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 Dengmiao (沈登苗) on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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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不同看法

沈登苗

来源:明清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201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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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民科”vs“学院派”常常会成为网上论战的导火索。如果说上文张伟然老师对历史文化地理的思考是“学院派”的叙述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则是“民科”沈登苗先生对历史文化地理的不同看法。大家会站在哪一边呢?

葛剑雄、华林甫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以下简称《研究》,该文涉及的论著、论点不再另注出处),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上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历程,展示了该学科的发展前景,读后使人大开眼界,启发良多。然令人略感遗憾的是,《研究》第二部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的第六节“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论述篇幅过于单薄、回顾时段过于简短、择取内容过于集中、推介研究人员过于专业,以致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成果。笔者不揣冒昧,欲对此作一补充,并就20世纪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特征、成果评估、学术主张、发展趋向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行家。

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之景观

《研究》全文约4.5万字,除去首、尾,正文3.5万字,涉及研究人员200多人、论著400多篇(部)(以下“部”字省略)。介绍历史社会文化地理部分约0.24万字,提到作者27人、论著35篇,分别约占正文的1/15、研究人员的1/10和文章篇数的1/13,信息量在历史人文地理的七个分支中处于平均值。作者之所以作如此安排,基于该分支“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事实并非如此

1.历史社会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起步最早的分支学科之一

《研究》对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论著的介绍,上下限是1986-2000年(内《顾颉刚纪念论文集》出版时间不详),即上世纪的最后15年。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几乎与历史地理同步,其成果早在禹贡学会成立(1934年)及《禹贡半月刊》发行前就问世。常被学术史点睛的论文有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卷1期,1924年)、张耀翔的《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4卷1号,1926年)、《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1481号,1926年)、黄炎培的《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人文月刊》2卷6期,1931年)、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3卷3期,1934年)、潘光旦的《近代苏州的人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卷1期,1935年)。论著有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1947年)。论集如吴越史地研究会编的《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江苏研究社,1937年)。据粗略统计,仅20世纪上叶研究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论著就有数十篇,且多数出自名家之手。正是前贤夯实的基础,才使半个世纪后该学科发展势头强劲。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科学》8卷1期,1923年)。此文在代表当今中国人文地理研究水准的《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中也有一席之地。

2.历史社会文化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发表成果最多的分支学科

要恰当估算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的数量,就得确定何谓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窃以为,通俗地讲,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就是一定时间、空间发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及其分布。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区(地)域文化史往往重叠,也与社会史关联。如《研究》收入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其列入区域文化史、经济史或社会史、徽学等也都没有错。而《研究》中如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等8篇论著,本身就以地(区)城命名。故相当一部分区域文化史、社会史方面的论著,如徐吉军对浙江区域文化史的长期探索、陶用舒对湖南人才的系列研究、吴仁安对明清江南著姓望族的切实讨论,以及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那样的专门史研究和罗运环的《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文论丛》,1998年卷)、张景秋的《1900-1970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与回顾》(《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这类学术史回眸的文章等也基本能划入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个研究的层次问题。如果把短小精悍的普及性成果──刘岩的《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也入主世纪回顾,那么,90年代盛行的普及性区域文化研究成果,如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地域文化丛书》,以及十部左右属人文地理学的通论性著作等,也大多可进入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框架。若按此衡量,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论著大概在500-1000之间。故以数量计,历史地理学中成果最多的分支学科非历史社会文化地理莫属。

以上两大特点决定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是20世纪中国人文地理乃至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核心分支学科之一,也是内容最丰富、最有魅力和最有现实意义的分支学科之一,研究人员的构成和成果发表的形式、载体也最为庞杂。

横看成岭侧成峰

以上情况,并非《研究》作者不晓;产生的分歧,皆因趣味不同。这也是我提笔的一个原因。《研究》该节取文有三个特点:一是当代的专业标准及其作者的学术倾向;二是各文本作者以历史地理专业出身或从事该专业研究为主体;三是论文发表在历史地理专业期刊和学报上的最多。但是,若换个视角,如按学术评估中较为通行的文章被引率来取舍,看到的是另一番风景。

资料来源:据对本人收藏的部分(200篇左右)发表在1902-2000年的相关论著统计。说明:1.统计以尾注、脚注为主;某一文意在同一论著中出现多次,也均按1次计;自引不计。

2.仅粗略地统计一次,没有核对,容日后再作详情考论。

被引5-9次的有13篇。其中9次: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限于篇幅,此13篇均不注出处)、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林增平的《近代湖湘文化试探》;8次:周振鹤、游如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含相关论文);7次: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张文奎的《人文地理学概论》;6次:潘光旦的《近代苏州的人才》、《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5次: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范金明的《明清江南进土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肖启庆的《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陶懋炳的《论我国文化重心南移成于五代》、何佑森的《两宋学风的地理分布》。

不难比较,上述论著的作者构成、涉及题材、发表的形式、时间等与《研究》大异其趣。除了卢云、周振鹤和游如杰、王会昌等的三部专著重叠外,被引率较高的论著都没有入围《研究》;而《研究》中的论著都鲜有被引率。这颇有玩味。也许上述文章能否也属文化地理(故标题暂且称“论著中”)仍可斟酌,作者调查的文献可能会受兴趣的影响,统计的精度也不是很高,但离客观实际不会太远。因为,即使按《研究》的论著考查被引率,也大致如此。再如,被《研究》誉为“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第十章,讲的就是历史社会文化地理,该章的参考文献除去作者自引,《研究》中的34篇,仅有5篇列入参考,而本文的24篇,却有8篇(其中2篇重叠)胪列,且大段被引的文章基本上是本文析出的那几篇。事实上,除了入选本文的3部专著,《研究》中该节的其他论著似乎鲜被人提及。当然,我并不是说被引率低或无的文章就没有价值。也许这与文章发表的前后及传播渠道有关,然重在首创、客观地展示一个学科从启蒙到成熟的历程,推介若干不同时期的、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作品,正是学术史回顾的基本任务之一。

此外,《研究》收录的文章所讨论的时段和内容也过于集中。作者虽也推崇邹逸麟、吴松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的建议。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的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也始终以明、清及近、现代为主体。如专论近代湖湘文化的论著就超过半百。《研究》中标明(或较可以区分)时代的论著共计23篇。其中,讨论宋及以前的有16篇,尤以秦汉、两晋为甚;兼跨宋及后的2篇;分析宋以后的仅5篇,其中元、明及近代的专项研究均空缺。再看分析的内容,《研究》似乎也不够全面。如在“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部分,共有12篇论著,有9.5篇的题材集中在方言、宗教和风俗三个方面,而与文化地理联系似乎更为密切的、成果也不少的藏书楼、刻书业、书院的分布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直接制约区域文化盛衰的学额和会试的区域分配等要素的专题研究也都阙失。再如,最热门的课题──科举人物的分布和文化中心的变迁等专题研究也没有。容笔者直言,《研究》重点推介的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严格地说是一项成果汇编,内除胡阿祥的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该文已被《研究》单独列出)外,其它基本上是“文化要素”论著的重复。这与研究时段和内容大面积空白、许多经典被拒之门外、甚至20世纪我国为数不多的学术大师及国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社会史专家撰写并业已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论著也只字不提的语境,显得不那么和谐。事实说明,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薪传者甚众的学科的百年盘点,仅靠当代部分(确切地说是作者的同事或比较熟悉的)专业人才的成果是难以涵盖的。(按:第一作者葛剑雄教授在《研究》全文里,对自己的成果仅一笔带过,体现了大家风范)。

历史人物之分布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人物是文化地理的首要表征。当前,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争,也大抵是历史名人的地域归属之争。从先秦到近代的所谓中国文化往往指比较狭义的精英文化;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者,一般也是消费型的知识分子。除农民起义领袖和军事人物外,极大多数的历史人物与教育、家学、师承、郡望、藏书等文化因子和支撑这些要素的经济条件关系密切。虽然,经济、教育、交通等发达、政治稳定的地区不一定人才辈出;但人才较多的地区一般是经济、教育、交通和治安较好的地区。如果说最狭义的文化是指学术文化(卢云语),那么,我的看法是,最狭义的社会历史文化地理乃至历史人文地理就是人物地理;人物地理与经济因素构成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流和核心。宗教、风俗、方言、郡望、会馆、移民、藏书、书院、学额、举额等因素,则是历史人物何以分布,文化中心怎样确立与位移的各种条件;这些东西可以单独探讨,也可交叉研究,但忽略了人物这个中心,往往不是难成主流,就是曲高和寡,抑或是建树主要在其它专门史。

故人物的地理分布成为这一领域人们最感兴趣的课题,成果也最丰富。其中最堪称道的是上表丁、陈、缪、何四文。最有价值的论文集是缪进鸿主编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然而,由于这些“流传甚广的论文和地图”(葛剑雄语)基本上是根据籍贯统计出来的,其结果与区域文化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至少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陈序经的质疑。近期的代表人物是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对按籍贯分布来反映区域人文升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按人物的“出生地和生长地”来处理更符合实际,或应“将与人才有关的种种因素叠加统计、综合分析”(《历史人物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葛教授的观点我也乐意接受,但具体操作,谈何容易?

张伟然先生曾试图实践葛氏的理论。他在考察南北朝僧人时,按“生长地点”为标准。但接下来操作时,又不得不首先声明:“本篇所谓生长地点,一般而言相当于籍贯”。张先生是实在的。若要清清楚楚地查到513位出家人的生长地点,恐怕他至今还不曾动笔,因为许多历史人物的出生地,本身就是历史学中的一串串迷、一个个结,若能逐一破解这些迷与结,就等于完成了一篇篇论文,而有些迷、结是一时三刻所揭不了的。君不见,前几天沪上文化界人士不正是在为当代名人宋庆龄的出身地而忙碌吗?更何况是千年前的、包含两个意义的“生长地点”──出生并成长的地方。尤其是在量化考核业绩的时代,有多少学者有这个能耐,这实在是个问题。故葛教授的观点提出十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见到按“比较全面的指标”研究历史人物地理分布的成功例子。收入《研究》中的9篇关于人才地理分布的论著,似乎都是按籍贯统计撰写的,研究的方法与拙表中的文章并无二致;而有的论文,如叶忠海的《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恰恰是以缪进鸿、丁文江、陈正祥的论据做基本史料的。如此取舍,似叫人难以信服。

希望——精度和交叉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众多,且发展势头强劲。但无庸讳言,高水平的文章不多;有相当多的论文可写可不写,或者说是为了职称而写。不要说“全面论述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专著”没有问世,就是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也乏力作。如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不仅是历史地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全面系统讨论先秦至近代的中国文化中心迁移的论文至今仍没有出现(陈正祥重点讨论止宋)。再如,区域经济与文化、教育、人才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讨论,恐怕还没有真正展开。在科研队伍里,更没有出现像旁支学科,如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中形成的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那样的黄金组合。要提高学术品位,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要做的诚如《研究》所概括的“提高研究精度”、“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要提高研究精度,首先要缩小统计的单位,同时,尽可能采用比较权威的文献和吸纳较多的对象。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研究。用单一的史料往往会以偏概全;要比较客观地点评区域文化,就要进行综合的分析。最近20年来,我国历史科学研究成绩斐然。经济史、教育史、人才史、科技史,交通史、人口史、移民史、社会史和区域文化史等相关学科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人们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我们的努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研究》对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介绍虽无门户之见,却有近水楼台之嫌;采撷的文章虽不乏力作,但没有网罗经典;厚今薄古是学术史回顾的特色,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对象界定都可以商榷,但对前人(20世纪前80年)的成果和不符合自己理念的、哪怕是“流传甚广”的论著也一概不表,对学科的自身建设并无益处。又由于权威人士在权威论坛上所作的世纪回顾,不仅是对学科已走过的历程的总结,更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故当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在新世纪启航扬帆之际,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结构布局、趣味倾向和存在问题作一些即使幼稚的探索与争鸣,也不无意义了。而积极开展严肃、认真的学术争鸣,不啻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界的呼唤。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2003年12月18日第005版,原标题为《我对葛剑雄先生大作之管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作者:沈登苗,浙江人,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