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uo Zhitian (罗志田) on Zhang Kaiyuan (章开沅)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search on history

Posted on

 捕捉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

罗志田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2015-11-21
For the original website please see here.

在章开沅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数月前曾得朱英兄示,《章开沅文集》即将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闻之欣喜不已。今则皇皇大著,已在眼前。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时心情,正司马迁所说的“心向往之”。《文集》共十一卷,一至三卷收录先生五十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论著,四至五卷是有关张謇的研究,第六卷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方面的论文,第七卷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取证,八至十一卷则是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
开沅先生其实是我的业师,虽然为时不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适先生在邻近的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研究(1990-1991学年),林霨(Arthur Waldron)师遂请先生客座,给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辛亥革命的讨论课,我便在那里师从先生。刚开始彼此不熟悉,记得先生某次还笑眯眯地说,这个繁体字我们罗先生恐怕认不得吧(盖那时在美国念书者不少是学英语出身)。我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开始就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像我这样有点叛逆倾向的,在国内便对此不以为然;而先生在美国特别讲此,并不“入乡随俗”,倒让我很佩服。
后来过从渐多,课外也时常请教,真是获益良多。那时曾写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便得到先生具体的指教。受教之余,遂产生了回国后追随先生到华中师大任职的想法,并曾向先生提及。先生大概以为我是说客气话(那时拟毕业后回国的确实不多),仅漫应之。后来我将毕业,先生确知我要回国,乃托曾在普大进修的陈时伟兄带信,欢迎我去华中师大。但人生缘分,有时就悭一间。陈时伟兄那时已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恰遇他导师转校,随往哈佛,自己也在奔波之中,信带到时,已是半年以后,其时我已确定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了。
长时间追随的机会虽然失去,短期的师生之缘却一直是我珍贵的记忆。因国内多以在某师名下念过学位视作列入门墙的标准,我亦恐有辱师教,故未敢公开表出这一段师生之谊,谨在私下通讯时以师相称而已。2005年先生八十华诞,华中师大曾开学术研讨会庆祝,我才首次在与会的拙文末尾略及这一渊源。
普大一别之后,开沅师仍诲我不倦,一直关注扶掖我的学术“成长”。前辈风范,感人至深!而先生的学问言说,更直接影响着我的治学。每读先生文字,或有机会面聆雅教,便有所得。
开沅先生的史学,向以识见和裁断著称;即使讨论具体史事,也都逾越所谓“就事论事”的层次,具有更深远宽广的关怀。如先生曾提出,“研究辛亥前后历史,有两个名词不可不加注意,一曰风气,一曰潮流。”我的感觉,不仅先生对辛亥前后的观察如此,他的整体研究,也都注重时代的风气和潮流。先生曾注意到,在20世纪初年,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非常注意利用这既存的信息网络,而上海也正是以东京为中心的留学生舆论在中国大陆的转口集散地,结果形成一个传播革命舆论的“东京-上海轴心”(《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章开沅文集》第3卷)。
窃以为这个“轴心”或不止于传播革命舆论,当时与革命党人竞争的言说群体,大体也存在类似的“轴心”。若依先生的提示,把更多的注意力由“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转向“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无疑会促成晚清史研究较大的新突破。
先生又曾指出:1903年时的上海新人物,正因“他们面向未来,因而敢于否定过去”(《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章开沅文集》第6卷)。这更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不仅适用于辛亥革命前的趋新人物,大体也适用于进入民国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各式各样的趋新人物。中国读书人从清季开始的反传统倾向,基本都可由此视角去认识和理解。
先生一向主张研究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看问题。他特别赞赏法国史家布洛克所说的,“要揣摩前人的思想,必须先将自己的思想让位”(《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章开沅文集》第10卷)。很多人爱说“同情的理解”,而陈寅恪说得极为深透,先生多年来便“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
能常对人言者,当然是自己治史的心得。先生的研究,一向秉持“了解之同情”的取向。如清季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虽已有三民主义的观念,但多如戴季陶所说,往往侧重于其中排满的民族主义一端,可说是“一民主义”。川人雷铁厓于1907年便曾说:“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段话是有些“种族主义”成分的。但先生在引用后指出,那时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故其“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这就透过言说本身看到了立言者的言外真意,从而点出了当时相当一批人言说的实际指向。
以上不过撷取先生并非“代表作”的几篇小文中的见解,已如此振聋发聩。类似的睿见,在《章开沅文集》随处可见。则文集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全局发展,是先生的持续关怀之一,而先生总是能预见到发展走向的问题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国近代史”(见章先生2001年10月3日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过去一些学者以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这一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多少针对着这样的看法,同时也隐约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专业便“目不斜视”的学者。
的确,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都还大有研究的余地。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古今中外”的大语境中思考和推演,才真正能见其大。严复曾说,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盖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这样看来,不熟悉宋以来的历史,很多清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就不容易认识清楚。
同时,清儒素重汉学,读书识字的功夫超越昔人。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即使像梁启超这样有意面对一般人立说者,也随时都在引经据典。后人若不熟悉其并不注明的引文,几乎无法了解其言说的实际所指。而近代中国受西方以及日本的影响之大,更已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若不熟知近代西方和日本的发展,会大大束缚研究中对中国事务的了解和认识。可以说,“走出中国近代史”实在是最有针对性也最具启发性的提醒。
这方面先生也有具体的示范,即提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研究,要注重“三个一百年”——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以来的一百年,以及今后的一百年。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并不充分,则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准备是不够的。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对这样的时代巨变认识不足,研究自有缺漏。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后,世界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如经济发展与人文精神流失的紧张、“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并进等,都影响到人类今后的命运,很难选择单向的解决,只有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才能有更深入的领悟(《辛亥百年遐思》,《章开沅文集》第3卷)。
且开沅先生不仅提倡别人“走出中国近代史”,他自己早已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关照着整体的史学。很多学者讨论的“史识”,先生也非常重视,多次言及。在一篇小文中,先生在探讨史识的同时,进而提出“史感”的概念,说出了不少人(至少我自己)想说而没说的话(《因诗悟史》,《章开沅文集》第8卷,下同)。
先生由诗言史,通过苏东坡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名句,强调“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他“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在先生看来,“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既需要史识,也需要史感。
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就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晚清张维屏的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并不流于黯然的伤感,而以“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结尾,同样寓史感于“千古”之中。两皆如柏格森所谓引入空间观念的时间,将“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
先生特别指出:“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窃以为,史感虽非与生俱来,仍有资质禀赋的一面。现在大家都注意“学术正确”,所以老师不太敢讲天赋。其实毋庸讳言,治史确有靠天分、直觉的一面。史感好不好,人与人的确是有差异的。但这方面的能力又是可培养的。就像游泳一样,有的人“水感”好,这样的人相对较容易进展到“水性”好的程度;但游泳终是人人都可学会的,且一经学会基本可以终生不忘。识力或多靠解悟,学力则凭积累,是可以训练、可以培养的。先生强调“史感并非与生俱来”,正是要鼓励治史者在实践中“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
治史到此境界,就不致囿于研究对象的时空界限,也无所谓“走出”与否了。且开沅先生虽是学人,却是立德、立功、立言兼具的。他年轻时便有报国救亡的经历,听说后来也几次有“大用”的机缘,却因经常口出“真言”,都擦肩而过。惟人生之阅历,总蕴涵于学问之中,又出于学问之外。像开沅先生这样识见宏通的大家,如王阳明所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此次《文集》为读者考虑,各卷独立出售,则专家与非专业读者可以各取所需,于无物不照之中,领会先生随感而应的智慧。
先生有一句众皆熟悉的名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文集》的出版,是先生史学远航中的又一步。对先生个人而言,或类似水手的“航海日志”;对后辈学人来说,则不啻船长的“行驶海图”。愿与《文集》的读者分享先生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彼此努力,在史学的涛涛瀛海中续航。

文汇学人 · 学林 2015.11.20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