8编46章,50余万言。钱穆在扉页郑重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书中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春秋笔法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各级标题点睛出时代特征及变化,透见出作者的历史智慧与创识。该书发行后,便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抗日救亡的热情,为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当时汤用彤悉心引导上中学的汤一介读书,特别叮嘱:“这是钱伯伯的《国史大纲》,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会对你有用的。”汤一介被《国史大纲》深深吸引,他后来评价:“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著《国史大纲》后的学术转向

  钱穆撰定《国史大纲》,因昆明屡遭空袭,乃于暑假携稿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顺便回苏州探母。汤用彤拟接眷属南下,遂与钱穆同行,从昆明出发,先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钱穆将稿交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钱穆和汤用彤抵沪后,同赴苏州。

  此行途中他们的一番谈话,开启了年届不惑的钱穆重习英文、研读西学、兼治佛学的研究方向。汤用彤问钱穆:“《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钱穆请他给些意见,于是汤用彤建议:“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但钱穆感叹:“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汤用彤谦辞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还说:“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径。”钱穆回答:“余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虽然钱穆当时有些畏难,但后来还是采纳了此建议。钱穆返苏州,侍养老母一载。他与汤用彤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书摊尽是东吴大学散出的西书。钱穆委托汤用彤为他挑选好书,拟在此一年闭门勤读。汤用彤为他择购三书,钱穆嫌少,嘱其多购。汤用彤坚辞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

  汤用彤为钱穆选购之书,前两本都是中英对照小说,最后是由美国两学者合写的当时最通行的英文原版《世界史》。汤用彤为钱穆如此选书颇有道理:首先,小说故事情节对于英文程度尚浅者来说,不仅有阅读乐趣,而且因有译注参考,容易入门。其次,钱穆身为史家,读过大量中译本外国史书,以此基础来读英文原著,虽开始会很吃力,但联系其史学知识,再借助字典,则不难理解。况且史学为其兴趣所在,故易于坚持读完,英文水平自然得以提高。正如钱穆所言:“余以《史纲》方成,亟喜读之。……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之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钱穆没有机会上大学和留学,但是依然研读西学兼治佛学有成,并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形成了会通东西的学术方法和格局,成为一代文化宗师。这与他对旧邦新命的矢志求索,以及有汤用彤等具备中外文化视野的良友引导和启益是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