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Qin Hui (秦晖) on the natur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s either political or r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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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秦晖

2015-11-09

文 | 秦晖

摘自《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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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后,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如今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中国台湾、泰国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少国家独立后长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乱到卢旺达、索马里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为选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治安问题严重,曾被我们一些人引为民主有害的证据,但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同样,辛亥以后国人告别帝制也是义无反顾,民国再“乱”,复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成功”—当然,有人说它没有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对此我们姑置不论,但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是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一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一党专政的。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因此,虽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搞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所谓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日本式立宪就是要学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实现的“周秦之变”,它是要维护“秦制”、维护君权的。而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虽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国女王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其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要的共和制可以说并无区别。

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知道这一点。如革命派的汪精卫说:“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而立宪派的英国式立宪,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说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而革命派也有人接过这种说法,把自己(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野称为“排满论与政治革命论”的区别。

原来,革命派之所以反对保留君主,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要以“反满”为号召,满族是征服者,必须赶走,如果说汉人皇帝能否保留还可商量,清朝的满族皇帝那是绝不能保留的。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句话说,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

可见,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而清廷的“立宪”却是要维护帝制。追求如此南辕北辙,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异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别无他途。而立宪派则留了一条皇帝若能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就不必强求废君这样一条和平变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坚不放弃皇权,那立宪派们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齐要动蛮”的。而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决不愿意当“虚君”,那革命终归就很难避免了。后来也正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中国传统的反对势力(会党、民变乃至朝廷内部尾大不掉的军阀政客之类)汇成大潮一齐“动蛮”,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

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满族皇帝?

由于近20年来人们了解的立宪派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而现在凸显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实质矛盾,即是否要“排满”的不同,按今天的价值观显然又是立宪派更为进步,他们“更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汉族独尊,而革命派则显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见和狭隘报复意识。再加上立宪派和平改革与“动蛮”两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论更符合当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陆,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已经是蔚然成风。区别只在于有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不宜褒此贬彼,有人更走上指责革命派、独褒立宪派的思路,至于那些认为连立宪派都是太“激进”(如上所述,就事实而言他们确实相当激进),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宪(其实是次于日本式的立宪)设想的主张,也已经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宪派的代表性学者侯宜杰先生而言,他考证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势成水火其实只是国外“政治侨民”中的现象,根源在于海外生存环境下对有限的华人捐款和人力资源的争夺,(秦按: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侨民”中的极常见现象,并非只有中国政治侨民有这样的“劣根性”)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上南辕北辙。而在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况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别就很模糊—正如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也很模糊一样。而后来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发动的。所谓立宪派“逼革命派妥协”,甚至“窃取革命果实”等等说法,也是不公正的。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所谓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具有个人性质,正如革命派之间(如同盟会与光复会)或立宪派之间(如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国内的张謇、杨度)的矛盾一样,也没必要都认为是理念上的冲突。

笔者以为这些见解都是极有价值的。基于这种见解,现在很多人都为立宪派的和平改革设想未能实现而扼腕愤叹,认为君主立宪制其实是当时中国最有利的选择,如果能走这条路,中国后来的政治现代化会要顺利得多,没准就成了日本、英国了。而这条路之所以没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进”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认为关键还与清朝皇室是满族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当时是个汉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满”就没了理由,朝廷的“恐汉心理”也不会那么重,君主立宪之路是很可能成功的。

历史当然很难假设。不过我却认为,对立宪派的重新评价当然很应该。但是由此就说立宪派的设想有多少可能,确实不好说。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不相信“革命”就是“历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从既定条件出发来估价事件发生的几率的话,我认为恰恰从“中国传统”来说和平立宪的可能是极小的。即便当时中国是个汉族王朝。当然,传统并非固定不变,中国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机会,但在那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历史背景。下文我们再详细道来。

 

辛亥研究,如今细节是越来越清楚,

而背景却越来越模糊了

说细节越来越清楚,是因为这些年来,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对辛亥当时以及前后的有关人和事的考证有了极为可观的进展。这些细节廓清了因1911、1927等几次大变局造成的主流叙事大摆动而被当事者、尤其是胜利者一方推销的、乃至垄断的种种话语,各种神化与妖魔化的说法逐渐受到了史料的检验,新发现的史实林林总总,总的来说就是发现“革命”者未必那么激进,“保皇”者却也相当进步。胜利者不那么圣洁,失败者也不怎么肮脏。革命派其实会党习气多于“共和”精神,而立宪派追求的是“英国式”宪政而非“日本式”宪政,其激进程度看来也与革命相去不远。甚至连清廷,从新政的决心“远超戊戌”,直到“清帝逊位诏中体现的共和真谛”,也于立宪派乃至革命党不遑多让乃至有所过之。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面,如果这革命、立宪和清廷等诸方据说区别其实不那么大,而变革的后果却又非常不理想—这里指民国的“乱象”和宪政很长时间不能走上轨道。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专业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年来在辛亥前后历史细节的考证逐渐清晰的同时,这场革命的宏观背景却越来越模糊。由于过去这些年来对“中国传统观”、“中国历史观”认识的多元化,对“帝制”的评价本身越来越成了严重的问题。与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极度反感帝制、而辛亥以后尽管时事日艰,拒绝帝制的全民共识却毫无改变的情况大异其趣的是:如今的人们似乎对帝制有了一种越来越带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这种描述,是否应该否定帝制本身都是个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别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时代的人们(绝不仅仅是革命派)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他们当时如此决绝地不惜“动蛮”也要摆脱帝制,却为什么宪政大业前路曲折?过去教科书都说辛亥以前,或者说晚清以前是专制黑暗、“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而现在从一些洋人开始,时兴说中国从来经济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爱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风先生的说法叫“儒家宪政”)、伦理上更是尽善尽美的桃花源。如果说晚清以前确实不错,以后为什么就不行了?是因为传统弊病导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乱循环?是某种“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使中国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期”?还是西方来的祸害毁坏了我们传统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响的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要对此负责?

同样地,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过去都视为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近年来怀念民国的风大起,经济上的“黄金十年”,外交上从“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都获得高度评价。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天灾,仅就相对和平时期与地区而论,那么由于经济社会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变化模式由传统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发展中阶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在中国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而就是开始在民国时期。这是真的吗?

显然,对辛亥的认识离不开对其前因后果的认识,否则细节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剧,如果剧本糊里糊涂,演员再怎么活灵活现,观众还是会一头雾水。前面说过,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那么我们对辛亥这场活剧的了解,就要从帝制的兴衰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