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Wang Yejian (王業鍵) on Quan Hansheng’s (全漢昇) research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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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貨志丨全漢昇與中國經濟史研究

王業鍵
2015-12-11
明清史研究资讯
學者簡介
全漢昇(1912~2001),著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歷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新亞書院校長、新亞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應美國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及日本東洋文庫之邀,擔任訪問學者和研究員。其著作主要有《中國經濟史論叢》(包括論文三十三篇)、《中國經濟史研究》(包括論文二十一篇)、《漢冶萍公司史略》。其他有專著《元代的紙幣》、《明末清初反對西洋文化的言論》、《韓國戰爭與遠東經濟》、《中國行會制度史》等。


▲全漢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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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經濟

中國經濟自先秦至兩漢,金屬貨幣的使用有逐漸推廣的趨勢。但是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期間,貨幣發展開倒車,實物貨幣盛行,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唐宋時代,金屬貨幣再度流行,而且進入紙幣階段,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比歐洲最先使用紙幣的國家──瑞典──還要早六個世紀。然而,自南宋末期經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對貨幣管理不善,發行漫無限制,自壞幣信;明清兩代又回復到金屬貨幣階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幣改革,中國才完全廢棄金屬貨幣,採用紙幣為通貨。從早年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到現在,全先生一直對於貨幣與物價變動很感興趣,他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實難企及。

民國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發表一篇長文〈中古自然經濟〉。這篇論文,到現在仍然是研究魏晉以至唐朝中葉中國貨幣演變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居支配地位。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三個問題,並從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經濟何以在這個時期產生?他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戰爭。從漢末到隋初,前後有黃巾之亂、董卓之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侯景之亂等,結果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交通困難。尤以北方為甚,嚴重影響商業的衰落。其次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要幣材—銅—的短缺。這又由於當時銅產大減及佛寺廣鑄銅像所致。銅的供給萎縮,鑄幣隨之急遽減少。錢幣缺乏,實物貨幣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實物貨幣的使用,普通到何種情度?他從交易、租稅、地租、及工資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發現以實物(絹、帛、穀)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這種現象持續到何時才改觀?據他的觀察,一直到唐朝中葉安史之亂前後,一方面由於商業的發展,一方面由於鑄錢的增加,金屬貨幣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稅制改革,將以徵收實物為主的租庸制度改為以徵收錢幣為主的兩稅法,便是這種演變的明顯標誌。

他的〈中古自然經濟〉的見解,在學術界並非沒有異議。何茲全便以為這個時期南北二個區域情形迥異。北方因受戰亂破壞,逆退到自然經濟的境地。南方經濟由於大量移民的遷入,反而逐漸開發與繁榮,貨幣經濟乃居主導地位。彭信威認為,「這一個時代,大體上可以說是錢帛本位的時代,錢為主,帛為副。」這個時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戰亂迭起,朝代更迭頻仍,使用實物貨幣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時因地而異。但是,無論南北,這個時期錢幣缺少和紊亂,是明顯現象。在這種情形下,實物貨幣便相應出現。考察最近有關此一時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經濟居優勢之說,仍多為史家所接受。

中國貨幣的發展,宋代已進入信用貨幣階段,到元朝紙幣成為唯一通貨。然而,宋元時代實施紙幣,最後都歸失敗。檢查中國過去實行紙幣失敗的經驗,全先生寫了二篇重要論文──〈宋末通貨膨漲及其對物價的影響〉及〈元代的紙幣〉。據他的研究結果,不論南宋或元代,紙幣的發行與流通過程,大致都經過了價值穩定、溫和通貨膨漲,及惡性通貨膨漲三個階段;而且紙幣幣值穩定與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轍。

兩代初期發行紙幣幣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發行數額有限,且有充分現金準備。但是這種謹慎的發行政策,都因對外作戰而無法維持。南宋在13世紀初屢與金人交戰,金亡後又屢與蒙古為敵。軍事支出龐大,稅收不足,只好以通貨膨漲手段來應付。元世祖統一中國後,仍不繼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資至鉅,後來更加上諸王賞賜及佛事費用激增,財政匱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後塵,以通貨膨脹政策彌補財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進逼,領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並起,加以天災頻仍,收入銳減,紙幣現金準備完全耗費,發行額則急遽增加。結果,幣值狂落,信用掃地,兩代政權都在惡性通貨膨脹狂潮中覆亡。經過這二次慘痛教訓,中國幣制在明清兩代又退回到金屬本位。

明代中葉以後及清代約四個世紀期間,中國幣制可說是銀銅複本位,即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銀銅複本位的實施,必須以這種金屬的充分供應為前提。全先生對明清兩代貨幣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討貨幣供給,以明瞭幣制之發展。在這方面沒有人做得比他多,也沒有人的成就比他大。為探究白銀和銅的來源,他接連發表了下面十二篇論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明季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上貿易〉、〈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明清時代雲南的銀課與銀產額〉、及〈清代雲南的銅礦工業〉、〈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明中葉後中國黃金的輸出貿易〉、“Trade between 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 during the 16-18th Centuries,” “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這些著述大大地增進了我們對於明清幣制形成的認識。

據全先生多年研究結果,明清時代銀銅複本位之所以能相當順利地運行,是由於銀和銅這二種幣材的供給大為增加的緣故。先就銀的供給來說,國內銀礦產額對於貨幣用銀的增加,自有貢獻。其中最主要的銀礦是雲南銀礦,從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每年產量可能在三十餘萬至四十餘萬兩。但是,當時銀的主要來源是國外,而不是國內;美洲和日本的銀產,尤為重要。自從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方人發現新大陸和東方的新航路後,歐洲海上強權紛紛在美洲和亞洲掠奪殖民地。西班牙人首著先鞭,於十六世紀上半十六世紀上半征服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魯(Peru)、和玻利維亞(Bolivia)一帶,又於1565年自墨西哥出發,佔領了菲律賓,而成為一個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大帝國。他方面,從十三、十四世紀開始,已有中國商船往來南洋各地,並有不少華人聚居菲島。西班牙人佔據菲島後,中菲貿易大量展開。中國與美洲間的貿易也通過菲律賓而快速發展起來。當時菲島生產落後,在那裡統治的西人生活必需品(如糧食)以至軍需用品,都要靠華僑商人供應。中國絲貨更為菲島及美洲西人所喜好。中國商品(特別是絲貨)於是大量往菲島輸出,大部份絲貨更以大帆船從菲島輸往美洲。為購買中國貨物,西班牙人找不到適合的貨物來交換。但是他們有一項產品,中國人都樂意於收受,那便是西屬美洲出產的豐富白銀。這樣一來,隨著中菲貿易的進展,每年都有大批白銀從美洲經菲島輸入中國。據全先生觀察,初時每年僅數十萬銀元,十六世紀末葉超越百萬元,到了十九世紀增至二百萬元以上,十八世紀每年更高達三、四百萬元,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減至一百五十余萬元。他估計從1517至1821年的二個半世紀期間,約有二萬萬銀元自美洲經菲律賓流入中國。

其次,與西班牙人爭雄海上的葡萄牙人於1557年佔領澳門。葡人以澳門為據點,也積極開展對外貿易。他們向中國大量收購絲貨、棉布、瓷器……等,分別往三個方向輸出,以謀鉅利。第一,往西運至葡人在印度的根據地果亞(Goa),一部份更轉運至歐洲。第二,往北運至日本長崎。明末倭寇為患,中國政府禁止日本通商,葡人趁機充中日貿易媒介,以滿足日人對中國貨物的需求。第三,也往南運至菲律賓。結果,大量白銀也不斷地由這三個方向流入中國。十六、七世紀之交,日本為世界上僅次於美洲的盛產白銀之地。據估計葡船當時運往長崎的中國貨物,每年約值一百萬兩以上,稍後有時甚至高達二、三百萬兩。

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早期,英、美、法、荷諸國也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以購買絲、茶等產品。英西東印度公司輸華白銀數量更居魁首。十八世紀後半,廣州一地每年輸入白銀達四、五百萬銀元之多。據摩爾斯(H.B Morse)估計,由1700至1830年期間,廣州一地淨輸入白銀約共四萬萬銀元;再加上其他港口的輸入,總數當在五萬萬元左右。

現在再看銅的供給情形。明代銅產不盛,鑄錢遠較前代為少(元朝除外)。十五世紀紙幣停止流通後,用銀多於銅錢。有清一代,不但白銀日多,銅錢流通數量亦大為擴張。清初鑄錢用銅,多從日本進口,稱為洋銅。從十八世紀早期開始,清政府積極發展國內銅礦,雲南銅礦產量扶搖直上。雍正朝(1723-1735)前期,每年產量從一百萬斤增至四百萬斤。從乾隆五年(1740)到嘉慶十六年(1811),年產大多維持在一千萬斤以上。銅產豐富,足以滿足全國鑄錢的需要。十八世紀到十九世期早期,銅錢流通額持續大量增加,白銀流通額並駕齊驅。銀銅複本位制,可說已發展至成熟境地。
物價史研究

關於中國物價史的研究,全先生更屬開路先鋒。研究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物價,非常困難。首先是材料缺乏,無論是官書、地方志、或私人著述,記錄零碎而又多不明確。原始材料如商店帳簿、土地買賣契劵、收租簿、官方報告,保存無多。其次,中國過去幣制和度量衡不統一,斗的大小、秤的輕重、尺的長短、地畝的寬狹,因地因時而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及重量,也各地互異,且有公鑄私鑄之別。因此,即使千辛萬苦收集到一些物價材料,仍然難以作時間上或地區間的比較。在重重困難之下,全先生多年來日以繼夜地搜求整理,做出了可觀的成績。今天我們對於民國以前約一千三百年間的物價變動,有一個粗略的瞭解,不能不歸功於他。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

滿清入關以前的物價變動的趨勢,除前述二篇有關宋、元紙幣通貨膨漲的著述以外,他還著有〈唐代物價的變動〉、〈北宋物價的變動〉、〈南宋初年的物價大變動〉、〈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及〈明代北邊米糧價格的變動〉等論文。現將他研究唐、宋物價的成果簡述如下:關於唐代約三個世紀期間,他發現曾經發生三個物價下落時期和四個物價上漲時期:(一)開國後十年(618-627)因承隨代幾度對外征伐之後,加以農產失收,物價昂貴。(二)從貞觀初期到高宗前半期許(629-666)約共38年間,政府鼓勵生產,改善錢幣,田禾豐稔,百物低廉,是政治史上的貞觀永徽之治。(三)高宗後期到玄宗即位之前近世紀期間,錢幣貶值,水旱間發,物價有騰漲之勢,不過上漲程度並不厲害。(四)開元、天寶時期(713-755),社會經濟繁榮,百物豐盈,物價廉賤,是歷史上難得的昇平盛世。(五)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結束了這個千古歌頌的黃金時代。此後三十年間,因受戰爭破壞,凶荒迭見,以致物價空前飛漲。(六)從德宗貞元間到宣宗大中年間(785-859)的七十餘年,物價有長期下降之勢。這是由於政府實施兩稅法,人民必須以錢納稅;同時,商業發達,對於錢的需求亦增。他方面,銅產不足,佛寺及工業用銅又大量增加,市場上錢的供給不能適應需求,演變為錢重物輕的現象。(七)唐代的最後四、五十年(860-907),戰亂連年,災荒頻仍,物品供應非常缺乏,物價於是又扶搖直上。

同樣地,全先生也把北宋物價變動勾晝出一個輪廓。他將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物價變動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960-1022),物價長期下落,主要是由於農產增加和貨幣緊縮二個因素所造成。第二個時期(1023-1067),因受西夏戰爭影響,耗費甚鉅,財政收支失去均衡,物價上漲。第三個時期(1068-1100),物價趨向低落。他認為當時物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實行募役、青苗等新法,對於貨幣的需要大增。第四個時期(1101-1127),物價升騰。此時政府鑄錢貶值,加以私鑄流行,所以幣值大跌,被金人圍攻時,交通阻斷,更加速物價飛躍趨勢。

考察北宋鑄錢數額,在第一時期內每年低至五十萬貫,高不過一百八十萬貫。在第二個時期,每年大都鑄錢百餘萬貫。第三個時期,鑄額突增,每年最少約二百九十萬貫,最高達五百萬貫以上。王安石新法,固然大為增加貨幣需求,同時貨幣供給也大幅擴張,所以物價是否趨向下降,值得商榷。當然,當時物價水準不如對西夏用兵時那樣高漲,是易於瞭解的。

全先生對於清代物價研究,用力最勤。他對於這個時期物價史的貢獻,我以為比他在唐宋物價研究上的貢獻還大。他研究清代物價的著作包括後列數種:《清中葉的米糧市場與貿易》(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與Richard A. Klaus合著)、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清雍正年間的米價〉(與筆者合著)、〈清中葉以前江浙米價變動趨勢〉、〈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與筆者合著)、及〈清康熙年間江南及附近地區米價〉。他的糧價研究,對於增進清代經濟之瞭解有二大貢獻:第一,他發現從十七世紀末直到十八世紀終了,糧食和其他物價有長期上升的趨勢,而且這種上升趨勢和當時美洲白銀的大量進口有莫大關係。如前所述,明清時代,白銀已成為中國主要貨幣之一。但是,中國國內銀產不豐富,白銀的來源主要在國外,尤其是美洲。當時西方人到東方殖民貿易者日多,對中國絲、茶等產品需求很大,於是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白銀流入中國。白銀進口越多,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也愈多,結果造成長期物價上升的趨勢。

有一點值得指出,即十八世紀的中國經濟空前擴張。人口約從二億上升至三億左右,耕地從七億五千萬畝增加到十億至十一億畝。其次,國際貿易大爲發展,國內各地區間貿易也顯著增加。再次,若干專業的工商市鎮紛紛出現。這些現象顯示,當時全國的生產與所得也大幅膨漲。生產與所得增加,市場交易數額擴大,對於貨幣的需求也必相應增大。在這種情形下,白銀流通額增加,末必會造成物價的上漲。

不過,十八世紀在中國流通的貨幣不只白銀一種。金屬貨幣還有銅錢,而且銅錢鑄造和流通額也大量膨漲。還有,到十八世紀後半,由於商業發展的需要,市場上私票(錢票及銀票)流行。這些私票,係由銀錢業或商號發行,大多無十足準備。一元現金準備發行數元私票額,是通常的事。這樣一來,私票儼然而為貨幣一新部門,和白銀、銅錢鼎足而立。它們不但大大增加貨幣流通量,而且促成流通速度的增加。所以,我以為十八世紀的物價長期上升,是這三種貨幣同時大量擴充所造成。

他在清代物價研究上第二個重大貢獻,是他對於各地區間糧價水準的差異和各地間經濟交流的考察。在十八世紀間,中國南方產米各省的糧價水準,以東南沿海的粵、閩、浙、蘇等省為最昂,長江中上游及內地各省(安徽、江西、湖廣、四川、廣西)則比較低廉,這是由於前者人稠地狹、糧食不足,後者人口相對稀少,糧食有餘,這種現象——各地區間糧價水準的差異——對於促進各地區間經濟交流起了莫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米價從四川、湖廣、江西、安徽等地經長江水路運到下游及東南沿海銷售;廣西剩餘米糧地也經由西江順流而下,運到廣東各地出賣。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糧食不足問題,主要是透過市場的運行而解決的。清政府的糧食政策運用,如常平倉積儲、截留漕糧備脤等,其效果遠不如市場機能。

他方面,東南沿海人口過剩地區向內地輸出二項主要東西:一為人力,一為工業品。整個十八世紀中國國內人口流動,最主要的方向是從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一帶往江西、湖廣、四川等地移動。大量移民的結果,內地農業資源得以開發,也解決了東南沿海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的危機。鴉片戰爭前長江下游出產工業品內銷的最明顯例子,是江蘇的棉紡織品。在這裡生產的棉布,通過長江運銷到內地各省。由此可見,全先生從貨幣、物價、國內外貿易、人口移動等多方面探討,把清代經濟史研究推展到新的境界。他的研究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對清代經濟的認識。

 

 

作者:王業鍵

來源:節選自王業健《全漢昇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重要貢獻》,原載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灣:稻鄉出版社,2003年。(注:標題為編者所擬。由於篇幅原因,刪去原文摘要及注釋。)

欄目編輯:李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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