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Chen Chunsheng (陈春声) on the importance of fieldwork for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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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

陈春声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20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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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记·栏目寄语
                                                                                           田宓
中外传统史学一直不乏实地考察的先例。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有明显的实地考察的印记。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学术在中国的确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调查”方法引入国内,并逐渐受到多方重视。基于现实的关怀和学理的逻辑,李景汉、陈翰笙、顾颉刚、钟敬文、杨成志、梁方仲、傅衣凌等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分析对象出发,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展开调查并予以研究。在各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兴起了“社会调查运动”的风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调查资料。1949年之后,伴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学者们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些调查资料至今仍是从事相关研究时的必备参考书。自1980年代开始,社会史研究兴起,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对话不断深入。在这一背景下,“田野调查”作为一个“新事物”,重新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线。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倾听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成为明清史领域不少学人为之努力的方向。在这个方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一些带有“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学者,在198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先导性的探索,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系列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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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当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选择《经济·社会史年鉴》作为一个倡导“整体历史”理念的杂志名称时,就已经注意到“社会史”实际上是一个汤盖了人类全部社会文化生活的学术领域。正如马克·布洛赫(Mare Bloch)在《振兴史学》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而最终会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马克·布洛赫

这样的理念逐渐被西方史学界所接受,社会史因而成为厉史学中最开放的领域。由于其课题的多样性,跨学科的方法和新的学术思想的不断涌现,社会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史学家的注意。根据80牟代初的一项统计,1948一1978年间,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印第安纳、密西根、威斯康辛、柏克莱、斯坦福等8所著名大学的历史课程增加了1.13倍,而其中社会史(包括移民与种族、劳工、黑人、城市、妇女与家庭等领域)的课程则增加了12.57倍。对同一时期《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y Review)三本权威学术刊物所发表论文的统计表明,在历史学论文增加0.65倍的情况下,社会史研究的论文增加了2倍。社会史研究的源源不绝的活力,来自于它从不圈定自己的领地,始终保持边界的模糊性,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内部各要素和各组成部分的复杂互动关系,并尽力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的学术传统。

因此,中国社会史研究应不急于讨论“社会史”的定义、对象、研究范围之类的纯理论问题,而是先拿出一批资料实在、学风谨严,既富于时代气息,又具有学术生命力的具体成果再说。学术史一再通明,最有价值的作品往往不是那些高谈宏论,而是可能一开始会被看不起的所谓“微观”的研究。当然,进行具体研究时必须有良好的学术史素养和开阔的眼界,能见微知著,通过个案或局部的研究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历史”,但其代表性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中国许多老一辈的社会史学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如已故的傅衣凌教授就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互相纠缠、互相作用而形成的“弹性”特点,并通过一系列区域的、专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些特点。梁方仲教授最卓越的学术成果之一,就在于通过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整个社会的变迁。

随着近几十年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相互影响、渗透,小社区的社会变迁日益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人们发现,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而在小社区研究中,用野调查(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的方法就成为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把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是一个自然村,也可以是一片有相近文化特征或社会经济关系的地域)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来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因此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许多经典性作品,例如30年代陈翰笙教授对华南农村的研究、陈达教授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陈序经教授等对蛋民的研究,都是以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

▲陈春声教授在乡间访问

近年来,我们广东、福建的几个中青年同行,在老一辈学者的帮助、指点下,与海外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合作,开展华南社会史研究。我们同时在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莆仙平原和闽北地区的若干社区,对宗族、民间宗教、风俗习惯、基层社会组织和乡村生活方式等向题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实践中,切身体验到这种研究方式具有单纯的文献学工作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族谱、碑刻、书信、现长本、契约、民间唱本、宗教科仪书、日记、笔记等等,这些材料在一般的图书馆是无法获见的。更为重要的是, 在调查时可以听到大量的有关族源、开村、村际关系、社区内部关系等内容的传说和故事,对这些口碑资料进行阐释,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置身于乡村基层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踏勘史迹,采访普老,尽量摆脱文化优越感和异文化感,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这种意境是未曾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岭南乡村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倡导小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毋须讳言,目前我们所沿用的整套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和学术理念都起源于西欧,将它们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和学术规范,常常会有“削足适履”或“圆凿方钠”的情形发生。许多中国人特有的观念,是西方的概念体系中所缺乏的。

至于勉强对译,意义不尽相符的情况就更多了,如“宗族”不等于Lineage,“商利”不等于commercial profits等等。因此一些老一辈学者尽量在其作品中采用中国人自己的概念体系来进行分析,如曾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游学十三四年的陈寅洛教授,在其里程碑式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采用的就是“仪礼”、“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这种带有明显“本土意识”的分析架构。当然,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还是一项十分长远的任务。但在基层的民间社会中获得的本土性的文化体验,无疑是推进这一学术迫求的强大动力。

作者:陈春声,中山大学来源:《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注释部分省略。栏目编辑:田宓,内蒙古大学

编排:@十甫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