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did Qin Hui’s (秦晖) new book “Leaving the Imperial System Behind” disappear from the shelves? Answers can be found in Liu Yu’s (刘瑜) book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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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ldom comment on the texts posted, but this is a must-read indicative of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to Chinese academia in general and to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particular!

秦晖新书《走出帝制》为什么全面下架?刘瑜的这篇书评里有答案

 

2015-11-29

刘瑜:《走出帝制》,走不出的底子


今年10月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出版新著《走出帝制》,出版社为群言出版社。最近两天,《走出帝制》被勒令下架,一夜之间从当当、亚马逊、京东消失,出版社方面也被约谈。眼前所见,正是对“走出帝制”这一命题的当下意义的最好注解。

《走出帝制》究竟在讲什么?知名学者刘瑜通过“观察中国”与读者分享她为《走出帝制》所作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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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瑜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

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走出帝制》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走出帝制》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走出帝制》一书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

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

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但是,无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十分有限。袁伟时先生曾经根据“宪政的机会是否覆灭”这一标准判断辛亥革命是否失败,并将1926年段祺瑞政府被冯玉祥武力逼退,作为辛亥革命正式失败的标志。

秦先生以“不能以革命的理想是否全面实现作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为由,对袁先生的看法表示了异议。固然,不能以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否实现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但是,革命是否失败总有一个最低标准。当武夫将民主、民权(辛亥革命的理想)的制度性机制彻底抛出窗外,说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失败了,并不为过。

但是,这种政治失败多大程度上是民国政府“倒行逆施”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下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相互竞争、治理逻辑力不能敌的必然结果,则可以讨论。

民国军事失败的背后是政治失败(动员与“统战”的失败),而政治失败的背后则是观念的失败。如果宪政机会的覆灭——如袁伟时先生所言 ——构成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这个失败背后的观念性力量又是什么?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吗?

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华民国派出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走出帝制》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

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

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

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

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

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

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

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

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

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

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固然,清末有过郭嵩焘、徐继畲式清醒的“西式个人主义者”,并且假定他们——如秦晖所论证的——构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点恐怕会有其他历史学家表示质疑),经过甲午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强刺激”(甲午战争、庚子条约、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等),这种“西式个人主义”最终昙花一现,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同样,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倾向,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应由新文化运动的“反儒不反法”负责,亦可商榷。毕竟,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反儒不反法”的斗士,但也有很多像胡适、鲁迅这样“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古儒”,而是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法儒”。

对他们来说,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脱去了“儒”的外衣,才能让人们看到“法”的内里。秦晖先生在论述过程中,直接将周制下的“古儒”当做历史现实本身,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这些“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而是重构“小共同体”的基础——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维的自由民主之上。

毕竟,“小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亦有不同,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小共同体”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消解国家主义的组织资源。只有自发生长、价值多元的“小共同体”才构成对“大共同体”的对冲性力量。

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从道不从君”的“古儒”风范,但大量的——如果不是更多的——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儒家”和“国家主义”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千年不绝的联系,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

不管机制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启蒙”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失败了。国家主义穿了件“新马甲”,重新爬出了历史的隧道,启蒙最后变成了法家变本加厉的复仇。

那么,怎样逃离历史的“诅咒”?这就构成了秦晖先生在书中的第三层追问:如何总结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训?

逃离历史的“诅咒”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 “中西文化之辩”上了。

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 “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走出帝制》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

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

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

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 为基础的制度。

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

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 “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

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来源:公众号“观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