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ang Rongfang (张荣芳) on Chen Yuan’s (陈垣) theor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osted on Updated on

陈垣的“史源学”与“新史学”

张荣芳

2015-12-12
史学研究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期

【摘要】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近代史学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以及讲授、实习方法。”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品质的体现,教学效果甚好,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

【作者单位】张荣芳, 中山大学历史系。

【关键词】陈垣 “新史学” “史源学” “史源学实习” 《日知录》 《廿二史劄记》 《鲒埼亭集》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著名爱国史学家、教育家,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1908年陈垣与友人在广州共同创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教授细菌学、解剖学等。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即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因此,陈垣是中山大学校友。1913年以后,陈垣定居北京,长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其主要学术成就在历史学领域。2010年是陈垣诞辰130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一、陈垣是“新史学”【1】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梁启超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又发表《新史学》。他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2】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3】梁启超关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在当时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随后梁启超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史学专著,建构了中国新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主要论述史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家的修养,专史的做法等五项内容。所以,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胡适在“新史学”创建中也起了重大作用。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他在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并提出整理史料之方法有三端:校勘、训诂、贯通。他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4】。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首次提出“整理国故”问题。同月《北京大学月刊》开始连载胡适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收入《胡适文存》时,改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长文,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并以清人在音韵、训诂、校勘学上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一论点。为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3年创立《国学季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由胡适执笔的《发刊宣言》,这是一篇被视为现代学术史上极重要的文章,林语堂说:“我们可以说是开新学界的一个新纪元。”【5】此文的内容规定了“整理国故”的方向。

《发刊宣言》对清人治学的成就加以肯定,称清代为“古学昌明”时期,并将其成绩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古书,包括对古书的校勘、训诂及考订其真伪;二是发现古书,并加以刊刻;三是发现古物。同时,指出清代古学研究,也存在三层缺点: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主要是对几部儒家的经书下工夫,且又立有门户界限;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

针对清代学者治学的缺欠,《发刊宣言》指出:第一,“整理国故”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一切的文化历史,打破各种门户之见,还古人以本来面目。“过去种种,上自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应该对国故从事“系统的整理”。系统的整理分三种:(1)“索引式的整理”;(2)“结账式的整理”;(3)“专史式的整理”。第三,研究国学应当要“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西洋学者在制度史、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有参考价值,因此,要打破关闭的态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从事国学研究。最后,《发刊宣言》用三句话来归结国学研究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6】。这份宣言虽然由胡适执笔,但它是一份代表了北大国学门全体人共同意见的学术宣言。

陈垣是北大国学门委员会的委员和导师,担任明清史料整理会主席和考古学常务干事,是国学门的骨干力量。陈垣是研究史学的,在史学领域积极响应《发刊宣言》所规定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并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有学者认为,从北大《国学季刊》创刊算起,是“中国新史学的基础”【7】。我们考察一下陈垣的史学研究成果,就可以看出陈垣在构建“新史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史学”新在哪里?就新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说:“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陈寅恪在为陈垣著《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区分新旧学术的界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8】陈垣的研究成果,大多是致力于网罗新材料,研究新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四大新材料,就是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由于陈垣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隋唐以后,所以对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材料,未见发表过研究成果。但是他对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名著《敦煌劫余录》,后者的标志性成果,是由陈垣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总其事,编选了《明清史料》多集。陈垣还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撰写了一批考证分析论文,“堪称在史学研究中最早卓有成效地利用明清档案的第一人”【9】。

陈垣对宗教史的研究,也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陈寅恪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美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10】陈垣是近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学术成就中,宗教史的研究成果比重最大,撰写专著7部、论文39篇、序跋50多篇。其特色之一,是对材料的新解释和新材料的发现。《明季滇黔佛教考》是一范例。他在致长子陈乐素的信中说:“顾亭林言著书如铸钱,此书尚是采铜于山,非用旧钱充铸者也。”【11】此书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嘉兴藏》的僧人语录。他在1957年“重印后记”中说:“本书特出者系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这都是史学之“新”之所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第二号发表了他的《摩尼教入中国考》,第三号发表了他校录的摩尼教残经,第四号发表了他前半生的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的上半部。这几部论著,可以说是《发刊宣言》的最有力体现。

“新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在继承传统学问的基础上,总结创新,也就是《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陈垣学习、继承、总结清代乾嘉考证学的方法,而有所创新。陈垣在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清儒考证方法而已。”【12】陈垣对清代朴学家赵翼、钱大昕等十分推崇,23岁在广州时,就熟读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并把该书的材料分为“史法”和“史事”两大类,“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13】。还自撰有“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联语,瓯北即赵翼。对于钱大昕,更是推崇备至,说自己“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14】,并在《史讳举例·序》写作日期后署上“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以志仰慕之情。赵翼、钱大昕等都是乾嘉考据史学的杰出代表。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是清代朴学的最大特点。陈垣的治学,不仅严守清儒这些方法,而且作了系统的总结,并推向新的高度,邵循正悼念陈垣的挽联说:“不为乾嘉作殿军”,是深中肯綮的。陈垣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其影响,学者多有论述,在此不赘,我只是强调这些成就,是在总结清学的基础上完成的。

对于目录学,陈垣说:“懂得目录学,则对中国历史书籍,大体上能心中有数。”“目录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从目录学入手”,是研究学问的门径【15】。1929年陈垣发表《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在“中国史料整理的方法”一节,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二大类。其中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要给各种史料和档案编目录和索引,“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16】。陈垣对目录学的重视,完全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整理的角度出发,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一部专门的目录学著作,其超迈前人之处在于,不是空言大话的理论,亦非账本式的书目罗列和简单的内容提要,而是选取了与历史研究有关的主要佛教典籍35种,就作者、卷次、版本、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利用等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在编纂方法上,集前此所有目录学著作之优点,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对传统目录学的编纂方法和思想作了完美的总结,堪称中国近代目录学著作的典范。

对于校勘学,校勘的实践,虽然出现较早,亦受历代学者所重视,特别是清代,校勘之风甚盛,但没有形成校勘学专门的学问。陈垣十分重视校勘,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17】。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原名为《元典章校补释例》)第一次用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把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校勘实践总结为近代科学的校勘学。确定了校勘学的准确含义、对象和范畴,明确了校勘学与目录、版本诸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他提出的“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至今仍为校勘的圭臬。胡适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18】。

对于年代学,陈垣长期的研究实践,使他深感“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19】。于是殚精竭虑,历时4年,五易其稿,编成《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这两部历表。这两部书是中国近代历表编制的创举,不仅为两千年来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科学。1925年《二十史朔闰表》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轰动。胡适评论说:“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凡做过精密的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须我们一一指出。”“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工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20】

对于避讳学,陈垣有《史讳举例》一书问世。在该书序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科学也。”陈垣有感于历代学者关于避讳的著述,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发愤于1928年撰写《史讳举例》,用以纪念钱大昕诞辰二百周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21】。学术界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傅斯年在致陈垣的信中说:“《史讳举例》一书,再读一过,愈佩其文简理富,谨严精绝,决非周书(此稿现存弟处)所可及也。”【22】此处所说的“周书”是指周广业曾费30年之功汇编的《经史避名汇考》手稿,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赞此手稿“集避讳史料之大成”,“周书”分门别类将避讳史料按年代加以排比,条目清晰,征引宏富,其材料量超出《史讳举例》数倍,却没有对避讳史进行总结性的研究,也没有运用避讳知识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故傅斯年有如此之评价。胡适《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后记》说:“陈先生此书,一面是结避讳制度的总帐,一面又是把避讳学做成史学的新工具。它的重要贡献,是我十分了解的,十分佩服的。”【23】

我们从以上陈垣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的成就来看,都是对各个研究领域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以往的传统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总结,并开创新的未来,正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的典范。

陈垣在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实践者。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一书中,把“新史学”分成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等,并把王国维和陈垣列为考证学派【24】。姑不论这种分派是否科学,但认为王国维和陈垣是考证学派,则是历史事实。而且认为陈垣是以“土法为本洋法为鉴”的考证派,是中的之语。

 

二、为“新史学”培养人才,首创“史源学”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和新式教育的普及,旧式的国学训练传统也基本上随之中断。“新史学”面临一个接班人的问题。陈垣从事高等教育数十年,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为了使“新史学”后继有人,并推动其发展,首创了“史源学”。

历史科学要发展,与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密切关系。“新史学”要发展,必须培养掌握“新史学”研究方法的人才。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25】。陈垣是考证学家,通过长期的考证实践,指出考证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小序中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26】在《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中说:“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27】可见考证是历史研究方法之一种,必须由此入史学研究之门。但是,陈垣的考证,区别于乾嘉的考证。乾嘉的考证,为考证而考证,“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8】,视考证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陈垣视“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认为“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不专为破碎之考证【29】。陈垣次婿张遵俭1947年在一封信中说,陈垣《吴梅村集通玄老人龙腹竹解题》一文,“此诚考证学问示范之作。初学者得读此文,于入门方法上可获不少启示。剥茧抽丝,语语引人入胜,考据到此,乃有绳墨可循,可谓精绝”。“其重要在于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驭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30】

陈垣首创“史源学”,认为研究历史,必须追寻史源。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中说“读史当观其语之自出”【31】,又说:“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32】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寻找史源的重要性,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已。”【33】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说:“《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34】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而“史源学”的任务,是找出后人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本来属于考证的方法,但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35】。“史源学”作为一门学问,不以理论阐述为主,而是重实习,重操作,通过实例分析,总结出条例。这体现了陈垣的治学风格。

陈垣的史学研究,重视追寻史源。陈垣追寻史源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07年在广州《时事画报》发表的《释奴才》一文。“奴才”二字出自何处?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陈垣经过寻找史源,认为此说不对,最早见于《晋书·刘渊载记》【36】。但是,他自觉地注视史料间的祖孙父子渊源和兄弟关系,即史源问题,是在中国形成“新史学”,他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前后。1923年发表的《火袄教入中国考》,通过追溯史源,纠正了许多记载之错误:“袄祠三百,《西溪丛语》引作三千,《太平广记》四八二引作三百;《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存目二引此文,不检原书,亦循《西溪丛语》之误。”【37】批评《四库提要·杂家类》存目二,“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大半袭《西溪丛语》,不加纠正”,“贻误后学,不为浅矣”【38】。1924年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通过追寻史源,搜集大量证据,层层深入,分析考证出唐玄奘法师赴印度求佛法的出发之年为贞观三年【39】。此说辩驳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殆成铁案”的贞观元年说。1927年发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郑重强调史源之重要:“凡考证家引书通例,必该书原本已佚,无可寻检,始据他书所引以为证。同时並须声明系据何书所引,不能直称引用原书。”“凡考证家引用古书,为行文方便,删节字句,原无不可。然不能任意改窜,仍称出自原书,眩人耳目。”“后人翻刻古书,应仍原译,或附注说明亦可。然不能任意改窜原文,致失原来面目。”【40】陈垣的《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及《关于四十二章经考》等名著,都是厘清史源考辨正误方面的范例。因为史源有错误,而造成后人记载有错的典型例子,如《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下编《简亲王德沛》附《诸家载德沛事勘误表》所揭示的内容。表中列的前九条错误,皆源于史源。陈垣说:“《小仓山房文集》卷二有《和硕简亲王碑》,为德沛碑传之最先刊布者,然叙讹,不尽足据。”【41】

陈垣的“史源学”,许冠三说“乃是熔铸目录、版本、校勘与年代四学而成”【42】,还应说熔铸避讳学在内。《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书选短文38篇,有的以目录版本知识,提示古籍的错误,如《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琡考》、《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书〈通鉴外纪〉温公序后》等【43】。前人文章中一些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陈垣利用丰富的目录版本知识一一把史源寻找出来。有的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直接证明了史源的错误,如《〈廿二史劄记〉四光武及汉文帝年岁考证》、《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晋长沙王乆卒年考》、《杨贵妃入道之年》、《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等【44】。有的运用校勘学知识考证史料,如《〈廿二史劄记〉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廿二史劄记〉六〈三国志〉注条载袁暐〈献帝春秋〉及载孙思光〈献帝春秋〉,载殷基〈通语〉又载顾礼〈通语〉,其误何在》、《书〈十七史商榷〉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后》、《〈隋书·百官志〉后周禄秩解》、《卻克跛考》、《〈汉书·苏武传〉校记》等【45】。有的利用避讳学作为考史的工具,如《〈廿二史劄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廿二史劄记〉九〈陈书〉刘师知传条正误》等【46】。由此可见,《陈垣史源学杂文》可以说是一本史学考证的教科书。而陈垣“史源学”的精髓,有学者概括为八义:(1)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2)别异同,即考定各史源间的“父子”、“兄弟”关系;(3)辨正误,判优劣;(4)知其人,察其世;(5)采用文献材料,务须检核原本原文;(6)非不得已,不可转引他件,如有必要,亦当注明亲见出处;(7)征引旧文,虽可删节,但不可改窜;(8)引述素材,当以制作、完成和印行先后为序【47】。

陈垣为了把史学考证的方法教给学生,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首创了一门新课程,最先名“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由“研究”改为“实习”?他在课程说明中作了说明:

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有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48】

在另一次课程说明中,又说:

取清儒史学考证之书如顾氏《日知录》等为课本,注重实习,因其所考证者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可随时纠正其论据之偶误,增加本人读书之经验。【49】

由此可见,这门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寻找史源,使学生“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考证其讹误”。“因人所读之书而读之,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知其不过如此,则可以增进自己上进之心;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50】这门课程,“贵乎实习”,因为“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51】。所以,这门课程,由“史源学研究”改为“史源学实习”。

这门课程的具体讲授和实习方法,1946年6月1日,陈垣在致长子陈乐素的信中,作了详细说明:

每期选出文四页,长者一篇,短者二篇,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虽自有书亦须抄,亦一种练习。(略)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等。【52】

通过这样的实习,考察教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53】

至于选择教材,很费斟酌。陈垣在课程说明中说:“选书有四难: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54】十多年中,陈垣用作“史源学实习”课教材的,主要是三部书: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对这三部书,陈垣作过比较,说:“错误以《劄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55】

陈垣是大教育家,在设计这门课时,知道这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怎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关键在选择教材。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鲒埼亭集》“在清人集中总算第一流,考据稍疏,此其所以能为‘史源学实习’课本也。若全篇无甚错处,则不能作课本用矣”。因为“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最宜使学生查对,查出时必大高兴”【56】。就可以大大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陈垣出《述月来检书之兴趣》题,要学生作文。李瑚的文章,记述“史源学实习”课的心得,有数段很耐人寻味,引录如下:

《日知录》,后学不易窥其涯涘。史源一得,简易者知其率尔而成,繁难者亦遂知其组织。溯流而探其源,入门而窥其室,于治学致用,两有得矣。

读书须细心揣度,否则走马观花,毫无所获。求《日知录》史源,亦是使学者如庖丁之解牛,化整为零,则其肉其骨砉然分明。何者为顾氏之文,何者为古人之文,何以引此文为证,古文何以适用于今日,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者也。

顾氏距今三百年,其所见之书,今日尚多能见之……《日知录》之引书,多有未书明出处,寻求史源,自稍繁难。每遇一条,先闭目遐想(先生批云:先用思想,对。)此条究为何人之语,在何书中。及到翻阅其书,臆断有中,其喜亦恒情也。

时或苦思焦索,夜以继日,如豆灯光,对古书而三叹。忽然得之,如获琬琰,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先生批云:读书之乐乐何如!)。

邢邵云:“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北齐书》三六,本传)。《日知录》中,亦自不能无误。苟能思其误在何处,求史源而正之,举他书以正之,若只知其误而不知其所以误,则须以理证之矣。思误书而得之,其趣远过增识益知矣。又当翻阅载籍时,累岁高束之书,亦莫不浏览,探骊得珠,自是常事;而披沙见金,尤为可宝,更能助我《笔记》数则也。

率尔读书,匆匆过目,浮云逝波,亦复何益?亦复何趣?弗细瞩澄流,无以见荇藻;不亲饮勺水,无以知寒温。检《日知录》亦然。其趣其苦,自知之,亦自求之而已。

我们从当年李瑚《述月来检书之兴趣》文中,看见于选修“史源学实习”课的青年学子读书的苦与乐,从陈垣的批语中看见老师与学生共同浸沉在成功的欢乐之中。李瑚说:“考史源对于一般青年学子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但变枯燥无味为兴趣盎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完全是先生循循善诱、教导有方的结果。”【57】

陈垣对这门课程,怎样进行考试?我们来看看他的试题。

在北京大学以《廿二史劄记》为教材时,考试题目为:

1.赵瓯北先生读史之本领。2.半年来讲论之要点。3.以史源学实习读一切史当有何结果?

另一次考试题目为:

读《廿二史劄记》所得教训,试就左列各点举例说明之:

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

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

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

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

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

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我们再看另一些“史源学实习”课的试题:

试题之一:

今请将此次毕业论文题目及作法写出:1.体例略仿何书。2.引用书名。3.经何人指导讨论。4.稿曾几易,经若干时。5.心得之处。6.缺憾之处。7.拟如何修改补订。详细叙述。

试题之二:

以史源学论《南、北史》、《新唐书》之价值。

以史源学论《西魏书》有无著作之必要。

以史源学读《廿二史劄记》所得之教训。

试题之三:

《通鉴》汉武帝太初三年,胶东太守延广为御史大夫。胡注:延广,史逸其姓。《日知录》曰,延即姓也,以后汉延岑、延笃为证。此可证延为姓,不能证延广必姓延也。《通鉴》此语何所本?胡注何所见?顾说果足据乎?抑尚有其他佳证乎?

试题之四:

《日知录》廿九《徙戎》条,薛谦光疏,出于何书?谦光疏所引郭钦策,及取巢、取驾、克棘、入卅来之事,出于何典?试详答之。【58】

我们从上述“史源学实习”课的目的、讲授及实习方法、考试的试题来看,此课完全是为了训练学生治史的方法,正如在辅仁大学接受过“史源学实习”课训练的来新夏说:“陈垣老师之创立史源学是对乾嘉以来治史经验的概括和发展”,“直到陈垣老师把史源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五种专学构筑成‘陈学’治史方法的基础,并以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59】。

陈垣开这门课,每次布置学生做练习,写考释,自己事先也写一篇,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陈垣生前曾把这些范文亲手编定,名为《陈垣杂文》。他的嫡孙陈智超说:“因为单称杂文,容易与一般理解的杂文相混,而它的内容是关于史源学的,所以我们改名为《陈垣史源学杂文》。”【60】这本集子是陈垣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

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在抗日战争时期开的。抗战时期,陈垣的许多著作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都渗透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史源学实习”课,也体现出强烈的思想性。他选择《日知录》、《鲒埼亭集》作教材,就是要“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61】。在致长子乐素的信中说:全祖望的文章“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学者“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62】。这种“精神”,就是宣扬民族气节、痛斥卖国的爱国思想。在《书全谢山(与杭堇甫论金史第四帖子)后》一文中说:“然细观《齐乘》所载,其意并不在墓,而在斥遗山之党豫,故诋为文士害理。此与谢山《跋遗山集》,讥遗山为文章之士正同。”【63】此文以考刘豫与济南的关系,引申来泛斥卖国求荣者,刘豫乃“贪一时之富贵而为子孙百世所羞称”的金人傀儡。陈垣在文后附注:“北平沦陷时校课,特以补白。”于此可见陈垣借此文笔伐抗战时期的卖国投降者。在《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一文中说:“谢山之文,撰于乾隆八年癸亥,去崇祯之亡国正百年,而未尝一闰十一月。谢山以此为置闰之失,历学之疏,安得精于甲子者考而正之云云。是岂独乾隆以前,终有清之世,亦未尝闰十一月,此时宪历之法也。然明清所用历法不同,谢山岂不知,而复有云者,慨故国之久亡,特借闰以寄其意耳。”【64】此文阐发全祖望在字里行间隐藏着的爱国思想,借以表达作者在沦陷的北平时期的爱国情怀。

以上论述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垣首创“史源学”和“史源学实习”课,为“新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注释:

【1】本文所用“新史学”概念,是指广义的“新史学”,即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史学,略同于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的“新史学”。

【2】【3】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0,1629-1631页。

【4】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5】林语堂:《科学与经书》,见《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第21页。

【6】参考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6-168页。

【7】贺昌群:《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哀张荫麟先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39页。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9】虞云国:《学史帚稿》,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39页。

【1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

【11】【12】《陈垣全集》第23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9,593-594页。

【13】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前言”第4页。

【14】【15】《陈垣全集》第22册,第453,743、741页。

【16】《陈垣全集》第7册,第464页。

【17】《陈垣全集》第21册,第37页。

【18】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第194、201页。

【19】《陈垣全集》第4册,《中西回史日历》“自序”第1页。

【20】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现代评论》1926年第4卷第91期。

【21】《陈垣全集》第7册,《史讳举例·序》,第1页。

【2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6页。

【23】胡适:《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375页。

【2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25】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6】【29】【31】【32】《陈垣全集》第21册,第95,110,102,106页。

【27】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74页。

【28】《陈垣全集》第22册,第454页。

【3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73页。

【33】《陈垣全集》第2册,第559页。

【34】《陈垣全集》第17册,第553页。

【35】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64页。

【36】《陈垣全集》第1册,第38页。

【37】【38】【39】【40】【41】《陈垣全集》第2册,第122,124,672-683,856-857,543、559、560页。

【42】【4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111,126-127页。

【43】【44】【45】【4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33-36、41-42、79-83、87-90,16-19、51-53、91-93、94-97、98-100,6-9、22-24、84-86、104-105、106-107、108-109,13-15、28-30页。

【48】【49】【50】【51】【52】【53】【54】【55】《陈垣全集》第22册,第431-432,432,441,455,434,432,454,455页。

【56】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第117-119页。

【57】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58】【61】【62】《陈垣全集》第22册,第439-446,454,454页。

【59】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2、180页。

【60】【63】【64】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前言”第1页,第7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