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Zhou Wenjiu (周文玖) on Zhu Xizu (朱希祖) and the Institute for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osted on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周文玖

 

2015-11-14
史学研究


【作者简介】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关 键 词】朱希祖/史语所/傅斯年/专任研究员/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民国时期史学之研究”(10JJD770005)阶段性成果。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see here.


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为庆祝建所70周年,出版了纪念文集二大册,题曰《新学术之路》,对史语所的历史及其重要学者进行了回顾和研究,是关于史语所研究颇有价值的论文集。然由于各种原因,该论文集对与史语所有关涉的中外学人之研究,尚有缺漏。对此,负责主编该书的杜正胜在《序》中也不无遗憾地写道:“由于我们一时无法邀请到合适的撰稿人,以致无法在这里表彰他们(按:指伯希和等外国学者)与本所的关系。中国学者如马衡、孟森、徐旭生、朱希祖、冯友兰、许地山、袁复礼、丁山、商承祚、陶云逵亦然。诸如此类之缺失,使这本文集颇嫌美中不足,我们也感到非常遗憾。”①笔者近年接触朱希祖资料较多,对朱希祖与中研院史语所的关系亦曾留意②。撰著此文,若有助于纪念文集的“拾遗补阙”,进而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实乃笔者所期望。

 

一、从特约到专任再改特约——朱希祖在史语所的履职经历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始建于1928年。时傅斯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担任该校文科学长兼中文、历史两系主任。受蔡元培委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负责筹建历史研究所。傅斯年提出该所的名称——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明该所的学术目标和工作指针。

根据史语所章程,研究员分专任、兼任、特约三类。“专任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兼任研究员应于特定时间内到所工作。特约研究员于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临时委托到所或在外工作。”③以后,特约研究员曾改为通讯研究员。史语所初设广州,借用中山大学的校舍以作办公之用。1929年,史语所迁至学术中心北平,所址在北海公园养心斋。史语所聘请北平高校的教授担任兼任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此时,朱希祖在北京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史语所聘他为特约研究员。虽然聘任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但在史语所十八年度工作报告中,已经出现朱希祖的名字了。报告中说到“整理内阁档案”事项:“而此项档案,数量既巨,约十二万余斤,由历史博物馆售出时即已破碎,及辗转迁移之后,更加凌乱不堪。……又当开始整理时,本组即同时组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刊会,推定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五人为委员。审计定编印之史料丛书之一种(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明清史料》四本。”④这说明,朱希祖参与了史语所所接受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报告还说:“特约研究员朱希祖成《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序》及抄本《甲乙事案跋》论文两篇。又所编《宋代金石书录》《宋代官私书录》,俱在抄写中。”⑤《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是史语所整理的一部资料集,朱希祖为之写了序。该报告在谈到研究工作的扩充时,指出了三个方面:一是整理宋人笔记,二是订正《宋史》,三是编撰明清之际史料长编。⑥这三方面的工作朱希祖大概都有所参与,因为他当时正在编《宋代金石书录》、《宋代官私书录》,任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刊会委员。

1930年,史语所开始筹备编纂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朱希祖是委员会成员之一:“推举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刘复、陈垣、朱希祖、林语堂为编辑,并由傅斯年君负责进行。”⑦从《史语所十九年度报告》可知,朱希祖属于第一组,同时担任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委员,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年度报告在讲到他所做的工作时,说道:“研究员朱希祖二十年来搜访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史料约二百余种,南明诗文集约百五六十种,笔记杂著约十数种,其间颇有旧抄珍本海内稀有者,现拟更加搜访并参以内阁大库档案,编辑南明史及南明专题之研究。共成论文三篇:《劫灰录跋》《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明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⑧“馆中经费支绌,一时无从筹措,当经本馆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委员陈寅恪、徐中舒、裘善元等集议,陈请本院补助运费千元,以便移运。”⑨史语所的工作纪要还说明,朱希祖参加了1930年12月6日下午召开的史语所所务会议,负责明清资料的购置,并在会上“动议变更议事日程,先讨论第八案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馆址案。”⑩

在1931年1月25日史语所十九年度下届第一次所务会议上,关于朱希祖由特约研究员改为专任研究员的议案被通过。该议案是陈寅恪提出的。他说:“第一组工作以关于近代者为最重要,如整理档案是朱先生,关于近代史的知识既极其丰长,而十余年所搜集之此项史料在国内亦无有出其右者。现在朱先生倦于教授,本所正可藉此机会,俾得利用其所搜集之史料为精湛之研究,此于朱先生于所双方均大有裨益。现在学期开始时,朱先生所任各校功课亦已结束,正宜在此时改聘为本所专任研究员。”(11)傅斯年在会上也发表意见,说:“关于此事可以补充几句,本所特约研究员本有请求改为专任研究员之权利,而所方因研究上之需要,亦可请求其改为专任研究员。在本所常务会议中曾邀约第一组同人商议改聘朱先生之事,在原则上均承认有改聘朱先生为专任之必要。惟本所因此所增加之经费,在目前实觉困难,陈先生及同人之意见极当尊重,故拟在暑假前,一组少买书若干,以便对付暑假以后。本所经常费当呈请本院增加,求其免于不能维持。”(12)接着,陈寅恪就朱希祖的薪酬待遇发表意见,说:“关于薪给方面,朱先生资格学问应以本院研究员最高级薪俸待遇为标准。”(13)这个意见得到与会者同意,会议议决“建议于院长改聘朱希祖君为本所专任研究员,并以本院研究员最高级薪俸(每月五百元)待遇。”(14)这是史语所的决议。决议生效,还要报中央研究院批准,以院长的名义下发聘书。此时是1930年农历的十二月初七,距离春节也很近了。在大学来说,则是到了期末。朱希祖的专任研究员从何时开始聘?从朱希祖1931年4月28日致傅斯年关于聘任问题的书信中所言“任事未满三月”推断,朱希祖被聘为专任研究员当是自1931年2月始,至5月则改为特聘研究员。也就是说,朱希祖担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的时间是二月、三月、四月,共3个月。从专任改为特聘,这对朱希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故,为此,他与傅斯年多次书信往返,涉及一些人事纠葛,下文还要作专门辨析。

朱希祖就职专任研究员,主要想从事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他在回复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的致歉信中说:“鄙人虽退居里巷,亦誓谢绝俗务,专研史学。”(15)他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表的《编纂南明史计划》,应是他的工作目标。他说:“南明时代,指弘光、隆武、永历三朝而言。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起至永历三十七年八月止(清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约四十年。其间若鲁监国、郑延平王等事,亦包括在内。”(16)认为编纂南明史,需要有搜访、鉴别、归纳、编纂等步骤,而最后成一部纪传体的《南明史》:“计划中所谓《南明史》,专指纪、传、表、志体而言,大约三四年内,能得助理员及书记若干人襄助,或可编成。至于长编、碑传集等,不过一种预备工作,并非欲以传世。其他史籍跋文、作者传记以及种种论文,则随时可在本所《集刊》发表。”(17)看来,此时朱希祖的确想在史语所成就一番自己的著史事业。朱希祖在专任的三个月中,基本上是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工作的。1931年4月25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表白说:“希祖承兄赞助,能得专心著述,心颇感激,早已安心,专研史事,自二月初旬至今日,未满三月,已阅过南明野史二十余种,作札记数十条,作文十余篇,每阅一书,必从首至尾,悉心融会,阅竟,必作跋一篇,以批判此书之内容,不日可写出奉览,若不安心而二三其意,何能至此。”(18)但朱希祖的解释未能得到傅斯年的谅解,傅斯年认为他没有辞去北大教职,又给北大校长蒋梦麟写信,恳请“复职”,违背了自己先前的承诺,根据中央研究院院章,将朱希祖的专任研究员改为特约研究员。

此后,史语所的工作报告均列朱希祖为特约研究员或通讯研究员。二十年度史语所工作报告云:“特约研究员朱希祖为明清史专题之研究,成论文二篇:《吴三桂周王纪元释疑》(《集刊》第二本第四分),《后金汗国姓氏考》(《蔡先生庆祝论文集》)”。(19)史语所二十一年度报告,在第一组特约研究员的名单中,有朱希祖。原来由朱希祖担任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委员长变成了李济,在委员中,已没有朱希祖的名字。史语所二十二年度报告,特约研究员改为通讯研究员,朱希祖在通讯研究员之列。在史语所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度报告中,朱希祖仍是通讯研究员。因为《傅斯年全集》所收此后的史语所年度报告,组织情况不全,朱希祖此后是否每年都是特约或通讯研究员,难以确证。但在朱偰所作的《先君逖先先生年谱》中,却有一条:“1940年2月15日,接中央研究院蔡孑民先生来函,聘公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20)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辗转播迁,由云南到四川;朱希祖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1940年后辞去教职,任国史馆总干事、考试委员会委员,直至1944年去世,均在重庆。因为不在一地,学术联系较少,所以即使这一时期朱希祖是史语所通讯研究员,亦不过是一个虚名。他与史语所,在抗战爆发后实际没有多少关系了。

 

二、改聘特约研究员的风波——朱希祖与傅斯年的纠葛

朱希祖在史语所只做了3个月的专任研究员,就被改为特约研究员。这种变动,不是朱希祖主动要求的,而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依据“院章”做出的决定。这对朱希祖来说,当然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的结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是国内历史研究的最高机关,成立伊始,就有很高的定位。任职于此,不仅所获学术研究条件优越,而且待遇甚高,所以,史语所是很多史学家向往的学术研究机关。朱希祖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算不上降低身份,也是他乐意接受的一个职位。

1930年底,是朱希祖的多事之秋。北京大学史学系出现了反对他的风潮,有些学生要求他辞职,还发布驱逐宣言。为此,朱希祖两次致书北京大学代校长陈大齐,请求辞职。(21)朱希祖一方面提出辞职,另一方面,针对北京大学出现的传单《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进行反驳。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22)。这期间,北大校长有一个交接,陈大齐离开北大,到考试院任副院长,新任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于1930年12月23日到北大正式就任。大概在1931年1月中旬,朱希祖的辞职得到批准。(23)朱希祖辞去史学系主任后,该职暂由蒋梦麟代理。(24)一个月之后,即1931年2月10日,史学系学生向朱希祖写了致歉信,内云:“吾校过去文史不分,赖有先生力尽辛勤,得除此弊,使本系独立发展,以有今日。溯厥原流,殊感深荷。今不幸发生此次事件,缅怀往昔,深用歉然。生等以前态度无不因感情激发,致有失敬之处,想先生宏达为怀,当能鉴此区区,曲加谅宥也。”(25)朱希祖很快回函:“昨接来函,言此次发生事件,种种态度不无因感情激发,致有失敬之处。因道达歉忱。鄙人览此,亦已释然于怀。”并解释史学系不尽如人意之原因,最后表达希望,致以勉励。(26)四天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的《校长布告》:“查此次史学系主任事件,该系学生举动逾轨,违背校章;本应严加儆戒以肃校风,姑念该系学生随即省悟,自承尤悔,免于处分。仍望该生等励志力学,蓄德敬师,以期陪护本校固有学风,是为至要。”(27)至此,这场风潮最终结束。

朱希祖致陈大齐的辞职函,有一句“仍当避贤以遂鄙志”。“避贤”就是让位于贤者,这隐约反映了朱氏意识到教师中有对他担任系主任不满者,想替代他。“贤者”是谁?他也没有明说。在朱氏最为落魄的时候,他在1930年12月21日给傅斯年写有一信,对傅氏表示了感激。

孟真兄:

此次北大史系事件惟兄仗义执言,凛凛可钦!刚正之气,热烈之忱,感人心脾,永永难忘矣。希祖近日胃病复发,不能饭食,惟饮牛乳,亦不能外出,故不能到府畅谈心曲。希祖最近转辗思维,决定此后专事研究史学,不作教员,不作任何校长主任及各项办事员,故拟在年假后辞去清华、辅仁等校教课及北大研究所导师,使身体一无所累,集中精神以从事于一史,惟生计问题不易解决。前日承兄谈及研究院事,可以达我此志,年假中未识可以决定否?迟则事机一失,恐仍牵于旧累不可解脱矣。乘此机会快刀斩乱麻,使永无纠葛,亦可谓毕生之幸。希祖前此十八年颇忠于北大,从来不休息一年,所作史学文章皆在北大发表,今年对于史系自己增加两种新课,又作三篇新文章,亦可见不贪懒堕,肯负责任。而对于尊处允许出版之两种拙作亦未暇整理,顾此失彼,颇抱歉仄!此后愿移忠于北大精神以忠于研究院,助兄发展史学事业,略有几种愚见,足以贡献,将来当络续详陈,次第举行,必足以精益土壤于泰山也。扶病口授,使人草此,以当面谈,惟兄图之。(28)

傅斯年当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兼职教授。从这个信中,可以推测,傅斯年在朱希祖面前对学生举动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朱氏信中所说的“仗义执言、凛凛可钦!刚正之气,热烈之忱,感人心脾”,都很符合傅斯年的性格特点。驱逐事件给朱氏打击不可谓不大,以致他胃病复发,不能饭食及外出。朱氏也因此不得不思考下一步的规划。他想辞去教职,专事研究和著述。但若是这样,生计就成问题。盖傅斯年这时告诉他,到史语所当专任研究员,可遂其志。于是,朱氏表示愿意到史语所,“愿移忠于北大精神以忠于研究院”,并希望傅斯年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以后就有了陈寅恪提议、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的将朱希祖由特约改为专任研究员之决议。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朱希祖与傅斯年的关系。朱希祖是傅斯年的老师。朱希祖1913年进入北大,先作预科国文教授,1915年改任国文门本科教授。傅斯年也是1913年进入北大读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升入国文门本科,1919年夏毕业。从预科到本科,朱希祖可能都是傅斯年的授课老师。所以,傅斯年在与朱希祖的书信中均称朱氏为先生,总在自己的名前署上学生。朱氏在国文门主讲的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其讲义金毓黻在其日记中曾有评述。作为老师,朱希祖对傅斯年有很高的评价。据《吴虞日记》1921年8月17日,朱希祖对吴虞说:“去年暑假,国文科毕业,如傅斯年诸人,颇多佳士。今年暑假,国文科毕业者殊不佳。”(29)1920年至1926年,傅氏在英国、德国留学,期间他与北大国文系教授有过书信联系,奉劝国文系的教授们不要贸然举家到国外定居。他与北大教授们的通信,收信人写的就是朱希祖。1926年底,他任教中山大学,因为北洋政府对北京高校总是欠薪,教师生活困难,他还与中山大学当局商议,向北大的教授们发出南下的邀请,其中也包括朱希祖。(30)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后,他聘请朱氏担任特约研究员。这些都应是对昔日老师尊重的表现。然而,在将朱氏的专任研究员改为特约研究员问题上,傅斯年表现得非常决绝,是傅斯年秉公主持史语所,还是另有隐情,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保留在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有关档案、书信,展示了这次改聘风波的过程。改聘的起因是朱希祖1931年4月7日给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一封请求复职信。原信如下:

梦麟校长先生左右:

四月一日接到大札,通知请假一年事件已由评议会议通过。希祖近来已将各校兼任教课一概辞去,故对于北大教授决拟销假复职,且希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所任职务近三四月来并未间断,经手编辑《国学季刊》最近已出一期,尚有一期正在付印,所任研究所指导科目为明清史学生最多,近亦常来舍间请益,并仍旧指导,且弗请假以荒其课。希祖查研究所中别无教授担任明清史指导,明清史料整理会亦无人指导整理,故不忍决然舍去,且先生来长北大,希祖极愿襄助,惜不能竭尽全力为歉,然耳至于薪水给一层近来希祖已专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业已有给,愿援胡适之先生之例在北大亦不支薪,务恳。(31)

蒋梦麟将该信呈给了傅斯年,傅斯年认为朱希祖没有像自己先前说的辞去各大学教职,而是心怀二意,甚至背着他向北大校长请求复职,这与中央研究院要求专任研究员限制在外兼职的规定以及朱希祖与史语所的约定不符,于是他在4月23日给朱希祖写了一封信,虽很有礼貌,但态度却是明确的,即解除朱氏的专任研究员之职。原信如下:

逖先先生赐鉴:

先生向北大表示复职一事,两承清诲,感何可言。斯年为此思之十余日,澈夜不寐者两夕,缅怀师生之谊,重想斯年此时所负之责任,尚有未能已于言者,敢为先生陈其纲略。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在创置期中,艰难至多。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此意在先生决改专任之前,斯年为先生道之非一次矣。

二、先生之为专任研究员,固由斯年等甘愿赞助,亦由先生先表示自己决心于前。先生去年十二月廿一日书云:

“……”(即上引朱希祖致傅斯年信,为节省版面,以省略号代之——引者)

斯年等读此,能无感动。所以于最困难之情形中,终成此事者,皆以报答先生之雅意也。

三、今观先生致梦麟先生书云:

“……”(四月七日)(即上引朱希祖致蒋梦麟信,为节省版面,以省略号代之——引者)

观先生致梦麟先生书,不忍舍去北大,则先生十二月廿一日函所云者,特一时感情语耳。研究所及斯年等个人竭力奉赞先生自己做学问之事业,而未获换得先生在研究所之安心。斯年初看深疑何缘至此,岂有所克罪于先生,致先生在三、四月间,尽变其意向?继更思维,先生在北大年久,在研究所日短,如此存心,亦是至情,敢不佩钦!此时先生对清华、辅仁虽不支薪,亦未辞职,北大教授及国学研究所之指导又生此问题。斯年虑此实觉为难。想在高明洞鉴之中,无待多说。至于先生成一史于北大,或成一史于研究院,在斯年固以为同可欣幸,正不必争其在彼在此也。闻暑假后北大教授之待遇将有所改善,当亦有可以著述之机会。斯年当敬从先生向北大复职之意!敢布区区,诸希亮察!敬叩。

学生傅斯年谨呈

四月二十三日(32)

傅斯年的这封信对朱氏的态度看起来很是恭敬,极尽学生之礼,同时又依据一些事实明确表示,你朱先生到北京大学复职,我傅斯年完全赞成,但不能再做史语所的专任研究员了。朱希祖收到傅斯年的信后,非常不安,马上写了回信(4月25日):

孟真尊兄左右:

昨日傍晚接四月廿三日来函,颇深惊讶。书中所示各语,似专就蒋梦麟先生初告诉希祖之函,于尊处而言,固当严厉诘责。然希祖前日造府,已面陈取消销假复职之议,且允辞去北大教授之职;惟言措辞尚须考虑,此当日面谈之言,想兄不致忘却也!继又托毛子水兄商之于兄,谓清华、辅仁等大学,决再去书辞职,北大亦去书辞职,惟因南明史材料关系,一脱离北大,阅览抄录甚难,故商请可否兼任北大研究所指导功课两小时,薪水归还中央研究院,一则可以维系史料之关系,一则兄有约在前,言“专任研究员在外得兼课两小时,惟薪水归还中央研究院”,故此请似不致有碍,一则向北大辞教授职,请改讲师,措词似觉易于转圆,不与前函大相矛盾。子水兄必将此言达到,惟一去五六日,不见回言。前日请其来舍,据云:兄不置可否,子水兄劝我不必再至北大,专心编纂南明史为上策。希祖亦以为然,正拟作函去各大学辞职,并报告兄决辞各处教授讲师名义,并声明不必兼任北大研究所两小时指导功课,至史料一层,只好从缓,别想便利阅览方法。乃忽接来函,仍专提告诉之函而言,似将希祖当面之谈,及子水兄转达之语,一概弃置,深所未解。(33)

这封信很长,下文是解释为什么向北大请假而非辞职,为什么对清华、辅仁也是请假而非辞职。朱氏说,关于向北大请假的事,你说由你与蒋梦麟接洽,在我看来,你已默许。向清华、辅仁请假时,中央研究院的聘书尚未下发,且你多次说史语所经费紧张,上半年尚能应对,下半年必定发生问题,故待聘书下发后,自己没有勇气再去辞职。好在半年之后,即断绝关系。“所以此种过失,皆有特别原因,非故二三其心,不安定而抛荒研究事业也。”接着,朱希祖解释了给蒋梦麟写信销假复职的事,又说到自己几个月专心研究南明史的成绩,证明自己早已安心于史语所。最后说:“今兄必欲执未有成约,仅为片面之书函,定为罪案,不许改移,在希祖既有此次事件,固不愿再回北大,惟有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供人嘲笑而已!然在兄亦岂能免人讥评,盖寒心之人,恐不仅希祖已也!”(34)

傅斯年收到朱希祖4月25日函后,又于4月27日给朱希祖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个事情的经过,“尚有不尽如先生所示者,谨述其梗概。”他把北大史学系风波、聘朱氏为专任研究员的过程,朱氏向清华、辅仁请假而未辞职却向傅斯年说已经辞职,蒋梦麟把朱氏写给他的信呈给傅斯年后,傅斯年持朱希祖函询问朱希祖的情境,毛准与朱希祖商谈的情况等又再次复述了一遍,最后的结语或结论依然是:“此事目下之局面如此:一、凡此经过,皆未能使斯年相信先生必不东牵西挂。二、先生致梦麟先生函中各节,未经斯年知道,先向北大备案,其理由斯年愧未能喻。三、斯年于持大函奉询之后,先生犹未痛快决断,一则以措辞为虑,二则以保留北大研究所为言。前者斯年与先生所约之件,先生不实行,则此时与先生再约,斯年何能必其将来必无枝节?故以后如先生与中央研究院约,只有请先生直与蔡先生约。斯年对研究院殊不能再滋疚戾也。去冬先生自己坚决表示,要专任中央研究院事,斯年竭力奉赞而成之。此时先生充分表示要复北大之职,斯年又曲意奉赞先生此志,而自任对研究院之责任。如此迁就,反惹先生之‘寒心’,斯年实所不解。不过‘寒心’二字,正是斯年之心绪。若论人之讥评,则斯年自觉对研究院已是罪人,更有过于讥评者矣!先生有何意见,或作何约定,请与蔡先生约之。斯年实更担负不起。”(35)这封信还未发出,傅斯年又收到朱希祖4月28日写的信。朱希祖这封信为自己4月25日写的信表现出一定的情绪表示道歉,再次向傅斯年示好,其实还是希望得到傅斯年的理解,保留其专任研究员之职:

孟真尊兄左右:

前日奉复一函,谅已鉴察,惟愤激之时,恐多开罪之语,务祈原宥。希祖承兄赞助得专从事南明史,意甚感激,情亦融洽,因接来函,似无商量余地,且竟示意使去,故已决定辞职。继而思之,此事关系不仅希祖与兄二人,盖经陈寅恪先生之提案,复经诸同事之通过及蔡、杨二院长之厚意允许,任事未满三月,竟因吾二人稍有隔阂拂衣而去,得罪多人,心实有所未忍,且兄初为希祖规划此事,实是美意,即此次执法而行固职责之所当为,且亦含有成全作史不使分心之苦衷,公谊私情两不可负,用特翻然变计,已发信将北大、辅大、清大教授等名义辞去,以遵守院章,解除各种困难及非毁,如兄尚有别种为难之处,竞(径)行开除亦无怨悔。(36)

这封信的实质内容是决定放弃保留北大兼职教授的想法,“已发信将北大、辅大、清大教授等名义辞去,以遵守院章”,以便为傅斯年保留自己的专任研究员“解除各种困难及非毁。”最后一句“如兄尚有别种为难之处,径行开除亦无怨悔”,更是蕴涵自贬、恳求之意。但傅斯年没有改变决定,他5月5日写信回复,从该信行文看,他将没有寄出的4月27日所写回信一并寄给朱希祖:“先生四月廿五日函所示各节,斯年曾拟一稿,星期二正想抄呈,而廿八日之函至,遂以搁起。然此事经过之纲领,略具于此稿,斯年为自明起见,仍以此稿抄呈以备先生参考。忝承雅爱,不敢自昧,当不为罪!”(37)4月27日的信函有两点最为关键:一是表示,这个事件说“心寒”的应该是我;二是你有什么意见直接找院长蔡元培吧,我傅斯年负不起这个责任。5月5日回信则进一步申明己见:“先生四月廿八日函,厚意隆情,感荷无既!‘隔阂’一说,斯年岂敢如此?此一事件皆先生就专任前已决之件,而后来一段,致斯年对研究院负甚多罪戾。今既完结,幸何如之!谨申感激,敬乞垂察。”“先生廿五日函,谓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此则既非斯年存心,恐亦非此时实况。去年先生欲专任研究员事,斯年等竭力奉赞而成之,今年先生欲在北大复职,斯年等敬从尊命。在斯年固未提一办法,以强先生,而皆是从先生之办法,理无进退维谷之事。且斯年询之梦麟先生,则北大固愿先生复职。先生但能以致力最多之学问诏学生,则如有问题,校长负责。是则先生进退甚自如也。”“‘开除’一说,实谈不到。专任研究员之初任及历年续任,照院章是院长之事,而本所取开会议决建议之办法,以为自治之张本。为本所百年之计,即十倍于此之事,亦不能开‘开除’之恶例,且亦无人能开此恶例也。学术机关尤不能以此无礼之事加诸学人也。且此事经过,主动方面,节皆在先生,固不在研究所也。其他已托寅恪先生详谈,不赘。”(38)

由上述所引朱氏致蒋梦麟函以及朱、傅来往函,大致可以复原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先是4月7日朱希祖给蒋梦麟写了一封请求复职的信(盖此前北大给朱希祖一函,通知请假一年事件已由评议会议通过),蒋梦麟把这封信示于傅斯年。傅斯年得信后极其不满,执信到朱氏家中询问,朱氏作了解释,但还是表示想在北大保留研究所的导师职位。傅氏说这样不行,朱氏又以不好措辞为由持保留意见。后毛准在朱、傅之间进行协调。毛准劝朱氏将史语所外的所有职务一概辞去,朱氏还是想保留北大研究所一职。毛准向傅斯年汇报了朱氏的想法,言谈间可能有对朱氏不听其劝说的抱怨。傅氏在毛准面前没有明确表态。朱氏又找毛准了解他向傅斯年汇报时傅的态度。毛准说傅斯年不置可否。后朱希祖又到傅斯年处表示,实在不能保留北大研究所导师,一切辞去。傅斯年两天后给朱希祖写信,不提最近的交涉情况,依据朱氏写给他及蒋梦麟的两封信,表示尊重朱希祖的选择,允许他回北大复职,言下之意是解除史语所专任研究员职务。于是朱氏连作二书,解释、申诉,说明自己并未改变初衷。傅氏回复两函,没有给朱希祖留下可以回还的空间,而又用非常客气、非常尊敬的口气回绝了朱希祖的诉求,不改决定。

就两人的实际处境而言,当时傅斯年处于强势,而朱希祖则处于弱势。两人都说自己“心寒”,但朱氏的“心寒”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实寒,傅氏的“心寒”是没有赢得朱希祖信任的虚寒。朱氏说自己“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是实情,因为与史学系学生关系搞僵后,他很难或不愿再回北大史学系了,他想保留的只是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的名义。而傅斯年说您朱先生不是进退维谷,而是“进退甚自如也”,这不符当时情况,也显然不是发自真诚,因为无论是对北大史学系,还是对北大校长,傅氏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很清楚北大在对待朱希祖复职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他提到的对专任研究员的初聘和续聘,“照院章是院长之事”,让朱希祖找蔡元培约定,也是托词。他知道蔡元培不会干涉史语所的事务,即使干涉,傅氏也会抵制。(39)

傅斯年一面回绝了朱希祖的解释,(40)另一方面与陈寅恪商议,并让陈寅恪将意见转达给朱希祖,自己则不出面。关于他与陈寅恪商议的情况,傅斯年没有留下记录。但有两封陈寅恪致傅斯年的短信是专门说此事项的,兹录如下:“孟真兄大鉴:致朱先生两函稿读讫奉还,如此亦无不可。五月份预支薪水百元已领,谢谢。匆复即叩刻安弟寅恪顿首五月六日朱先生近日见面否?”(41)“顷逷先先生来谈,有两点嘱转达:一、北大不去。二、如中央研究院下年不聘则请早告。孟真兄弟寅恪顿首廿四”。(42)这两封信都写于1931年,第一封写于5月6日,即傅斯年写给朱希祖复信的次日,从该信看,傅斯年写给朱希祖的信也让陈寅恪看了;第二封写于5月24日。第二天,傅斯年就致函陈寅恪:“来书敬悉。请兄即以上两次同人谈话之实情(改聘为特约研究员)告逷先先生为感。否则可由兄再约一谈话会变更之。如无变更,即以此样提出星期六之所务会议矣。敬颂著安弟斯年五月廿五日。”(43)大概陈寅恪没有对傅斯年的决定再提出异议,于是,傅氏将朱希祖由专任研究员改聘为特约研究员之动议提交星期六的所务会议通过。5月25日是星期一,星期六是5月30日。也就是说,在5月份,将朱氏改为特约研究员在史语所内完成了程序,然后,上报研究院批准、备案。

将朱希祖改为特约研究员后,朱希祖没有到北大复职,也没有再到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然史语所却没有因此再聘他为专任研究员(44)。看来他在北平真的是“下岗”了。直到1932年10月,朱希祖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1934年春又受罗家伦之邀,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至此,朱氏方走出人生低谷,开启新一段学术生涯。

从上述朱、傅等人关于聘任问题的往返书信看,傅斯年解除朱希祖的专任研究员之职确实不留情面,甚至是武断:一、朱希祖的做法固然有不妥之处,如他向北大、清华、辅仁请假而非辞职,而没把实情告诉傅斯年。但他这期间也并未在三校实际授课(北大研究所的指导,不过是学生到其家请教而已),他要求在北大复职只是一种想法,而没有成为事实。二、傅斯年通告解除朱氏专任研究员的理由只是朱氏的两封信,而对此后两人的交涉、商议却没有提及。三、在朱希祖表示放弃所有主张,只做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后,傅斯年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对朱氏所说的“进退自如”、可以找蔡先生约定,等等,都是言不由衷之语。他给陈寅恪的信中有一句“否则可由兄再约一谈话会变更之”,说明保留朱氏的专任研究员还是不成问题的,并不涉及原则问题,但他最终没有这样做。

解除专任研究员,在朱希祖看来,是两人“稍有隔阂”导致,但傅斯年不承认这一点,说“‘隔阂’一说,斯年岂敢如此?”“此事经过,主动方面,节皆在先生,固不在研究所也”。朱希祖没有办法,只得接受这个事实(很有意思的是,朱希祖接受这个事实用的是“故已决定辞职”,“拂衣而去”,颇有点“天子狩于河阳”的气味)。但从以后出现的材料来看,傅斯年这样做,恐怕与学派矛盾更有关系,很可能是他借此肃清章太炎学派在北大乃至北平的学术势力和学术影响的一个举措。傅斯年虽然出身北大,受太炎弟子陶冶,但他建立史语所之初,已把矛头指向了章太炎。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学方法导论》,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45)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治学也不是完全遵循师法,却以师从太炎为荣,言必称吾师太炎先生。他长北大史学系,多年担任北京大学评议员,在北京大学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教授。把朱希祖赶出北大,对于削弱太炎学派,意义非同小可。从傅斯年以后给蒋梦麟、胡适的书信看,傅氏插手并卷入北大派系之争甚深。如1934年关于林损在北大文学院被解聘之事,他在致胡适信中说:“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损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可已如此。想孟麟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46)几天以后,他又致书蒋梦麟,除了对解聘林损拍手称快,他还毫无顾忌地大骂昔日老师马裕藻:“孟麟先生赐鉴:书电均悉。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三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即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于此人,未知先生高明以为何如?”(47)耿云志先生评论该信说“颇多义气之语。”(48)傅氏1935年1月9日致胡适信云:“梦麟先生必已见过。此时大家除非他处事非作不可,似当盯在北平不动。……‘守土’之责,此时在我们身上。回想先生前所云‘教育界视北大’佩极。上海事虽多,亦望先生早早北上!”(49)1935年11月10日致蒋梦麟:“适之先生如无要事,盼早北归,如过南京一留,斯年当一同北返。这两天元任不来,待之急极!一晤后料理即北行。他们如不能把北大抓走,我们的北大永在着!”(50)这些信显示了当时学界派别之争的激烈。傅斯年当时在北大虽是兼职,但他把北大当成了自己的家内事。作为“我们”的一派之一员,傅斯年既是军师,又敢冲锋陷阵,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他们”虽没明确哪些人,从傅斯年抨击的人看,很可能是指北京大学的太炎弟子们。

史语所对北大章门系统学者的排斥是很明显的。马衡是马裕藻的弟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与王国维关系密切。北大的考古学、金石学等课程大都是他开设的。董作宾曾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学生,马衡盖是他的导师。(51)史语所初成立时,“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即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一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的回复他’(《所档》元字152号之3)”。(52)现台湾史语所的学者对此辩护道:“这无关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之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53)这样的辩护很难令人信服。马衡参加考古组,主要是想参与殷墟发掘,这对北大考古学科建设、对殷墟发掘、对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有何妨害?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论,将其拒绝于“千里之外”实在没有道理。这里面其实还是门户畛域在作怪。

朱希祖离开史语所后的几年,与傅斯年还保持着交往。虽然在此期间两人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分歧,但限于学术争论之内。然到抗战兴起,朱希祖终于在其日记中明确表达了对傅斯年的不满乃至愤怒。他在1938年8月7日日记中写道:“大儿新作《后九迁记》一篇,余读之颇感慨。盖前在北平草厂大坑购屋三十余间,以为可以一劳永逸,永不再迁,故当时撰《九迁记》一篇。……不料自民国十九、二十两年遘傅斯年逢蒙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迄今又遇国难,奔走蜀道,几又将九迁矣。余老而益奋,不稍介意,然读此记亦不能无动于衷也。书籍既分散于南北,饥躯又偏走于东西,著作不能着手,皆蒙此影响也。摧毁学术,是谁之过欤?既欲窃据学者高位,又欲奔走势利之门而为政客,妒才嫉能,将终为小人而已矣”。(54)朱氏的日记,显然有他的个人情绪和偏见。朱氏在这里说到除史语所外,还有北京大学之去职,也是傅斯年的原因,对照他1930年12月21日向傅斯年表示感谢的信,他在态度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什么原因?笔者曾就朱希祖离开北京大学是否与傅斯年有关一事,两次求证于与傅斯年有过亲密接触的何兹全先生。何先生肯定地说有关系。他说:“我当时很年轻,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但有一次傅先生与我聊天时曾说起这事,说他鼓动学生赶走了朱希祖,陈受颐当史学系主任也是他推荐的,并夸陈受颐的学问好。傅先生谈起这件事时很得意”。(55)何先生是山东菏泽人,与傅斯年可谓是山东老乡,他的族兄何思源与傅斯年又是要好的同学,故傅氏对他说话不会设防,傅氏与他的谈话,应是心里话、实在话。吴梅曾是北京大学教授,后在中央大学任教,他在其日记中也谈到朱希祖离开北京大学的事:“往访林公铎,同往刘三处长谈……席间所谈,皆北大近日事,方知朱逖先之南来,受傅斯年之绐,许守白之解约,出胡适之意,而朱与许皆未知也。可胜浩叹。”(56)看来,傅斯年在朱希祖离开北大这件事上,用了点“阳谋”。他在朱氏面前,斥责了学生,在朱氏背后很可能又鼓励了学生。傅斯年既然不满于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长系,约请他到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就很难说是出于真心。朱氏到所3个月即遭改聘,固然有他的个人责任,但根本处还不在这里。在北大史学系主任及其后的史语所改聘问题上,傅斯年参杂了个人情感和门派之争的因素。朱希祖获悉内情后在日记中之所以写出攻击傅氏的话,盖源自于此。

抗战以后,朱、傅不在一地供职,交往更疏。(57)朱希祖甚至交代女婿罗香林,自己的民族史研究论文《云南濮族考》可在昆明的期刊发表,但史语所刊物除外。(58)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科第二届评议员改选,他对姚从吾提议的仍推第一届的评议员如胡适、傅斯年等继续当选大为不满。(59)可见朱氏对傅氏个人成见之深。究其根源,与北大、史语所两次“夺位”密切相关。门派的分野最终导致了个人的怨怼,这是朱、傅关系的悲剧,也是在学术发展中应引以为戒的。

 

三、一场与治史理念关系不大的学术论争——关于明成祖生母之辩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过去曾做过梳理。(60)此处只意在表明,这一学术论争,争辩的不过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除此之外,不应作过多的解读,与治史理念很难说有什么关系。

先是傅斯年1931年发表《明成祖生母记疑》(61),认为明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至于碽氏是何人,傅斯年只是作了推论,说她肯定不是汉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丽人甚至是色目人,并断然否定了碽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明成祖是元顺帝之子的说法。朱希祖读到该文后,对傅斯年的观点表示异议,于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62),随即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吴晗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考》(63),支持傅斯年的观点,反驳朱希祖;李晋华作了《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64),也是赞同傅,反驳朱;傅斯年则在李晋华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65)。李晋华、傅斯年的文章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同期发表。朱希祖看到了两文的晒印本,于是他又写了《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66)。

以后吴晗给傅斯年写信,鼓励傅氏再写文章与朱氏辩论,并提供了一些资料,但傅斯年除了有一篇没有发表的学术札记外(67),并未见再有论文公开发表。至于王崇武1947年发表的《论皇明祖训与明成祖继统》(68),则是把疑问当成结论,然后再求原因,很难说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再后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无论是涉及的资料还是论述的缜密程度,都没有超过这次论争。这次论争,虽然傅斯年一方人数占优势,但也不能说就取得了胜利。正如王汎森说的“没有形成结论”,“傅斯年在这场论争中未分胜负。”(69)明成祖生母问题,应该说,还是个悬案。

这次论争似乎表现出一点宗派习气,李晋华、吴晗、傅斯年相互合作,把矛头指向朱希祖。双方都有点争胜的意味,但在文章或通信中又不承认这一点。朱希祖在论辩期间与傅斯年有书信来往。朱氏说“吾侪究系一家,不欲大伤面目”,若你撤下为李晋华文章所写的跋,我再辩文章可以不涉及你,而专驳吴、李。(70)傅斯年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并希望朱文发表在《史语所集刊》。(71)朱氏没有把文章交给《史语所集刊》,而是在《东方杂志》发表。朱氏给傅斯年的信颇显其书生气,他与傅斯年拉近乎,其实李晋华、吴晗都是傅斯年一手提携起来的,傅斯年与他们更加亲近。但这些不过是学术论辩之外的花絮,并不影响论辩文字的严肃性。这次论辩最根本的价值还是在学术方面。

在论辩中,傅斯年、吴晗都批评朱希祖过信官书。傅斯年说:“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72)朱氏对此指责则不认可,他在第二篇文章中专设一节“辩过信官书”,举例说自己并非如此,“判断是非真伪,全恃凭证,官书私书,无所偏倚也。”也就是说,在对待史料问题上,虽然他们对具体文献可信度或价值的判断不尽相同,但在对待史料的总原则上并无二致。至于他在文之引言部分说的“今学者不信洪吉喇氏及甕妃为明成祖生母,而仍信碽妃为明成祖生母,则究其源,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此与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73)则是把话说得过重。他将学术观点与当时危难的国势相联系,虽有警醒意义,却给人留下一种扣政治帽子的感觉,与双方努力所求的学术之真似有脱节。但若反过来,认为朱氏受他这种思想支配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来找材料论证官史中的“传统”观点,也是把话说过了头,也不符合实际。这次论争,精彩之处就在于这些明史高手们史料功力的比拼和逻辑论证的盘诘,而涉及理论的论争微乎其微。吴晗给傅斯年的建议没有超出史料的范围;傅斯年后来的学术札记也是在史料和逻辑论证方面查找朱氏的漏洞,而未在理论方面贬抑对方。因此,把争论归结于史料观、民族观的差异,进而视之为治史理念分歧的典范,给他们戴上了不同类型的学术帽子,恐非见到之论。

(说明:因字数限制,删除了注释,如需查看,请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