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Yang Nianqun (杨念群): Please return emotions to historiography — o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ndition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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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感性请回史学,描述历史状态中的矛盾与困境

——兼谈历史上我们如何看待女性和父亲

演讲人:杨念群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20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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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2015年11月1日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第74期《“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回望与思考》上杨念群的发言,点此阅读另一位沙龙嘉宾赵园的发言。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我看了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之后,概括出两个关键词:第一,感性;第二,困境。

先说感性。为什么提到感性?到底感性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地位,如何来定位?这是我觉得未来历史学要走下去的话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是排斥感性的,追求客观,追求历史规律,追求大的结构、大的演变。没有错,可以,但是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唯一的道路和唯一的选择。历史研究应该凸显人的存在本身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和他本身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我们把所有条件摆列出来以后,最后人消失了,没有人了。我们现在很多研究缺乏对人的基本理解,对人的命运状态和他所身处环境里面的感受、活动方式的基本理解。所以我觉得其实把感性重新请回到历史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研究明清士大夫还是研究家庭伦理本身,实际上都涉及她自己表述的一个词——“痛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你研究一段历史或者写作一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带入了你的感情?当然这个感情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滥情,不能随意介入,历史有本身的脉络在里面。但是感情的带入是不是就是一种罪过,写的漂亮文字是不是就是历史的罪过,是不是文学归文学,历史归历史,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给历史学叙事正名,让历史学所有东西都写得好看一点、可读一点。可读未必就是浅薄,我们觉得有可读性就是浅薄,故作高深的讨论就是深刻的,一定要打破这种二分法,使历史写作归于一种比较人性的写作。

这是我特别地与赵老师引为同道的原因,因为我在历史学研究里面,同样是被边缘化了。我不是主流,各种奖我也拿不到,不会给我。并不是我自吹,可能他们觉得我写得太好看了(笑)。我并不是说真好看,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满足,但是他们觉得很好看了,这就变成了历史学的“罪过”。应该改变这种现状,为什么不能写得好看一点?所以感性如何带入到历史研究的写作中,使它重新拥有它的位置,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我比较喜欢读那种漂亮的文章,漂亮的叙事,漂亮的表达。历史学已经改变,不要排斥感性,不要排斥痛感,对历史深刻的个人理解,不要排斥人性,否则历史学将变成一种干枯僵尸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没有血肉,没有温度,谁去看。这里我想特别谈到女性,女性学者的敏感度和对历史的切入的那样一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敬佩的一个方面。

 

回到赵老师的《家人父子》这本书,有几个话题我想跟大家交流讨论。一个就是现在有一种极端的看法,就是对女性、对家庭的这样一种研究,有两种过度的想象。一种过度的想象是,我们传统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五四以来的家庭叙事和对性别的理解。比如我们脑子里,大家可能中学、小学课本里看过《家》《春》《秋》《雷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叙事,实际上都是五四的叙事,巴金、曹禺笔下的家庭非常黑暗,家庭里面明争暗斗,漆黑一团,但是争斗的根源就是宗法制度,是家庭制度的黑暗性。五四以来的叙事一直把批判和推翻或者清算这样的一种家族制度作为我们的使命。这样的一种叙事和命题,贯穿在我们所有的历史研究中。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家庭被妖魔化了,极端的妖魔化,我们一想到家庭就想到了那个老太爷,他是一种冷暴力的家庭,在他底下的一切,不管是夫妻还是父子,还是子孙几代的关系都是受害者,是这样的框架,这是我们受到支配的一种传统的思维。

但是第二个思维恰恰相反,是把士人跟女性的关系美化和过度理想化,我们一想到就是钱谦益、柳如是,两人在江南诗酒唱酬。我们很多美国中国学著作,包括西方性别研究著作,都是刻意为了反五四的叙事,把五四以来所批判的封建大家长、大伦理脉络下的那样一种东西,把它倒转、颠倒过来,重新加以定位和肯定。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通过翻转,我们称为后现代的一种叙事,翻转过来之后,反而把五四一直批判的那套东西,过度地从妖魔化的一种状态,倒转过来变为过于美化和理想化,这是现在对中国家庭的研究最大的问题。甚至有的书把颠倒祥林嫂形象作为出发点,他说鲁迅对祥林嫂所有的描述都是不对的,你看江南有很多上层妇女,可以随便跟丈夫出去宴游,可以出自己的诗集,可以有很多活动,所以有很多著作描述江南女性的优雅自由。但是这样过度的美化和理想化,同样不是历史的真实,跟五四叙事一样,只是把五四那样样妖魔化传统家庭倒过来,像一个银币的两面。我想这一点上我们要重新反思。

赵老师刚才特别谈到里面她引的材料和提到的很多事例,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不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也不是为了某个群体去辩护什么。比如说很多作者,他直接介入到女性的状态里面,为女性做辩护,或者为女性呐喊;还有一部分,他说女性根本没有受到压迫,为女性原来的那种优雅状态提供一种证据。赵老师不是这样,她是想把女性和父子的关系放在非常复杂的现场状态里,看他们所身处的困境。其实历史学带给我们的任务,不见得是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要描述出当时的状态,甚至那种状态中的矛盾和困境,把这个呈现出来,这就是人生。你会从中得到一种启示,会反馈到自己的人生境遇里,来看整个的历史脉络,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实这些方面我觉得你要看到它的困境,你就会发现当时的士大夫,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里面的那种东西是非常复杂的。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儒,或者是一个士,表面看起来拥有很高深的知识,他的身份也很高,但是实际上他非常迂腐。以前的作品或者把儒写成很不堪的,一个被打倒的老太爷代表的阶层,或者把儒描画为一个优雅的君子,但是实际状态里他可能是很优雅,但是对待女性的时候,在当时非常有现实状态的一个现场,他表现的可能是非常陈腐的,“见识便陋”,确是一种儒病。在面对女子的时候,他可能是见识很“陋”的。她处理一个具体事件、具体场景的时候,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里。应该可以看到,在具体场景里,可能在某一件事上可能会“陋”,但是在某一件事上会非常明智,所以人性的复杂会表现出来。

赵老师书里比较了冒辟疆和董小宛、钱谦益和柳如是。钱、柳是悲剧的,但是董小宛是一种非常忧郁的状态,因为钱谦益是不顾世俗的,所以柳如是活得很潇洒,两者是不一样的。可是冒辟疆也不是渣男,因为他也有对董小宛温存的一面,只不过在家庭非常复杂的脉络里面,他处理得更加艰难而已。而钱谦益是江南大佬,翩翩君子,他处理家庭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资源,他有能力处理这个,但是冒辟疆没有这个。但是钱谦益有时候也很渣,最有名的故事是他要投水自杀的时候,他的手伸到湖里说这个水太冷了,算了,咱们别投湖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在具体的脉络里面,我们如何看待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对女性的评价,现在性别研究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钥匙权的问题。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家庭里面的女性已经突破了三纲五常对她的束缚,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一种权威的,也就是对财产的管理,在理财方面。还有一点,在教化子女方面,她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一般女性家庭里面,可能女性是懂点四书五经的,对子女的教养往往控制在女性手里,所以性别研究认为要翻转过来,对女性在家庭里面的待遇我们要重新评价,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但是她有管理权,有某种意义上的教化权,却不是一种财产的拥有。而且,所有的教养权都必须在家族脉络里,在家族对子女期待的总的目标规范之下,女性实际上成为一种工具,所以教化权本身的质量和达到的高度、程度如何,我们是要打问号的。像类似这样的一种研究,我觉得要审慎地加以评价,不能说她拥有了财产管理权和教化权,我们就反过来说女性在家庭里面的自由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记得这本书里面特别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她描写女性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就是她往往不说话,家里面非常沉闷,甚至一进门之后必须要击掌,才发现这屋里还有一个女人。如果一个女性生活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几十年,这样的环境中,她的压力有多大,我觉得她是不愉快的。因为我在徽州曾经访问过民居,徽州民居是这样的,它是两层楼,一层是客厅,二层分很多房间。其中一个房间,它的光线非常暗,基本上不采光,窗户非常小。屋子里居住的女性在平常是不能下楼的,她只是在吃饭的时候下楼,很快就要上去,反复下楼实际上是违反规矩的。我很难想象一个女子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要过一辈子,而且这变成了一种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妇女在那样的历史氛围里面是真正自由、解放的呢?我想这恐怕是现代性别研究提出的女性自由解放命题里,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一个具体的女性命运当中,你是否真正从人性角度理解女性当时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重新加以反省的。

还有就是“礼缘情而起”,度在哪里非常难以辨识。有的人认为买丑妾安全性很强,像类似这种东西,在女性本身的叙述里是很难发出的声音,都是由男性叙述的,我们也可见礼法之严酷。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东西推到一个极端的位置,它一定是好,一定是不好。

 

下面是我自己对父子的关系的认识,也跟大家做一点交流,因为也涉及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转变问题。因为家族伦理和宗族制,其实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宋代以前只有门阀大族是在宗法制里面,下面的老百姓是没有宗法的,因为老百姓是不能随意祭祖的。朱熹把儒家伦理简化成我们的通俗读本,拿到底下以后,老百姓才能祭五代以上的祖先。追溯祖先是从朱熹《家礼》颁布之后,但是成为制度更晚,应该是在明代。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宋以前的儒家作用是非常微小的,所以现在很多新儒家动不动说我们几千年以来是儒家统治的,那是胡说,唐代儒家的作用就非常小,李世民就是一个胡人,或者说胡人血统的,他姓李,所以他拜老子,他觉得跟老子有关系。所以儒家在什么样的位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是需要我们讨论的。宋以后,为什么宋以后儒家才真正起作用,是因为允许你祭祖以后你就可以修祠堂,否则修祠堂的权利属于贵族、属于皇帝,修祠堂以后你可以把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写到家谱里面。通过拜祭祖先的方式,才能形成所谓的基层宗法制,基层宗法制是从宋以后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大,以后在我的文章里如果有机会我会不断强调这一点。

这里面有几点是我需要跟大家讨论的。唐代那时候女性是非常自由的,因为它受胡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穿衣影响,穿得很暴露,但是宋以后就不行了。当然家庭冷暴力是不是在家族制以后形成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讨论。还有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儒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父不可责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渣滓,就是父亲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对的,他犯了错,因为他是父亲,你还要认为他是对的。现在很多新儒家还把这个视为经典的教条。

赵老师书里面提到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这是我们五四精神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必须要继承的一点,就是“幼者本位”,让年轻人更多地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他们的机会,使他们的精神得以传播。不是越老越好,我现在已经是大叔年龄了,我不觉得我说的话是对的。我觉得鲁迅所提出的“幼者本位”是相当重要的,鲁迅他本身身体力行,要扛着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到光明中去。很简单,“幼者本位”很重要,这是对“父不可责善”非常重要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们应该继承下来,而不是倒退。现在很多所谓的“新三纲”“新五常”是一种赤裸裸的倒退。我并不是不赞成把新的儒家放在新的时代里重新唤起它新的价值,但是像“幼者本位”,当时鲁迅已经解决了,你要让乌七八糟的东西重新返回来,而且打着儒家复兴的旗号,这不是很可笑吗?

另外我觉得鲁迅的“幼者本位”是不是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大家可能看过著名的影片《楢山节考》,就是老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要被儿子背到山里,把他饿死,这对于我们的孝道文化来说太残酷了。但是那个影片表现得非常悲情,从经济角度来讲,那时候资源非常贫乏,你老了以后我养不起你,老人也非常心甘情愿地让儿子背到山里。当然我不觉得这是好和坏的问题,就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生存的土壤和它本身的理由。但是在日本,如果你要看三岛由纪夫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日本文化是一个青春的文化,是一个年轻文化,虽然日本人的老龄化程度现在越来越高,但是他是为年轻人让路的。在我们所谓的孝道和新三纲五常的伦理脉络里面,是不是应该重新唤起鲁迅先生的“幼者本位”的问题,至少可以讨论,并不是谁是谁非马上可以澄清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想回应一下所谓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现在也是被过度地美化。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谈“士”,好像很高大,充满了一种光环,只要一提士,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社会担当、文化担当、政治担当,都由士来完成。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去读赵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相互虐杀,当然这可能也是皇权体制对士大夫的威压造成的。我看了《想象与叙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往南明跑的一些人,他们原来是在大顺政权底下,后来大清来了以后,他们对大清是持抵抗态度的,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甄别,这些大臣当时是不是负了清了,所以当中有很多经过千辛万苦回到南明政权的圣人,却受到了无情的迫害,受到了很多的怀疑和摧残,所以那里面的心态、心情,我看了以后真是感觉很震撼。

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士和皇权的关系,仅是一种所谓的抵抗皇权吗?不一定。赵老师书里面特别提到了,很多士大夫表面上显得很正义,很有政治的正确性或者正当性,其实都是为皇家的家事在忙碌。比如《大义》里,出现了一个立太子的问题,打来打去都是为皇家的家事来争,那你的境界有多高我觉得很怀疑。所谓公和私的关系,应该是天下大公,天下大公如果缩减为皇家的家事,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何在?所以我们现在把士大夫脉络拔得太高了,认为士抵抗皇权,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修订的。包括东林党争的很多事情,都是莫名其妙的,不是什么特别需要争的事情。比如复社对科举的影响非常大,他可以安排科举的名次,皇帝都安排不了。在这样的脉络里面,是利益的安排,还是一个简单的我们所说的对皇权的抗争,这里面都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