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n Liu Jingzhen (刘静贞) on publ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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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

刘静贞

2015-11-09


【作者简介】刘静贞,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开封)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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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宋史还是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历史?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

既然我的研究兴趣在“人”以及人所处遇的生活,也就不能不关注人所经历的时空,更何况开设的课程既以“宋”为断代,当然不能不正视“宋”这个朝代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因此,“宋”这个朝代是怎么来的——宋的政权从哪里开始、如何结束,其政权的性质,维持政权的手法,还有政治力道的方向等政治史的议题,即使是探讨宋人生活文化,也依然是必须追究的时代要素。

朝代史本是中国历史分期的特色,也是中国历史的发展特色之一。近年学界不断有打破朝代的呼声,这的确开阔了研究者的视界,得以鸟瞰长时段,发现大问题,然却也使某些议题无法进入视线,或是失焦甚而隐没。朝代史之断代原是以政权的得与失为其基本考量,历史叙述与研究自然不可能舍弃政治史这条主轴。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与历史记述之间,其相应或扭曲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当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关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前人曾经为了他们所关心的政权之兴替、社会之变迁,提出研究的方法与方向,而身处现在的我们,该如何在那些或成或败或曾以成败论断的故事中,找到我们自己阅读的方式?

二 政治史寻踪

无论东西方,历史记述原本都是作为贵族之学而存在,只有贵族才能学习历史,也只有贵族才需要学习历史。学习的重点,正是其政权的来历、政权和其地位的传承关系及其正当性,更重要的是确保政权的方法和经验的传递。与之相对,庶人祭不过三代,是否就是为了切断其历史记忆,断绝其与过去的关系?这样看来,历史这门学问的确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挂钩,历史记述的重心原本就是政治史,其内容、目的的政治性,是面对资料时不能不有的警觉。这里且先回头看一下由此而生的“历史”对我们认识过去究竟有何影响?

回到“史”的诞生,学者对“史”的渊源、意义,或有不同解说,但基本上都同意这是一个负责“记事”的人。不过,对于“从右执中”的“中”,则各有分说,沈刚伯引《左传》南史氏“执简以往”,认为是象笔、简之形。这与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典出同源,如此一来,“史”就不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他所写的事既是国之大事,也就有是非对错。但那其实与我们今日对“事实”的认知有着某种距离。

这样的距离,需要透过研究而被理解。董狐写“赵盾弑其君”,得到孔子“古之良史也”的赞美,但是就连赵盾自己都有着疑惑:“弒者赵穿,我无罪。”董狐的回答是:“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左传·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在这样的解释背后,其实隐含着封建家族长制下理所当然的政治文化思维。回到春秋时代,面对礼制松动的历史变化,身为史官的董狐,是基于他对周政权来历的认知,有着他对既有体制当如何维系的理解,这成为他所坚持笔诛的真实,而非实际动手弑君与否的真相。

称赞董狐为良史的孔子,“作”了可称为中国第一部史书的《春秋》。孟子说:孔子写的是齐桓、晋文之事,而孔子真正要传达的则是周天子统治的那个“大义”(《孟子·离娄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于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认为其效果是“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可是,孔子作了《春秋》以后,乱臣贼子真的收敛了吗?春秋两百多个诸侯国,由于诸侯杀大夫、大夫杀诸侯、诸侯杀诸侯、大夫杀大夫,进入战国,只剩七雄。事实上乱臣贼子都变成了新的君主,设官僚以郡县统治编户齐民。所以,孟子的话其实应该是个问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也或许竟是如当年刘子健先生说的玩笑话那样,是“乱臣贼,子惧”。而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看来,《春秋》及三传乃预言书,是战国时期某些国家为证明其国君的正统性,故借着书写春秋时代的史实,预言新王者的出现(《中国古代の予言书》,东京:讲谈社现代新书2000年版)。

无论是对旧有秩序的坚持,还是根据新动向书写历史,“史”(官)们在具体的记言、记事中,监看着各诸侯国是否遵行礼乐仪制,借以确认他们是否尊奉周天子的规矩法度。他们对真实的坚持,虽然成为可歌可泣的道德表现,但背后其实有着在政治斗争中宣示“正统”的企图。不过这种政治性隐藏在故事的叙说之中,他们对政治成败的解释,对政治道德的要求,成了后世读者认知下的真实。

当然,现代的政治史研究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政治史这一个源头,从表面上看,政治史在20世纪中后期没落了,起而代之的是社会史、文化史。但是如果细细追究一下,无论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的背后,其起始原本都有政治思考在其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起于他由下往上的政治反思。马克思讲生产工具、生产所得、生产分配等,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势力如何掌控了经济生产,引为资源,而得以发展其政治势力。至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狱中书简》,之所以讨论文化霸权,目的亦是在质问现有政治力的正当性。他觉得他的革命理论明明讲得那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还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所以他在狱中所思索的,就是要如何去翻转政治力背后那些未经大众思索然已变成文化意识形态的那些想法。而这也是傅科(Michel Foucault)提出“权力关系无所不在”的基本理念。他们都绕到政治背后,试图解构联结到国家的政治力量。就连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写《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也是把民族主义放到文化脉络里面,谈的是文化认同的认知过程,但那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这些原本为讨论国家政治权力而触发的课题,发展到后来,却因为缺乏学术史的衔接,一面倒地转向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原本有一个从帝国到你、我的转折。从精英转向大众社会的历史变化,背后有科学、民主等现代质素为后盾。所谓由政治到社会的转向,本来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反思,所要寻找的,是作为国家对立面的社会;自然村、社会共同体等研究的发展,是为了找出足以与政治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力。但到了后来,这个最初的出发点却被大家忽略了。表面看来,我们是直接进入了社会,去观察其构成、运作,但关于社会人如何跻身政治圈的考察,是政治力如何收编、瓦解、安排社会力的上位考量,还是社会人如何渗透、调节、翻转国家权力结构的下位思索?以宋史来说,家族史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可是为什么要关心家族的盛衰?如何定义家族的盛衰?所谓的社会流动,若是以谁考得上科举来考察家族的重要与否,则所探问的其实有其政治意义,只是谈久了,忘记了原始初衷,忘记了本来的课题,也就会开始疑虑,自己做的到底是社会政治史,还是政治社会史?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曾有位教授萨孟武(1897~1984),他在教授中国社会政治史课程时特别强调,他要讨论的是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所以是社会政治史,而非政治社会史。他有三本很有意思的书:《从西游记看中国政治》、《从水浒传看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中国家庭》。虽然讨论的对象是家庭,是社会,但切入的角度的确是社会、家庭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在政治圈中寻找社会关系。而杜正胜老师则说,他写《编户齐民》,是在政治史料里面去寻找社会讯息。但也正因为这些原本是帝国为了掌控社会而搜集的资料,所以我们固然可以从兵制里面看到人如何被分为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有所谓的老人,产生年龄层的概念;也可以在收税的资料里面,看到贫、富的社会差异。然而追根究底,资料本身既是出于政治的需求,解读之时若未能有所警觉,则在视角的把握上以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面向上即有所限制。

三 以公众史学为视角

public history的中文译名现在并未确定,或译为大众史学、公共史学,我本人则倾向译为“公”“众”史学,一方面想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概念相联结,以回应中国既有的“公”概念的暧昧与模糊。所谓公家、公用,到底是政府部门专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是汉字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更是传统与现代联结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望强调由人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众人彼此间,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希望对所谓结构论、类型论有所省思。

公众史学不只是译名未定,就连public history在西方世界也未形成共识,如popular history,applied history,history marketing,也是大家的各自理解。不过,基本上都强调历史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参与,即在理念上是期待历史写作不只“由上而下”,在实务上则关心历史知识如何在社会大众间交流应用。这些乍看之下,似乎与政治史研究无关。但是无可讳言,这里面有着历史诠释权的争夺,专业历史学者是否是唯一的知识提供者?公众是否只能单纯被动地消费历史?双方是否能够平等互动,共同写作历史?因此,这不只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有政治的意义。或者说,这不只有政治的意义,也是历史学的问题。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结,是带着问题的对话。过去一旦过去,当然就过去了。但看似已过去的过去,却还是现在的一部分,如何知觉,如何面对,又是哪一部分的确需要思考与认知。这几年上课时,我都会在第一堂课请学生试着讨论一个问题:如果在自我介绍里面没有任何过去,能够自我介绍吗?其实说到最后,如果在自我介绍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就连“我”这个字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说“I”(英语),为什么不说“哇”(台语),为什么不说“ねたくし”(日语),为什么不说“Ich”(德语),为什么不说“Je”(法语)。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发出“我”这个音,也是源于过去的经验。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过去跟现在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且引《萝拉快跑(Run Lora Run)》这部影片中萝拉男朋友的一句话,他逼问萝拉会如何面对他的死亡,萝拉说:“我怎么知道,什么烂问题……”于是他说:“我知道,你会把我忘了……你一定会,否则你没办法活下去。”

的确,我们既需要回首,又不能沉湎,有时人因为无知而得以奋力向前,有时则根据过往的经验而有了前进的动机与动力,但有时却必须忘记一些事情,才能够面对现在,展望未来。因此,过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暧昧,对不同的人而言,事情各有轻重,牵连的过去也不一样。

历史无法承载所有的过去。有限的篇幅曾经只留给人们认为重要的人与事,史家认为: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弱势群体,如底层民众、女性或是弱势族群,只能受时代播弄,不曾影响大局,所以无必要人史。但是,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原本被差别化、被认为不需要受历史关注、不需要进入历史的无足轻重的底层民众与非主流群体,或是因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发现了他们在历史运行时的地位,或是因民主思维的浸染,主动要求进入历史之中。

公众历史既起因于一般社会民众的要求与参与,自然要让不同的人提出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但这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还是历史知识在大众之间的交流?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期待公共空间之存续,好让人们享有彼此交流的机会;唯在企求外在空间建置前,面对不能以对错轻易分类的多样性人事,研究者或许更需要先反求诸己,即力求知觉、反省自我的位置与视角方向,进而承认周边人的多元存在,并尊重他者不同的选择。

政治史的视角一向是由上往下,无论是政权的争夺,还是秩序的巩固,一般都是从统治者出发,一旦视角转换,由下往上,在寻找社会力时,是否会在赵世瑜所强调的社会史研究范式中被消解收编?政治史当如何自处?在所谓的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当如何相互定位?或许不需要非黑即白的决绝两立,真正必须未雨绸缪的,反而是如何坚持政治史的“政治”性。就如同文化研究一旦放过了政治角力,便有可能在节庆狂欢中忘了除魅初衷。如果说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权力问题,并且把权力视为一种影响和支配他人的能力,那么要保有政治史的核心关怀,重点便不在人物的身份、朝野的分别,而是议题与取径是否具有政治意义。

易言之,如何在既有资料的阅读之中,跳出传统帝国看待民众事务的视角,借着对现代性(尤其是民主思维)的掌握与反思,以求重新审视统治者与社会间的关系,而不致落入过往以成败为是非的迷思之中。一个可能的取径,或许是从上位者的思考脱离,反向地认真思考弱势一方在权力关系中的挣扎,以期更有效地辨明彼此应对之间权力的移转动向究竟如何。就像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弱势的南宋在让金承认其地位并有效掌控社会的过程中,固然成功地收编了各方势力,却也是一种掠夺与压制的策略运作。如此,所谓的由下而上才可能进一步接纳多元,真正完成公众历史所期待的历史知识在社会中交流的公众性。

关于多元,或许我们该再看看德国历史教育学界关注的“历史意识”(Geschichtsbewusstsein)。由于受到胡赛尔等人现象学的启发,他们强调历史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所以学者们认真地追究历史概念在生活世界、教育体系以及学院中是如何地被理解与呈现。至于公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那些有用的或重要的过去(past),更是他们关心的重点。

我曾经处理过孟姜女的故事,在层层传讲中,孟姜女成了一个拒绝为了国家、社会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物,社会借她发声,强调家族可能比国家更为重要。与之相反的,则是杨门女将,她们继男性之后,为了国家民族牺牲身家性命在所不惜。从这截然相反的故事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以后的社会,面对国家政权的存续,不是只有一种态度。

承认公众表达方式及其内容观点的多样性,多元的相互尊重才有可能诞生。对于以科学理性作为唯一理性形式的观点,现象学提出了质疑,反主流不能以建立另一主流为出口,而是以能够进行讨论为目标。多数决定原则并不真正民主,如何看到隐藏的少数,或许才是公众社会真正的意义所在。从生活着眼,我们或许更容易看见不同的人生与想法并存在同一时空之中。向前看,我们期待多元的容纳成为可能;但回头时,追究其彼此或存或没的际遇,其彼此间的权力关系运作当也是不能错过的课题,甚且更需要多一分宽容,来看待那个尚无法彼此宽容对待的时代。

四 结语

本文其实没有结论,构思则历经两回转折,首次提出是2010年2月在史语所举办的第十九届历史研习营中,因应主题“史学的边缘与边缘的史学”,配合黄宽重先生谈“新政治史”,故以《新在哪里?——再见政治史》为题。但是同年3月在台湾青年学者的风檐读书会中,即改为《再见政治史——一个社会史研究者的反省与展望》。以“再见”为题,起因于我的第一本书虽以宋代皇权发展为讨论对象,但之后即转向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思维。重新再见,虽然呼应探问政治史的新可能性,但基本上仍是由下而上的社会史关怀。此次转以公众史学着眼,既望突破之前政治、社会的对立思考,回到整体史的脉络,更希望引入“公”共的视野,并以大“众”人生为思索关怀。

历史是一门教人如何回头的学问,不同世代的人们有着他们的关怀与认真,看似后浪推翻前浪的变化过程,其实正如不同人自有其应对世事的情境与选择,其足迹踩踏之间皆有后来者可参照之处,若是落入此是彼非的决然,其实是自我限制了视野。而我们在踩踏上前人肩膀之际,是否认真张望过他们彼此足迹间的关系,进而辨识出自己心的方向,也留给他人选择的空间。尊重、理解、同情,不只是对古人,也在我们彼此的课题之间。

在这个跨领域、跨学科的时代,如何在让步、并置和混淆中还能保有自我,的确是需要细致与深刻的思考,修正后的自我是否还是自我?或许就像政治史在议题、取径的不断延展中,并不只有政治,但绝不能没有政治!