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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帝制》书摘| 革命还是立宪?是个假问题

2015-12-04 秦晖
现代社会主义

 

《走出帝制》书摘| 革命还是立宪?是个假问题

腾讯文化 秦晖 2015-11-11

[摘要]如果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别,而是目的之别——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制。那么这种区别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本文摘自《走出帝制》,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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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改革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基本颠覆了过去对“革命派”和“立宪派”(又曰改良派)的传统认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体现的立宪派政治形象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像革命派的结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张受到新资料质疑的结果。如侯宜杰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
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哪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哪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
如此用通俗白话向公众宣布与官府“翻脸”、“对抗”,号召“小百姓一齐要动蛮”,这还是“改良”吗?
一般地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只是政体有些不同,与实现二者的手段不是一回事。实现君主立宪的过程未必都是和平的,典型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还只是实君宪政,流血已经不比很多国家的共和革命少,光战争就打了长州战争、戊辰战争、西南战争,还有频繁的暴力政变与暗杀,从维新先驱吉田松阴,到“维新三杰”中的两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坂本龙马、大村益次郎等明治明星都是死于非命。中国的君主立宪派也并非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当然希望朝廷和平立宪,但从未排除其他选择。从最早的戊戌密谋到自立军起义,暴力维新、武装“勤王”的传统一直就有,保路运动中的“动蛮”并不是偶然的。相反,实现共和民主的过程表现为和平的革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事实上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就不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多。所以把革命派与“改良派”之别看成暴力与和平手段之别只是想当然罢了。
如果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别,而是目的之别—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制。那么这种区别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清末朝廷与民间的“立宪派”虽然都讲要立宪,但实质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战后日本那种保留了天皇的民主制,而是明治维新建立的“皇道”政体,就是明治时期那样把权力从诸侯(诸藩)那里收归中央,以强化天皇的权力,即所谓“大政奉还”、“废藩置县”,在中国人看起来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变”,即从“封建”变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这种立宪当然也有西方宪政限制君权的一点影子,但最终还是权归天皇,而责任却在“立宪”名义下推给了臣下(内阁等)。后来二战时那种战胜了是天皇权力的英明圣断、战败了天皇却不承担战争责任的状况,就是这种日本式立宪特点的集中体现。
当然,这样的立宪虽然“宪政”的色彩不浓,多少还是有一点,如政党、国会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了。但对于日本而言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明治以前还处在诸侯林立、类似“周制”那样的“封建”状态的日本来说,废藩置县(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日本版)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化是一大进步。如果与英国相比,明治维新并非“光荣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体制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荣革命后的英王,但与中国的秦始皇相比还是有了一些“都铎式王权”(类似于亨利八世、或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的特点,也确实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当时“周秦之变”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经不是“封建”而是帝制,而且这个老大帝国已经暮气深重、弊端百出。中国的立宪并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是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国传统古儒对“周秦之变”一直保留的潜在的不服气,虽然远远谈不上最近秋风兄讲的“儒家宪政”那么夸张,但向往“三代”、不满“秦制”的思想脉络还是有的。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虽然也很夸张,但他对古儒“封建”价值观与帝制相冲突的敏感,也非仅空穴来风。这种“封建”与帝制、贵族与君主、周制与秦制的矛盾虽然不能被夸张成“宪政”与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宪政大潮东渐的背景下,那些对“秦制”不满的古儒传人至少不敌视宪政、相反却容易从不满“秦制”走向反对专制、接受宪政,却是不难理解的。笔者过去就指出鸦片战争后的学西之风首先就是从这些“反法之儒”开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宪派的绅士们尽管对宪政的真谛还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远远不像过去有人所说的那样肤浅),然而毫无疑问,他们谈论立宪就是冲着“秦制”来的,搞立宪就是要改变帝制(虽然未必废除帝号,也并不特别仇视某一个具体皇帝),却是毫无问题的。因此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种“日本式立宪”。正如论者所言,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他们“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还是立宪之前的过渡形态,层次更为低下”。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因此,虽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搞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所谓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日本式立宪就是要学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实现的“周秦之变”,它是要维护“秦制”、维护君权的。而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虽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国女王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其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要的共和制可以说并无区别。
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知道这一点。如革命派的汪精卫说:“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而立宪派的英国式立宪,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说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而革命派也有人接过这种说法,把自己(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野称为“排满论与政治革命论”的区别。
原来,革命派之所以反对保留君主,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要以“反满”为号召,满族是征服者,必须赶走,如果说汉人皇帝能否保留还可商量,清朝的满族皇帝那是绝不能保留的。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句话说,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
可见,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而清廷的“立宪”却是要维护帝制。追求如此南辕北辙,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异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别无他途。而立宪派则留了一条皇帝若能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就不必强求废君这样一条和平变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坚不放弃皇权,那立宪派们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齐要动蛮”的。而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决不愿意当“虚君”,那革命终归就很难避免了。后来也正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中国传统的反对势力(会党、民变乃至朝廷内部尾大不掉的军阀政客之类)汇成大潮一齐“动蛮”,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走出帝制》,秦晖 著,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走出帝制》图书简介
本书是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论共同自由》已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